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世紀之前研究格局的形成

  中國人的日本文化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1854年羅森隨伯理艦隊「以助立約之事」而留下的《羅森日記》，之後又有清朝駐日使館參贊黃遵憲著洋洋大觀之《日本國志》（1887年成書）被視為影響至今的日本歷史文化研究名著。此外，尚有一批中國官吏、文人親曆日本而記述的日本遊記問世，形成了近代中國人研究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小高潮[16]。此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為止的約百年間的著述中，作為專家級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周作人的議論，至今仍然吸引著有意了解日本文化的中國讀者，《周作人論日本》（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匯集了周作人頗具「文化味道」的日本文化議論之作。戴季陶《日本論》則從「政治為用」的角度對日本歷史文化做了潛心剖析，以求「知己知彼。」1949年至20世紀70年代，在特定的學術生態之下，日本文化研究幾乎奄奄一息。但是，即使如此，仍有朱謙之所著日本哲學思想研究三部曲出版，即，《日本的朱子學》《日本哲學史》（三聯書店1958年、1964年）以及《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後分別由人民出版社於2000、2002年再版。「三書」雖然間或留有「政治掛帥時代」的思想痕跡，但觀其史料之翔實、梳理之清晰、觀點之明確，不啻為當今值得敬仰的學術楷模，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後日本哲學思想研究復興的學術基礎。

  前輩的研究雖多有敏銳的觀察力，填補了中國人對日本文化研究的空白，但因諸多原因而幾度陷於停滯狀態，無法形成時間上的連貫性和研究規模。直到「文革」結束，中國一覺醒來，日本如日中天，已經是世界上第二經濟大國，國人再次顯示出研究日本文化的欲望。此外，當時的國際日本學研究也把日本作為非西方國家成功實現現代化的標本，對日本文化進行著全方位的研究，並發出了幾乎是一邊倒的讚譽之聲。沃格爾的《日本名列第一》和原駐日大使賴肖爾的《日本人》風靡全國，甚至可以把這兩部書視為「文革」後中國人了解日本的起點。更有20世紀80年代作為對戕害文化的「文革」的反撥，中國學界的文化學研究不斷升溫，也對日本文化研究起到了助推作用。加之，當時中日兩國正沉浸在「一衣帶水」的初戀階段。在上述綜合因素作用下，中國的日本文化研究自然聚焦於學習日本文化中有益的經驗，始自黃遵憲時代的日本文化研究又重新起步。不言而喻，這一切註定了中國學界日本文化研究的再興從仰慕開始，具有明顯的學習、借鑑的目的性，因而主要關注的是日本文化的積極意義。

  與近代以來中國日本文化研究的命運多舛相比，這次重新起步的研究速度和效率遠勝於此前的一百年。可以說上個世紀後二十年的研究歷程，完成了起步奠基任務，初步創立了中國日本文化研究的格局。

  關於日本文化史研究。武安隆《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學考察》（《世界歷史》1989年第5期）、《試論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周期性》（《日本學刊》1992年第1期）、《日本知識階層在吸收外來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態》（《歷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論文探討了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其後又出版專著《文化的抉擇與發展：日本吸收外來文化史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論述了自繩紋文化到戰後日本與外來文化的關係，是國內日本文化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有關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著作還有鄭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攝取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年），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全書七章中的前五章也可視為日本文化史。葉渭渠主編的《日本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是以歷史順序和重大專題相結合的架構撰寫的線路清晰的日本文化史。湯重南等著《日本文化與現代化》（遼海出版社1999年）也在觀照日本文化史中論述了日本傳統文化的特點、日西文化融合等諸多學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並設專章分析了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扭曲為對外侵略思想的邏輯過程。

  在中日文化關係史領域，周一良《中日文化關係史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考察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中日文化關係史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的重要成果。中日兩國學者共同合作主編、撰寫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十卷本（歷史卷、法制卷、思想卷、宗教卷、文學卷、藝術卷、民俗卷、科技卷、典籍卷、人物卷）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日本大修館書店（1995-1998年）分別出版了中文版和日文版，可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領域成果的集結，也體現著其中中國學者的階段性水平。

