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鏡秘府論》的最早流傳：證本

  《文鏡秘府論》的最早流傳本是「證本」。據我下面的考證，《文鏡秘府論》「證本」的傳寫者是智證大師。智證大師約生於弘仁五年（814），卒於寬平三年（891），這也是《文鏡秘府論》的最早傳本形成的年代。

  「證本」的材料，據我的考察，有67處，其中天卷20處，地卷5處，東卷25處，西卷17處[1]。

  根據這些材料，「證本」有一些重要的異文和特徵。

  一、「水渾」「火滅」二病（即「第九水滅病」至「因以名焉」）為「證本」所無。

  西卷「第九水渾病」一段開頭（三）注「以下行證本無也」，宮內廳本注「此水火二病篇立無也又證本無也故且正之可」，高山寺甲本注「以下行證本無之故正之可」（《匯考》第1102頁[一]）。又「第十火滅病」一段末尾注「以上證本無也」（《匯考》第1110頁[八]）。說明「水渾」「火滅」二病（即「第九水滅病」至「因以名焉」）為「證本」所無。

  二、一些地方，別本作大字正文，而「證本」作注。三寶院本、天海藏本東卷「第一的名對」「堯舜皆古之聖君」右注「已下證本注也」，「用鸞皆為正對也」右注「已上注也」（《匯考》第691頁[二七]）。說明自「堯舜皆古之聖君」至「皆為正對也」「證本」作注。

  東卷「第六異類對」「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類是也」（天）句下，三寶院本「是也」二句右左，注「已上一行證本注也」（《匯考》第728頁[一八]）。說明「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類是也」一句「證本」作注。

  這樣的別本作大字正文，而「證本」作注的地方有18處，其中東卷17處，西卷1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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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些地方「證本」注出原典出處。

  三寶院本、天海藏本東卷「第十五字對」「或曰字對者」「或曰」左注「崔氏證本」（《匯考》第771頁[四]）。說明此處「或曰」「證本」作「崔氏曰」。

  三寶院本、天海藏本東卷「第十六聲對」「或曰聲對者」「或曰」左注「崔氏證本如此」（《匯考》第775頁[一]），說明此處「或曰」「證本」作「崔氏曰」。

  三寶院本、天海藏本東卷「第二十八疊韻側對」「或曰夫為文章」眉注「崔氏證本」（《匯考》第817頁[四]），說明此處「或曰」「證本」作「崔氏曰」。

  四、「證本」有其他一些重要異文

  三寶院本西卷「第八正紐」「……名犯正紐者」一行與「又一法凡入……」一行之間注「傍紐者如貽我青銅鏡結我羅裙裾結裾是雙聲之傍名犯傍紐也證本有之」（《匯考》第1045頁[八]）。說明「……名犯正紐者」與「又一法凡入……」之間「證本」還有「傍紐者……名犯傍紐也」一段話。

  傳本中保留「證本」痕跡的，有三寶院本、天海藏本、高山寺本、成簣堂本和宮內廳本。其中高山寺甲本和宮內廳本年代較早。高山寺甲本地卷里頁有以下識語：

  長寬三年三月十六日書之

  長寬三年即1165年，這是高山寺甲本的抄寫年代。宮內廳本的年代更早。宮內廳本南卷末有以下識語：

  保延四年代午四月二日移點了（參《匯考》第1671頁[七]）

  保延四年即1138年，宮內廳本的抄寫不會晚於這一年，既然如此，被宮內廳本用作校本的「證本」更不會晚於這一年即1138年。這可以看作「證本」的下限年代。

  「證本」的上限年代，當在《文鏡秘府論》成書之後。「證本」應該流傳了一段時間之後才會被人用作校本。綜合一些情況，假定「證本」在平安末被宮內廳本等用作校本前流傳了一百多年。把下限年代上推一百多年，「證本」的年代就可能在《文鏡秘府論》成書之後、宮內廳本之前328年的前半期，即820年至984年，這樣說當然多為推測，但說它作於1138年即宮內廳本之前，是可以肯定的。

