第五節 《文筆式》創作論
2024-10-13 10:38:52
作者: 吳廷璆
《文鏡秘府論》南卷的《論體》《定位》,當屬《文筆式》。這二篇涉及創作論的一些問題。
一、《論體》風格體貌論研究
《論體》是論文章風格體貌。其大旨是提出博雅、清典等六種體貌風格,以及頌、論等十二種文體不同的風格要求,以及在寫作時可能出現的相應的六種偏失。論文章風格體貌,前人早有之。曹丕《典論·論文》和陸機《文賦》早有涉及,劉勰《文心雕龍》的《體性》篇和《定勢》篇更是這方面的專論。體貌分類,風格與文體的關係,《文筆式》的《論體》基本上是順著這個思路來的。
但是它也有不同。
風格分類和解釋不同。《文心雕龍·體性》論及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而這裡則論及博雅、清典、綺艷、宏壯、要約、切至六種風格。要約和精約,切至和顯附,宏壯和壯麗有相似之處,而解釋不同。《論體》的博雅和清典與《文心雕龍》的典雅名稱相近,實際內容有異。《文心雕龍》的典雅只說「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而《論體》的博雅則說還說「褒述功業,淵乎不測,洋哉有閒」,清典則說「敷演情志,宣照德音,植義必明,結言唯正」。《論體》的博雅也和《文心雕龍》「馥采典文,經理玄宗」的遠奧有別。《論體》的綺艷是「體其淑姿,因其壯觀,文章交映,光彩傍發」,和《文心雕龍》輕靡的「浮文弱植,縹緲附俗」也並不相同。
各種文體的風格要求也不一樣。《論體》以「頌」、「論」為博雅,而《文心雕龍·定勢》以「頌」為清麗,「論」為覈要,陸機《文賦》以「頌」為「優遊以彬蔚」,「論」為「精微而朗暢」。《論體》以「銘」為清典,而《文心雕龍·定勢》以「銘」為宏深;《文賦》以「銘」為「博約而溫潤」。《論體》以「檄」為宏壯,《文心雕龍·定勢》以「檄」為明斷。《論體》以「表」為要約,《文心雕龍·定勢》以「表」為典雅。《論體》以「箴」為切至,而《文心雕龍·定勢》以「箴」為宏深,《文賦》以「箴」為「頓挫而清壯」,等等。
但是更主要,是《論體》在提出六種風格及和各種文體的關係的基礎上,又提出了所謂「六失」。也就是「博雅之失也緩,清典之失也輕,綺艷之失也淫,宏壯之失也誕,要約之失也闌,切至之失也直」。《論體》對這「六失」都有具體的解釋。「六失」和對它的解釋,《文心雕龍》也好,陸機《文賦》也好,都是沒有過的。
這說明,《論體》並非只有因襲,在一些問題上,《論體》作者有它自己的考慮。它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風格歸類和解釋,提出各種文體不同的風格要求。
有的可能是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比如,「頌」,《文心雕龍》和《文賦》均側重藝術表現,因此一以清麗為羽儀,一求其優遊以彬蔚,而《論體》可能強調其名功業的內容,因此側重其體制的弘大博雅。比如「檄」,《文心雕龍》可能側重其所論,因此強調楷式乎明斷,而《論體》則側重其震懾敵方的氣勢,因此強調其宏壯,以為壯則可以威物。
有些可能《論體》所述更符合文體要求。比如「誄」。《文心雕龍》對「誄」的要求和箴、銘、碑一樣,都是「體制於宏深」。「誄」這種文體而求之於「宏深」,其實有點不可解。相比而言,《典論·論文》說「銘誄尚實」,側重內容事實的真實,倒比較恰當。而《文賦》說「誄纏綿而悽愴」,《論體》也說:「箴陳戒約,誄述哀情,故義資感動,言重切至也。」可能更符合這種文體的風格要求。
《論體》對一些風格的具體解釋,可能時或也體現著一種時代精神。《文心雕龍》論典雅,只說「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而《論體》論博雅則還說「褒述功業」,論清典,則還說「宣照德音」。《文心雕龍》和《文賦》論詩賦,只說「羽儀乎清麗」,只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論體》說「陳綺艷,則詩、賦表其華」,而「綺艷」的解釋,也有「因其壯觀」。《文心雕龍》論壯麗,只說「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論體》論宏壯,則還說「縱氣凌人,揚聲駭物」。講功業,德音,強調壯觀,縱氣凌人,這是以前風格論中沒有的。這當中似乎暗含著一種時代的信息。我比較相信《文筆式》作於初唐。這時雖然還不及盛唐之盛,但也貞觀之世已足於顯示前所未有國力功業之盛。士風雖然還沒有盛唐種高揚明朗,但也有了陳子昂那樣高倡漢魏風骨的慷慨之聲。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強調功業德音,強調壯觀縱氣,不是很自然的嗎?