  日本哲學思想是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線索，因而也成為中國學者研究的重點對象。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學教程》（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是繼朱謙之「三部曲」之後的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日本哲學史，重新開啟了對日本哲學的研究。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半部是從儒學傳入日本到近代的日本儒學史，後半部分論儒學對日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學、史學的影響，是國內首部系統研究儒學與日本文化關係的開拓之作。王家驊《儒家思想與日本的現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研究對象是近代以來儒家思想與日本現代化中的思想文化的關係問題，指出了日本現代化的兩重性與日本儒學兩重性的相關性。卞崇道《現代日本哲學與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分為三編：「現代日本哲學」「現代日本文化哲學」「現代中國的日本哲學研究」，是作者在這些領域中多年研究成果的深入和擴展。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旨在論述中日兩國啟蒙思想的異同是近代日中兩國盛衰的重要原因，是中國學界系統研究日本啟蒙思想的先驅之作。王中江《嚴復與福澤諭吉——中日啟蒙思想比較》（河南大學出版社1991年）聚焦於啟蒙思想家人物的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王中田《江戶時代日本儒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考察了武士町人與儒學的關係、儒學與國學和洋學的關係、儒學與日本近代化的關係等，是國內首部綜合研究江戶儒學的專著。韓立紅《石田梅岩與陸象山思想比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對江戶時代思想家與中國思想家做比較研究的起航之作，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另外，張大柘《當代神道教》（東方出版社1999年）論及戰後神社神道，教派神道、神道系新興宗教等，是國內戰後神道教研究的先驅之作。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𝙗𝙖𝙣𝙭𝙞𝙖𝙗𝙖.𝙘𝙤𝙢

  呂萬和、羅澍偉《西學在封建末期的中國與日本》（《歷史研究》1981年第3期）透過中日兩國對西學東漸的態度探求中日兩國近代不同發展道路的歷史文化原因，這一開創性研究被學界後輩繼承，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李小白著《信仰、利益、權力——基督教布教與日本的選擇》（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是國內首次系統梳理研究自16世紀中葉開始西方天主教傳入日本直到幕末維新時期西洋文化在日本傳播及其歷史影響，探討了西方文化與日本現代化的關係。

  與國際日本學研究相呼應，有關日本文化論和相關研究理論以及中日文化比較等論題，是這一時期引人注目的研究領域。盛邦和《內核與外緣：中日文化論》（學林出版社1988年），運用嚴密的理論框架，提出：在東亞文化區歷史上以中國為「內核」，日本為「外緣」，但近代以後兩國「核」「緣」位置發生逆轉，從而在理論上闡釋了中日兩國近代以來走上不同道路的歷史文化原因。崔世廣《日本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與西歐、中國的比較》（《日本學刊》1995年第5期）、《意的文化與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一個比較》（《日本學刊》1996年第3期）、《日本傳統文化形成與發展的三個周期》（《日本學刊》1996年第4期）、《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論》（《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等系列論文，認為日本文化雖受中國文化影響頗深，但並非與中國文化雷同的文化體系，而是有著自身獨自文化精神的文化類型，並「從『形成論』和『形態論』的結合上，構築了對日本文化的獨特解釋框架」。[17]

  卞崇道《跳躍與沉重：二十世紀日本文化》（東方出版社1999年）分別探討了日本文化的理論問題（日本文化優劣說、精神主義文化論等）和較深層的哲學文化（京都學派、現代日本哲學思潮等）、宗教文化（總體特徵，神道、佛教、基督教與新宗教）等。尚會鵬《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涉及小集團本位、序列意識、義理人情、名與恥的意識等諸多較具體的論題，屬於較深層的文化理論研究。

  上述成果遠不能反映上個世紀中國學人研究日本文化的全貌，但多屬研究布局階段的開疆拓土之作，基本上奠定了新世紀以來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領域的宏觀格局，成為新世紀研究不斷生發、深入、擴展的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