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九意》作者：一個困擾千年的疑問

  編入《文鏡秘府論》的，大量是中國基本原典，這是顯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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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卷《調四聲譜》編入沈約《四聲譜》和崔融之說，《調聲》編入王昌齡《詩格》和元兢《詩髓腦》，《詩章中用聲法式》或出劉善經《四聲指歸》，《七種韻》為中唐文獻，《四聲論》為劉善經《四聲指歸》。地卷《十七勢》出王昌齡《詩格》，《十四例》出皎然《詩議》，《十體》出崔融《唐朝新定詩格》，《六義》編入王昌齡和皎然之說，《八階》編入上官儀《筆札華梁》，而《文筆式》有相同之說，《六志》編入《文筆式》，而上官儀《筆札華梁》有相同之說。東卷《二十九種對》編入古人同有之說，元兢、皎然、崔融等之說。《筆札七種言句例》出《筆札華梁》。西卷《文二十八種病》編入《文筆式》《筆札華梁》、元兢、劉善經《四聲指歸》、佚名《詩式》、崔融等各家之說。《文筆十病得失》當出《文筆式》。南卷《論文意》編入王昌齡《詩格》和皎然《詩議》，《論體》當出《文筆式》，《定位》前半當出《文筆式》，後半出殷璠《河嶽英靈集敘》。《集論》編入殷璠《河嶽英靈集敘》、疑元兢《古今詩人秀句序》、疑《芳林要覽序》、陸機《文賦》。北卷編入《文筆式》、杜正倫《文筆要訣》、撰者未詳《帝德錄》。

  這當中，年代最早的，是《文賦》，在西晉。年代最晚的，是皎然，在中唐。

  但是，整個《文鏡秘府論》，是按照空海的意圖編撰的。

  這個意圖，或者說編撰思想，就是前面所說的，一是佛教意識。他要說明，空中塵中，開本有之字；大仙利物，名教為基，阿毗跋致菩薩，必須先解文章。從他在日本開創的密教真言宗思想出發，要說明為要正確地密誦梵文真言，使無謬誤，需要悉曇學即音韻學方面的知識，因此《文鏡秘府論》開篇就論四聲音韻，全書用大量篇幅收入聲韻方面的內容，說是音韻聲病這類內容是陶冶真言的規矩準繩。說明大仙利物，宣教佛法，需要世俗的正確的文章，說明要把佛教經典譯成漢語，既要解梵文文字，又須解漢語文章。

  二是政教意識和文學意識。為佛學而編，也為政治教化，為文學而編。說明君子濟時，文章是本。說明要以文章教化百姓，教化天下。說明文章之大義就在於綱常王教。也因此在北卷編入專為寫作歌頌帝王功德的文章而編的《帝德錄》。它的目的也在文學，因此論及了很多文體，討論大量文學性的表現手法。比如對屬，比如聲韻，比如六義，大量論及文章風貌特徵，論及作品的形象性、情感性、音律性，它有中國意識。他完全像是一個中國學人，在那裡編撰著中國的詩文論著作，展示著他深厚的漢文學修養。同時也體現空海的日本意識。為解決日本文化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一方面，編入的內容主要是實用性比較強，比較直接地對寫作實踐起指導作用，範式作用的內容。另一方面，為便於日本學子學習寫作，對編入的實用性強的範式都加以整理，條理化，化繁為簡。

  《文鏡秘府論》的卷次，天、地、東、西、南、北，也體現日本的方位觀念。

  不僅如此，空海還有直接的論述。天卷、東卷、西卷三個序是空海寫的。天卷序說明整個《文鏡秘府論》的編撰意圖，說明文章的佛教大義，政教大義，說明中國聲律病犯之書過於繁多，使貧而樂道者，望絕訪寫；童而好學者，取決無由。他因此在一多後生的勸說下，閱諸家格式等，勘彼同異，削其重複，存其單號，而編成《文鏡秘府論》。東卷序論對，說明對屬的意義，而沈、陸、王、元等詩格式等，出沒不同，因此棄其同者，撰其異者，編為二十九種對。西卷序論病，說明四聲八病說之由來，而顒、約已降，兢、融以往，聲譜之論郁起，病犯之名爭興，亦過於煩瑣，因此也刪繁就簡，編為二十八種病。

  但是，除此之外，《文鏡秘府論》是否還留有日本人的痕跡，是否還留有空海的痕跡，卻是一個很難考察卻很有意義的工作。

  考察這一問題，最能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地卷《九意》。這一篇的作者是誰？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是一個久懸未決，頗難解決的問題。

  關於《九意》，中日雙方的書志學目錄和其他史料沒有任何記載。《文鏡秘府論》收入《九意》也沒有任何附加的說明。《九意》本身也未找到可供推斷其作者年代、身份、經歷、有無其他著述等情況的任何線索。