《論體》有的地方還帶有一點藝術辯證法的思想。它提出「六宜」,又提出「六失」,說:「博雅之失也緩,清典之失也輕,綺艷之失也淫,宏壯之失也誕,要約之失也闌,切至之失也直。」就是說,每一種風格都有一個度,合於這個度,就是宜,超過這個度,就是失。既要博雅又不要失之緩,既要清典,又不要失之輕,既要綺艷,又不要失之淫,等等。這就包含一種藝術辯證法的思想。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我以為還在另外一點。它不像《文心雕龍》那樣更多地帶有理論探討的性質。側重在理論探討,因此討論體和性的關係,討論才氣學習和文章風格的關係,說明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討論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說明循體成勢,隨變立功。《論體》更多地帶有創作指導性質,帶有文術的性質,因此更多地考慮創作的問題,考慮文章本身的作法問題,考慮怎麼在文章中把這種風格表現出來。因此它對每一種文體及其風格本身的特點和寫法說得比較多。它說博雅,是「頌、論為其標」,是「頌明功業,論陳名理,體貴於弘,故事宜博,理歸於正,故言必雅」,是從文體特點來說明為什麼要體現博雅的風格。它說清典,是「銘、贊居其極」,是「銘題器物,贊述功德,皆限以四言,分有定準,言不沈逭,故聲必清;體不詭雜,故辭必典」,說宏壯,是「詔、檄振其響」,是「詔陳王命,檄敘軍容,宏則可以及遠,壯則可以威物」,等等,都說得很具體,都具體地從文體特點來說明為什麼要體現這種風格。因此它提出「六失」。「六宜」「六失」包含藝術辯證法思想,但它只是用這種思想來分析指導創作,說明創作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它的落足點不是理論的抽象,而在實際的創作,在創作中具體把握一個度,把文章寫好。所以它的解釋特別具體。比如它說博雅之失也緩,什麼是緩?它解釋說:「體大義疏,辭引聲滯,緩之致焉。」什麼是疏,什麼是滯?它又註解說:「文體既大而義不周密,故云疏;辭雖引長,而聲不通利,故云滯也。」比如它說清典之失也輕,什麼是輕?它解釋說:「理入於浮,言失於淺,輕之起焉。」而什麼是浮,什麼是淺呢?它又進一步註解說:「敘事為文,須得其理,理不甚會,則覺其浮;言須典正,涉於流俗,則覺其淺。」這種解釋,其實是要人們要具體創作中注意哪些問題。比如它說宏壯之失也誕,就說:「制傷迂闊,辭多詭異,誕則成焉。」說:「宏壯者,亦須准量事類,可得施言,不可漫為迂闊,虛陳詭異也。」就是說,既要寫得宏壯,又不要傷於迂闊和詭異。比如它說要約之失也闌,便說:「情不申明,事有遺漏,闌因見焉。」說:「謂論心意不能盡申,敘事理又有所闕焉也。」就是說,既要寫得要約,又要使心意盡申,事理無闕。比如它說切至之失也直,便說:「體尚專直,文好指斥,直乃行焉。」又說:「謂文體不經營,專為直置;言無比附,好相指斥也。」就是說,既要寫得切至,又要經營文體,言有比附。這都是具體說明創作中要注意什麼什麼,著眼的是每一種風格的具體寫法,而不是一般性的理論問題。與其說它講的是風格,不如說它講的是創作,風格論轉為創作論,理論問題轉為實際創作問題。
這或者就反映了詩論發展的一種趨勢,一種由理論向實用轉化的趨勢。不是側重於一般性的理論探討,而是著眼於具體創作問題,把一般性的理論實用化,具體化為文章作法,以更便於操作寫作。這或者就是當時詩論的一個趨勢。當時上官儀的《筆札華梁》、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元兢的《詩髓腦》、王昌齡的《詩格》、皎然的《詩議》就是這樣,從《文心雕龍》到唐代詩論,這是一種趨勢,《文筆式》的《論體》也處在這種趨勢之中。
二、「定位」論研究
南卷所引,從「凡作文之道,構思為先」到「其在用至少,不復委載也」,為《定位》。標題「定位」雖然置於中間,但前後內容當屬一個整體,都是論「定位」問題。