  「證本」傳寫者可以作一些推測。

  對「證本」傳寫者有幾點印象。

  前面分析過，「證本」的年代可以定在984年之前，至晚在宮內廳本之前。這也應是「證本」傳寫者生活的年代。「證本」傳寫者應生活在這之前的某一段時間。這是一點印象。

  從前引材料看，有的地方，「證本」傳寫者可以注出原典出處。在六朝至唐的眾多詩學作者中，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典籍中，只根據很短的一小段甚至幾句引文，便準確地注出原典出處，傳寫者應該對中國典籍有較深的修養。

  天卷《調四聲譜》韻紐圖各本標有反切音。空海不可能有這樣的標音，因為和空海《篆隸萬象名義》所標註反切音絕大部分不合。也不可能晚於平安末，因為現存平安末各本均標有這些反切音。下面將要考證，「證本」形成了一個傳本譜系，這一系的本子都抄錄下了這些反切注音，這些反切注音應該源自「證本」。如果這一推測可以證實，則不難想知，「證本」抄寫者的音韻學功底也是很深的。

  「證本」傳寫者地位、身份可能比較特殊。「證本」應是比較早將《文鏡秘府論》由「草本」形態抄成定稿的一種本子。空海是地位很高的大師，不論抄寫者是否得到空海的允許或授意，能將大師的東西理清，把寫得比較亂的原稿抄定，為後人所承認，說明抄寫者自身地位也當非同一般。如果是空海在世時抄定的，則當是空海身邊比較親近的人。

  根據以上印象，關於「證本」的傳寫者，我想到兩個人，一位是真濟，一位是智證大師，兩個人中，更可能是智證大師。

  之所以想到智證大師，主要因為智證大師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智證大師約生於弘仁五年（814），卒於寬平三年（891），比空海小40多歲，恰好在我們所推想的「證本」傳寫者生活的年代。

  智證大師和弘法大師有著相似的經歷和地位。智證大師圓珍15歲登比叡山，師事義真和尚。20歲接受菩薩戒，此後十二年間修行於籠山，850年任內供奉十禪師，853年32歲時入唐（空海入唐時31歲），858年回日本，受到權門藤原良房、基經等的重用，翌年將自唐帶回的經典收藏於園城寺而建唐院，使園城寺再次興盛，成為作為日本天台宗總本山的延曆寺的別院。自868年起二十四年間為天台宗五世座主、園城寺一世座主。這種經歷表明：一、智證大師和空海一樣，對唐代中國文化、中國典籍相當熟悉。智證大師在唐代中國生活的時間比空海還長（853—858年的五年間）。智證大師也有自唐請來的典籍，完全有條件憑藉自己對唐代文化的深厚修養，對同樣利用自唐請來的典籍編撰而成的《文鏡秘府論》進行補釋、校證。二、在日本佛教史、文化史上，智證大師也有相當地位，也是相當有影響的人物。他是天台宗的五世座主，園城寺的一世座主，天台宗是日本佛教重要宗派之一，與真言宗勢力影響旗鼓相當。空海是弘法大師，而他是智證大師。這種地位，使後人既推崇空海，也推崇智證大師。「證本」的地位僅次於空海自筆「草本」而高於其他所有傳本，恰與智證大師在文化史上稍次於空海而仍極高的地位相一致。前面分析過，人們是非常推崇「證本」的，對「證本」的推崇，可能就包含對「證本」抄寫者智證大師的推崇。