  關於《九意》作者，中國方面未見論述。日本最早提出看法的，是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小西甚一從押韻情況分析，以為《九意》作者可能是日本人。幾十年之後，波戶岡旭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而條目的作者是王昌齡，因為《九意》之「意」與王昌齡《詩格》（收入《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一節）論文意之意相通[1]。但是，興膳宏《文鏡秘府論譯註》提出，《九意》為晚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先蹤，可能為初唐人所作，其根據，大體是認為《九意》押韻帶六朝傾向，內容也帶六朝風貌，而用四字句的韻文歸納長文章的趣旨，《史記》《漢書》以來正史的「贊」常用，文學論中《文心雕龍》也用這種方法；從春意到風意九篇，都是百句左右的長篇，同樣的形式更早的作品有梁周興嗣《千字文》，連用長達250句四言韻語，近代則有盛唐李瀚的《蒙求》三卷。

  但是，這些看法大都有疑問。波戶岡旭提出《九意》例句的作者是空海，卻未見任何根據。把《九意》之意與王昌齡《詩格》論文意之意聯繫起來看有一定道理。比如，《論文意》所謂「昏旦景色，四時氣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說之為妙」，「所說景物必須好似四時者。春夏秋冬氣色，隨時生意」等等，都包含四時各有其意，當各寫出四時不同之意的思想。《九意》歸列春夏秋冬各自之意，與王昌齡《詩格》論四時之意的這種思想確有相通之處。但是，一、不僅王昌齡《詩格》，而且王昌齡之前及同時的很多文獻都能看到四時各有其意的思想。比如大家熟悉的樂府子夜四時歌，近代吳歌九首和梁武帝詩中，都分別有春歌、夏歌、秋歌、冬歌。不僅四時之意，包括山、水、雨、雪、風等意，在一些類書中也能看到。比如隋時虞世南等編《北堂書抄》歲時部有春、夏、秋、冬，天部有風、雨、雪類，地部之丘、陵、岡、阜等實為山類。唐高祖時編修的《藝文類聚》（編者歐陽詢），卷一天部上有風類、卷二天部下有雪、雨類，卷三歲時上為春、夏、秋、冬，卷七、卷八、卷九實為山、水類。玄宗時官修、徐堅等編撰的《初學記》，卷一天部上有風類，卷二天部下有雨、雪，卷三歲時上有春、夏、秋、冬，卷五至卷七實為山、水類。因此，如果說到《九意》條目的作者，這些類書的編寫者的可能性比王昌齡應更大。二、王昌齡《詩格》也好，王昌齡之前或同時的那些類書也好，都只是包含寫四時之意的思想，或在大量類目中，夾有春、夏、秋、冬、山、水、雨、雪、風這九個類目而已，並沒有把這九個類目或稱九意單獨歸列出來，作為單獨一篇作品的九項條目。三、更主要的是，沒有任何材料能說明《九意》條目的作者為一個人，例句的作者為另一個人。《九意》的九個條目與《九意》的例句是一個整體，其作者應是一個人。說《九意》的四時意識，九個類目受到王昌齡《詩格》及《北堂書抄》《藝文類聚》等的影響是可以的，但直接說這九個條目的作者是王昌齡或別的什麼人，則沒有任何根據。

  興膳宏的看法也可以作別的解釋。從押韻傾向、內容風貌、四言形式等方面考察不失為一種途徑。但是，奈良、平安時代的日本漢文學，從押韻到內容其實也都帶六朝傾向。在《九意》之前，日本雖未發現類似的四言韻文的長篇作品，但《九意》完全可以是日本文學史第一篇這樣的作品，從當時日本學人的漢學漢詩修養看，完全有能力寫出這樣的長篇作品。當時日本正大量吸收、模仿漢文化，日本學人完全有可能去模仿中國古代類似的作品，寫出《九意》。這都可以作出解釋。這樣看，僅據押韻等情況推斷《九意》作者為中國人，不論是六朝人還是初唐人，根據顯然不足。

  小西甚一的看法直到現在仍有重要價值（這一看法，下文將要具體介紹）。但是，小西甚一一方面根據押韻情況推測《九意》作者可能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又說，如果是彼邦人（指中國人），則是六朝人所作。他持論很謹慎，之所以這樣，大約覺得缺少更有力的根據。

  這樣看來，關於《九意》作者，離論定路途尚遙。但是，新的看法，新的根據卻是可以提出來的。這有一個怎樣拓開思路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九意》只可能是中國人寫的，因此只在中國方面尋找根據，考慮問題，這事實上人為地限制了思路。我以為，沒有任何根據說《九意》不可能是日本人的作品。確立這一前提，思路就打開了。尋找根據似也應有一些新的角度。從書志學，或從《九意》本身的押韻、文風、四言韻文形式等方面考慮固然有必要，但還應從更多的方面著眼，特別是從一些易被忽略的方面去尋找根據。比如，從用詞習慣，結合考古發現，結合日本古文獻，結合佛教，特別是密教方面的資料。拓開了視野，或者就能找到解決《九意》作者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