「定位」的所謂「位」,是指構成文章的各種因素。所謂「定位」,就是指確定各種因素在文章中的位置,既指情思、事理等內容因素的安排布置,而特別是指篇、章、句等的構成安排。「定位」討論的是文章構成、謀篇布局。
這一問題,劉勰《文心雕龍》,它的《熔裁》《章句》《附會》等篇,還有《文賦》早就討論過。《定位》的很多具體論述,前人也都有了。比如《定位》說:「建其首,則思下辭而可承;陳其末,則尋上義不相犯;舉其中,則先後須相附依。」這大體就是《文心雕龍·章句》所說的「原始要終,體必麟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的意思。《定位》說:「心或蔽通,思時鈍利,來不可遏,去不可留。」這是陸機《文賦》「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意思。《定位》說,如果情性煩勞之時,則不若韜翰屏筆,待心慮更澄,方事連緝,這不僅是「作文之至術」,也是「養生之大方」,這是《文心雕龍》《養氣》篇「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滯」和《神思》篇「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的意思。《定位》說「敘事以次」,說「敘事理須依次第,不得應在前而入後,應入後而出前,及以理不相干,而言有雜亂者」,這也就是《文心雕龍·章句》所說的「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的意思。《定位》說的「義須相接」,也就是《文心雕龍·章句》所說的「外文綺交,內義脈注」的意思。《定位》說「善申者,雖繁不得而減;善合者,雖約不可而增」,這也就是《文心雕龍·熔裁》說的「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的意思。《定位》說「篇既連位而合,位亦累句而成」,也就是《文心雕龍·章句》所說的「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的意思。
但是,就具體內容來說,《定位》也有它自己值得注意的地方。
《定位》談到定製的問題。文章體制大小問題,《文心雕龍》也注意到了,但並沒有說到怎樣確定文章體制的大小。其《神思》篇只說:「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章句》篇也只說:「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隨變適會,莫見定準。」《附會》篇說「宜正體制」,說的只是「必以情志為神明」等等,並不是確定體制大小。《定位》則談到了這一問題。它說:「先看將作之文,體有大小。」它談到二點,一是,「若作碑、志、頌、論、賦、檄等,體法大;啟、表、銘、贊等,體法小也。」二是,「又看所為之事,理或多少。體大而理多者,定製宜弘,體小而理少者,置辭必局。」它說:「須以此義,用意准之,隨所作文,量為定限。」這就明確提出標準,一看文體,二看事理,由此來確定文章體制。
《定位》還詳細談到句式長短與聲之緩促的關係,以及句式長短的不同之用的問題。這一問題,《文心雕龍·章句》篇有所涉及,但比較簡單。關於句式緩促,只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關於句式變化,只說:「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後來說到「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以至五言六言云雲,但只是客觀地說明句式隨時代而變,並沒有涉及具體寫作時不同句式如何變化運用的問題。這方面問題,《定位》則談得非常細緻。它注意到文章中句式長的有的超過十字,短的有的只有二個字。它說:「句既有異,聲亦互舛,句長聲彌緩,句短聲彌促。」具體來說,「七言已去,傷於大緩,三言已還,失於至促;准可以間其文勢,時時有之。