  智證大師是一位悉曇學學者。他入唐學顯密二教的同時，也學悉曇學。這在《行歷抄》《大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書》第一及《圓珍傳》等傳記史料中都有記載。他的《請來目錄》里，還明確記載有「天台悉淡章一卷」[2]。在後人編的悉曇學目錄里，還有智證大師將來的《梵唐語十卷》、智證大師所撰《悉曇記》一卷[3]。在《我慢抄》記有「安然相傳悉曇四家事」，智證大師就是其中一家。智證大師的悉曇學通過算延、濟詮而被安然承傳[4]。後人寫日本韻學史，都要論及智證大師。比如馬淵和夫的《增訂日本韻學史研究》，就為智證大師專辟了一節。智證大師是悉曇學學者，這個情況與《文鏡秘府論》關係極大。一、《文鏡秘府論》相當一部分影響在悉曇學，日本古代許多著名的悉曇學學者，如信范、寬智、心覺、杲寶等，這些人在研究悉曇學時，都利用了《文鏡秘府論》的材料，在他們的悉曇學著作中引用了《文鏡秘府論》的論述。就是說，這些人從悉曇學的角度研究過《文鏡秘府論》。《文鏡秘府論》這部著作與悉曇學關係極大。二、把智證大師作為四家中的一家承傳下來的安然，在他的八卷《悉曇藏》中，就引述了內容與《文鏡秘府論》完全一樣的《四聲譜》的論述，同時引述了空海的其他論述。安然完全有可能讀過《文鏡秘府論》。象安然這樣的悉曇學學者，有沒有可能通過智證大師這個環節，在承傳悉曇學的同時，將《文鏡秘府論》也承傳下來呢？如果是這樣，那智證大師傳寫《文鏡秘府論》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智證大師與空海有親緣關係。據《伴氏系圖》，空海當是智證大師的舅舅。而據《天台宗延曆寺座主圓珍傳》，空海當是智證大師的從外祖父。空海與智證大師年齡相差40歲，從這點看，可能後說比較可信。不管怎樣，智證大師與空海有親緣關係是可以肯定的。這一點很值得注意。比如，抄定《文鏡秘府論》，為什麼不是別人而恰恰是由這個人承擔？為什麼還可以有一些補釋校訂，而這種抄定補釋校訂又得到當時人的承認？這些問題，僅用一般的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如果「證本」傳寫者是智證大師，自身地位高，又與空海有親緣關係，就比較好解釋了。因為有親緣關係，在親族之內，就可能有外人無法得到的許多途徑、機緣了解空海的思想，也可能得到外人無法得到的空海自己留下的與《文鏡秘府論》編撰有關的一些材料。因為有親緣關係，對空海著作的抄定、訂正、補釋就更可能得到後人承認。

  智證大師經常在自己的著述里提及空海。比如，在《胎金血脈圖》[5]中，在唐惠果和尚之下記著「日本空海」的名字。就是說，並沒有把空海的名字排除在胎藏金剛的血脈譜之外。就現有史料看，智證大師記載有空海不少著作及將來典籍的目錄。在《山王院藏書目錄》中，記著「遍照金剛撰作論章目錄一卷/此海大僧正金剛也」、「千手千眼瑜珈二卷/此唐梵二字並空海和尚書」、「般若心經秘鍵一卷遍照金剛」。元慶八年（884）五月二十六日智證大師撰的《大毗盧遮那成道經義釋目錄緣記》里，有這樣的記載：「次高雄山空海和尚本二十卷/貞觀二十一年到唐大同六年歸朝」。收入《大日經義釋批記》中的「第十卷上批雲」有「今多行二十卷，此空海和尚請來，與十四卷本大同小異，仍不入藏」[6]的批語。智證大師是否收藏有這些著作不知道，但他對空海的著作應該很熟悉。

  還有二條史料。一條是《大日經義釋批記》里有這樣的批語：

  元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勘了/起四月中旬末/前入唐釋圓珍記。[7]

  從這條史料看，智證大師對《大日經義釋》作了校勘。是否直接校勘空海將來本，沒有說。但在校勘過程中，要用到空海將來本，則是可以肯定的。又一條史料，前面提到的圓珍撰的《大毗盧那遮成道義釋目錄》中，還有這樣的記載：

  已上二十卷，高雄山空海和尚從西京所傳本也，須改疏字成義釋耳。[8]

  在這條史料中，他提出「須改疏字成義釋耳」。從這話看，他只是說「須改」，他撰寫的目錄記的題目，是《大毗盧遮那成道經義釋目錄》，題目中有「義釋」二字，從這點看，他事實上已經改了。這說明什麼呢？我以為，這說明智證大師認為，即使空海將來的著作，與空海有關的著作，也可作某些改動。

  智證大師在校勘時用過空海將來本即攜來本，可能為空海將來本作過勘點，並且提出要對空海將來本作某些改動或可能已作改動。這一點非常重要。智證大師既然可以在校勘時用到空海將來的其他著作，可能為空海將來的其他著作作過勘點，並提出對空海將來本作些改動，當然就完全有可能對《文鏡秘府論》作勘點，作某些改動。因為《文鏡秘府論》也是用將來本編撰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