至於四言,最為平正,詞章之內,在用宜多,凡所結言,必據之為述。至若隨之於文,合帶而以相參,則五言、六言,又其次也。」從三言、四言,到五言、六言、七言,這些基本句式的聲調緩促情況說得一清二楚。它又說,長短不同,聲調緩促不同的句式,「施於文筆,須參用焉」,說:「至如欲其安穩,須憑諷讀,事歸臨斷,難用辭窮。言欲安施句字,須讀而驗之,在臨時斷定,不可預言者也。」要參而用之,要憑諷讀來斷定,這是一個原則。再一個原則,是要有所變化。它說:「然大略而論,忌在於頻繁,務遵於變化。若置四言、五言、六言等體,不得頻繁,須變化相參用也。」具體來說,「假令一對之語,四句而成,便用四言,以居其半,其餘二句,雜用五言、六言等。」還有,「或經一對、兩對已後,乃須全用四言,既用四言,又更施其雜體。」這是四言、五言、六言。還有,「其七言、三言等,須看體之將變,勢之相宜,隨而安之,令其抑揚得所。」要有變化,令其抑揚得所,這是一個原則。句式長短還要考慮文體。「然施諸文體,互有不同:文之大者,得容於句長;文之小者,寧取於句促。」具體來說,「若碑、志、論、檄、賦、誄等,文體大者,得容六言已上者多」,「若表、啟等,文體法小,寧使四言已上者多也」。這可以說又是一個原則。這又與文章表現的對象和內容有關。它說:「細而推之,開發端緒,寫送文勢,則六言、七言之功也;泛敘事由,平調聲律,四言、五言之能也;體物寫狀,抑揚情理,三言之要也。」這可以說是又一個原則。它說:「雖文或變通,不可專據,敘其大抵,實在於茲。」要之,句式長短與聲調緩促有密切關係,長短不同的句式要參而用之,要根據不同文體,不同表現對象和內容有所變化,每一種文體和表現內容都有適合的句式。可以說,在文學批評史上,關於句式長短在文章中的運用,沒有比這論述得更為詳細的了。
《定位》處處把謀篇布局和聲調聲韻結合起來考慮。章句安排和聲韻的關係,《文心雕龍·章句》篇也涉及到了,說:「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這是說,詩中轉韻,和情調一致,所以調節辭氣。而《定位》談得更為細緻,具體。《定位》說:「若文繫於韻者,則量其韻之少多。」這是說,韻有寬窄,作文要考慮這一點,如果文章體制宏大,又要押韻,就要選擇較寬的韻。如果若韻窄而文長,又須一韻到底,顯然就不行。前面說的句式長短和聲之緩促的關係,就是從聲韻角度來考慮。它說:「至如欲其安穩,須憑諷讀,事歸臨斷,難用辭窮。」這是說,文章到底用什麼句式,有時不能完全說清,需要諷讀來斷定。它說,作文要四言和五言等「循環反覆,務歸通利」,這裡的「通利」就是聲韻的通利。它說,有的時候,諷讀下來,覺得不便,就需要迴避修改(「然之、於、而、以,間句常頻,對有之,讀則非便,能相迴避,則文勢調矣」)。它說,不同句式,要「隨而安之,令其抑揚得所」。這裡說的,主要就是聲調的抑揚得所。
與此相聯繫,《定位》還把章句安排和「勢」結合起來考慮。它處處談到「勢」。它說的「勢」,主要是聲調節奏的律動趨勢,是一種聲勢。它論定位「四術」,其中之一是「勢必相依」,也就是「上科末與下科末,句字多少及聲勢高下,讀之使快」,是聲勢高下相依的問題。它說句式長短聲調緩促,要參而用之,比如七言過緩,三言至促,「准可以間其文勢,時時有之」。它又說,文章四言為主,上下對內,四言與五言等可以參用,這樣循環反覆,務歸通利,而之、於、而、以等,不可頻繁使用,「讀則非便,能相迴避,則文勢調矣」。這二處的「文勢」,都主要指文章聲調的節奏態勢。它又說:「其七言、三言等,須看體之將變,勢之相宜,隨而安之,令其抑揚得所。」這也是把聲調抑揚得所的態勢。它又說,「附體立辭,勢宜然也」,這說的是文之大者,得容於句長,文之小者,寧取於句促,這裡說的「勢」,是指句式長短而來的聲調節奏態勢,因附體立辭因這種聲調節奏的態勢而使之然。《定位》說的「勢」,有時也泛指整個文章的態勢。它說:「開發端緒,寫送文勢,則六言、七言之功也。」整個文章的態勢,在一開始就形成。文章用六言、七言平緩地開頭,把這種文勢平穩地寫送下去。這可以是聲調節奏的態勢,也泛指整個文章的態勢。
這些具體問題,反映了一定的創作經驗,這種創作經驗,有的帶有一定的規律性。如何確定文章體制的問題是這樣,句式長短與聲之緩促的關係,以及句式長短不同之用的問題更是這樣。句式長短和聲調節奏的緩與促確實有密切關係,有些文章確實需要諷讀才能知道其語氣是否通利,聲韻是否安穩。
有的即使從文學批評史的發展來看,也有不可忽視的意義。比如關於「勢」的問題。文學上「勢」的問題的最早提出,並始於《文筆式》。我們知道,《文心雕龍》有專門的《定勢》篇,對「勢」問題有細緻論述。《文筆式·定位》的「勢」,和《文心雕龍》有聯繫,但又有不同。《文心雕龍》所謂「勢」,是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是與體相應的內在的流貫的情感、義脈的力的流動,是指這種力的流動的統一的歸趨態勢。相比較而言,《文心雕龍》的「定勢」提出更概括一些,更側重於整體的美的構成過程中內在的力的流動的問題。而《文筆式·定位》論「勢」,提出更為具體一些。它主要指文章的聲韻氣勢,語氣節奏態勢,是文氣聲調形成的節奏律動。《文心雕龍》論「勢」自有其理論意義,但同時後代又確實有很多論文者注重文章的語氣聲勢,聲韻氣勢。這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劉大櫆關於文章神、氣、音節關係的論述。劉大櫆是重神氣的,但又認為,文章要根據作者感情的抑揚頓挫、激昂或舒緩,在語言音節上有強烈的節奏感,這就是「音節」。神氣要通過文章的音節體現出來,作者感情的抑揚頓挫、激昂或舒緩,要表現為語氣音節上強烈的節奏感。他說:「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文章最要節奏。」重音節,因此重誦讀,認為只有在誦讀過程中才能深深地體會神氣的特點。他講文章,注重文氣的貫通,講聲勢,所謂「論氣不論勢,文法總不備」(《論文偶記》)。姚鼐概括散文的藝術要素,為「神、理、氣、味、格、律、聲、色」,也注重行文的氣勢和聲韻節奏的抑揚頓挫。桐城派重語氣聲勢,從思想源流來看,與其說來自《文心雕龍》,不如說更接近於《文筆式·定位》的聲韻氣勢之說。
就具體內容而言,《定位》有值得注意之處,就整體思路來說也是如此。
《文心雕龍》的基本思路,是理論總結,以創立體大思清的理論體系。《定位》的思路顯然不在這裡。它的思路在實用,在能更方便地指導實際創作。旨在建立理論體系,因此《文心雕龍》要把這些問題分章別述,《熔裁》一章,《章句》一章,《附會》一章。它是按照問題的邏輯歸類來分別論述。《定位》則不一樣,它是按照創作過程的先後順序,按照創作思維的順序來闡述。構思—定製—分位—連位—累句。構思為先,眾理須會,建其首如何,陳其末如何,舉其中如何。具體制文,先布其位,定其制。次乃分位,義別為科,而其為用有四術。科位雖分,文體終合。這時文大者應該怎樣,文小者應該怎樣,善申者應該怎樣,善合者應該怎樣。篇既連位而合,接著是累句而成。於是有句式的各種變化和關係,四言如何,五言、六言如何,等等。這個思路的一個很大特點,是便於實際操作,便於在實際寫作中具體運作。
《文心雕龍》的宗旨在理論體系的建立,它談的也是文術,也有具體作法之類,但更主要是原則性的闡述。《定位》的思路在實用,因此談作文之法非常具體。它說作文體有大小,是具體到哪幾種文體體法大,哪幾種文體體法小都說到了。它說布位之用,是一二三四,具體分為四術,又是分理務周,又是敘事以次,又是義須相接,又是勢必相依。而每一項,都有具體解釋。分理務周是「謂分配其理,科別須相准望,皆使周足得所,不得令或有偏多偏少者也」,敘事以次是「謂敘事理須依次第,不得應在前而入後,應入後而出前,及以理不相干,而言有雜亂者」,等等。這簡直就是對學生在做作文指導。它論句式長短與聲之緩促的關係,更是從三言四言,到五言六言七言,一一都談到。它談文章句式的變化,是說:「假令一對之語,四句而成,便用四言,以居其半,其餘二句,雜用五言、六言等。」這已經夠詳細了,還要解釋,說:「謂一對語內,二句用四言,餘二句或用五言、六言、七言是也。」後面還談到其他情況,說:「或經一對、兩對已後,乃須全用四言。既用四言,又更施其雜體。」而且又有解釋。簡直有點不厭其煩。在這些地方,都不是原則性的分析,而是把創作中可能遇到的情況都一一估計到,並且說清楚。它是生怕人們不懂。這完全為了直接指導創作,讓作文者一看就懂,一看就會。就像在辦一個作文輔導班。論述同樣的問題,但其宗旨和《文心雕龍》是大不一樣的。
這就和前一節《論體》一樣,反映了一種趨勢,詩歌思想由理論向實用轉化的趨勢。為便於指導實際創作,因此把抽象的理論實用化,具體化,《論體》是這樣,《定位》也是這樣。
注釋
[1]主要有羅根澤《文筆式甄微》、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中澤希男《文鏡秘府論札記續記》,王晉江《文鏡秘府論探源》。此外,其他一些論著也有考辨意見,下面將要涉及。
[2]此一意見最早由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4年)提出,而羅根澤《文 筆式甄微》作了詳細考辨。
[3]小西甚一《研究篇》(下)最早提出這一意見。王晉江《文鏡秘府論探源》也說:「羅根澤所謂十病,本是劉氏引沈約說並加上自己的意見。」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表示了類似的意見。
[4]「惆悵崔亭伯」出張正見《白頭吟》:「惆悵崔亭伯,幽憂馮敬通。」(《樂府詩集》第41卷)「聞君好我甘」出《古詩》:「聞君好我甘,竊獨自雕飾。」(《太平御覽》第973卷)都是第一句。
[5]見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考析《六志》以為:「《秘府論》所載『釋曰』以下文字,似為空海釋語。」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注《八階》未錄「釋曰」以下文字,以為「釋曰」以下文字「當出於空海之筆」。
[6]如「第八雙聲對」之「又曰:洲渚遞縈映,樹石相因依」;「第九疊韻對」之「又曰:徘徊夜月滿,肅穆曉風清;此時一樽酒,無君徒自盈。又曰:鬱律構丹巘,稜層起青嶂。鬱律稜層是」。
[7]參《匯考》第1678頁注1「盛江按」。
[8]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已指出:「(《論對屬》)可能和《文筆式》《筆札華梁》一樣同是初唐時的理論。」但未說明更多理由。參《匯考》第1678頁注1。
[9]《考文篇》:「有人認為可能是王昌齡《詩格》。」盛江按:北卷《論對屬》實應該在王昌齡《詩格》之前。
[10]王夢鷗《初唐詩學著述考》以為《論對屬》均出《筆札華梁》。小西甚一以為出《筆札華梁》或《文筆式》(見其著《文鏡秘府論考》之《考文篇》和《研究篇》。二家之說均參《匯考》第1678頁注(1)但小西甚一未說明更多理由。
[11]如:「持艷偶鮮,用光匹采,疏桐密柳之相酬:故受的名。」如果前面的分析可信,這一例當出《筆札華梁》,而這裡的艷和鮮,光和采,疏桐和密柳,除「疏」「密」義相反之外,其餘概念,其義並不相對,均屬同類對。
[12]如說「天、地,日、月,好、惡,去、來,輕、重,浮、沉,長、短,進、退,方、圓,大、小,明、暗,老、少,凶、儜,俯、仰,壯、弱,往、還,清、濁,南、北,東、西。如此之類,名正名對。」又如:「又曰:『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釋曰:迎送詞翻,去來義背,下言西北,上說東南:故曰正名也。」這些都出《筆札華梁》,這當中相對的語詞概念,多屬於「反對」。
[13]東卷「第一的名對」:「的名對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對。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句安東,下句安西;上句安南,下句安北;上句安正,下句安斜;上句安遠;下句安近;上句安傾,下句安正:如此之類,名為的名對。」又以:「詩曰:『東圃青梅發,西園綠草開;砌下花徐去,階前絮緩來。』釋曰:上二句中:東西是其對,園圃是其對,青綠是其對,梅草是其對,開發是其對。下二句中,階砌是其對,前下是其對,花絮是其對,徐緩是其對,來去是其對。如此之類,名為的名對。」這二段論述都當出《文筆式》。若然,則前段中的山谷,後段中的園圃、青綠、梅草、開發、階砌、花絮、徐緩相當於《筆札華梁》的「的名對」,前段中的正斜,遠近,傾正,後段中的來去,相當於《筆札華梁》的「正名對」即「反對」,而《文筆式》統稱之為「的名對」。
[14]東卷「正名對」,宮內廳本、高山寺甲本、乙本、醍醐寺甲本、仁和寺本、寶龜院本、松本文庫本等作「正對」。參《匯考》第689頁[四]。
[15]「十病」指水渾、火滅、金缺、木枯、土崩、闕偶、繁說、觸絕、傷音、爽切各病。
[16]據三寶院本注,《詩式》六犯為一犯支離,二犯缺偶,三犯相濫,四犯落節,五犯雜亂,六犯文贅。
[17]八病首段如「第一平頭」:「上句第一、二兩字是平聲,則下句第六、七兩字不得復用平聲。」如「第二上尾」:「上句第五字是平聲,則下句第十字不得復用平聲。」「第四鶴膝」:「若上句第五『渚』字是上聲,則第三句末「影」字不得復用上聲。」再看前引東卷《二十九種對》「第一的名對」引《文筆式》:「上句安天,下句安地;上句安山,下句安谷……」「上二句中:東西是其對……下二句中,階砌是其對……」「上有手披,下有目送……」云云。
[18]小西甚一《考文篇》和《研究篇》認為八病首段典出《筆札華梁》,可能不太確切。
[19]參曹旭《詩品集注》中「宋參軍鮑照」校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0]羅根澤《文筆式甄微》最早提出此說並作了詳細考證。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也持此說。但筆者以為只是《文筆十病得失》作於隋代,並不認為整個《文筆式》作於隋代,關於這一點,下面將要詳述。
[21]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等也認為《文筆式》作於初唐,但提出的證據並不有力。《日本國見在書目》中,《文筆式》固然在杜正倫《文筆要決》之下,但只要稍查一下便不難發現,《日本國見在書目》的排列順序沒有什麼規律,它許多地方並沒有按作者先後排列。
[22]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均持此說,小西甚一列舉了大量材料一一對比,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相關校釋。
[23]「第四鶴膝」首段釋曰「若上句第五『渚』字是上聲,則第三句末『影』字不得復用上聲」,解釋的是第一個詩例:「撥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闕。浪蹙飛船影,山掛垂輪月。」「第五大韻」首段釋曰「若前韻第十字是『枝』字,則上第七字不得用『鸝』字」,解釋是第一個詩例「紫翮拂花樹,黃鸝閒綠枝」。「第六小韻」首段釋曰「若第九字是『瀁』字,則上第五字不得復用『望』字等音」,解釋的是第一個詩例「搴簾出戶望,霜花朝瀁日」。
[24]第一個詩例「魚游見風月,獸走畏傷蹄」,正是魚月、獸傷相犯。
[25]第一個詩例「元生愛皓月,阮氏願清風」正是元、月、阮相犯。
[26]如「第一平頭」:「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犯者名為犯平頭。」「第二上尾」:「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為上尾。」「第三蜂腰」:「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似蜂腰也。」「第四鶴膝」:「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以其詩中央有病。」「第五大韻」:「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為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身、陳等字,既同其類,名犯大韻。」「第六小韻」:「小韻詩,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為犯小韻病也。」「第七傍紐」:「傍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之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傍紐。亦曰,五字中犯最急,十字中犯稍寬。如此之類,是其病。」「第八正紐」:「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為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類,名為犯正紐之病也。」
[27]如「第一平頭」:「平頭詩曰:『芳時淑氣清,提壺台上傾。』如此之類,是其病也。」「第二上尾」:「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如此之類,是其病也。」「第七傍紐」:「詩曰:『魚游見風月,獸走畏傷蹄。』如此類者是,又犯傍紐病。」
[28]如「第四鶴膝」「釋曰:取其兩字間似鶴膝,若上句第五『渚』字是上聲,則第三句末『影』字不得復用上聲,此即犯鶴膝」,解釋「撥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闕。浪蹙飛船影,山掛垂輪月」一詩(有「渚」「影」二字犯鶴膝)。「第五大韻」:「釋曰:如此即犯大韻。今就十字內論大韻,若前韻第十字是『枝』字,則上第七字不得用『鸝』字,此為同類,大須避之。」解釋「紫翮拂花樹,黃鸝閒綠枝。思君一嘆息,啼淚應言垂」一詩(有「鸝」、「枝」二字犯大韻)。「第六小韻」:「釋曰:此即犯小韻。就前九字中而論小韻,若第九字是『瀁』字,則上第五字不得復用『望』字等音,為同是韻之病。」解釋「搴簾出戶望,霜花朝瀁日。晨鶯傍杼飛,早燕挑軒出」一詩(有「望」、「瀁」二字犯小韻)。「第七傍紐」:「釋曰:『魚』、『月』是雙聲,『獸』、『傷』並雙聲,此即犯大紐。」解釋「魚游見風月,獸走畏傷蹄」一詩(前句有「魚」「月」,後句有「獸」「傷」,犯傍紐)。「第八正紐」:「釋曰:此即犯小紐之病也。今就五字中論,即是下句第十、九雙聲兩字是也。」解釋「撫琴起和曲,疊管泛鳴驅。停軒未忍去,白日小踟躕」一詩(下句第、九、十字「踟躕」正是雙聲)。對例詩何以犯病都有解釋,而且解釋的都是第一個例詩。
[29]「第二上尾」例詩「盪子別倡樓,秋庭夜月華,桂葉侵雲長,輕光逐漢斜」小字注「若以家代樓,此則無妨」。「第八正紐」例詩「心中肝如割,腹里氣便燋。逢風回無信,早雁轉成遙」小字注「肝、割同紐,深為不便」。
[30]日本吉田幸一《文鏡秘府論「文二十八種病」考》以為八病首段是「空海根據主觀對諸說加以選擇取捨綜合而成的東西」。
[31]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第1236頁引。
[32]此說詳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相關考釋,以及本書前節考。
[33]維寶《文鏡秘府論箋》:「時時,可替用韻也。」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解鐙,這個場合大概是指轉換風格。」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相關考釋。
[34]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五三』大概是指五言句、三言句。」說當有誤。參《文鏡秘府論匯校匯考》相關考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