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自主翻譯與筆受移譯

  在中國，當時的西學家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學習西文，語言工具成為傳教士們的專利，這就在客觀上限定了翻譯西方書籍的範圍和成書方式。當時，除由傳教士獨立翻譯外，一般的譯書過程是，由傳教士負責口譯原書，再經西學家「筆受」並加工潤色而成。這種翻譯方式決定了西學無法脫離對傳教士的依賴，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攝取西方科學的主動權。徐光啟曾兩次向傳教士提出譯書請求。第一次是在完成《幾何原本》前六卷的翻譯之後，「徐保祿（徐光啟的教名）還要繼續（翻譯）歐氏的其餘部分（《幾何原本》後九卷），但利瑪竇神父認為就適合他們的目的而言有這六卷就已經足夠了」。[154]利瑪竇的態度使徐光啟留下了「續成大業，未知何日，未知何人」[155]的遺憾。直到250年後的19世紀60年代才由李善蘭「續成大業」，完成了《幾何原本》後九卷的翻譯工作。第二次是請求熊三拔傳西洋水法，但是，熊三拔認為水利之事為技藝末節，「唯唯者久之……而顧有怍色」。經徐光啟一再解釋，並講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的道理，熊三拔才勉強應允，而且要求徐光啟在《泰西水法》付梓時，說明該書成立之經過。[156]由這兩個事例也可以窺見，獨立性的喪失使西學派們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由於西學派不懂西文，只能被動地聽憑傳教士們的判斷和選擇。而傳教士則可以輕而易舉地決定中國西學的內容和規模，這種狀況從根本上限制了西學的發展。由於對傳教士的過分依賴，一旦這個傳播媒介發生問題，中國西學也就成了無源之水，漸趨枯竭。

  從具備科學知識的水準看，來華耶穌會士的陣容並不比在日本的荷蘭人弱。如著名來華傳教士鄧玉函、湯若望、羅雅谷三人都是義大利最著名的科學社團靈采研究院的成員[157]；而艾儒略則畢業於著名的帕多瓦大學；再如龐迪我、金尼閣、熊三拔、陽瑪諾、穆尼閣，特別是南懷仁以及其後作為歷代欽天監監正的耶穌會士們，都證明了他們在天文曆法領域的造詣。而且傳教士與西學家們的接觸也比荷蘭商館人員與日本人的接觸更緊密。然而，傳教士的身份規定了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傳播天主教，而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只不過是一種迂迴手段，他們須臾不忘宣揚他們的信仰。結果是，雖然西學家們主要目標在於攝取西方的科學技術，但是，從全部漢譯西書的比例看，宗教類卻占去了很大比重。據統計， 16、17世紀傳教士於科學技術方面的中文著述和譯述約有120種[158]。又一說，從利瑪竇來華，到耶穌會解散的190年間，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譯著西方書籍凡437種，其中純宗教書籍251種，占57%；自然科學書籍131種，占總數的30%；人文科學書籍55種，占總數的13%[159]。

  如果參照日本的情況，便可以形成明顯的對照。由於幕府的禁教政策，在整個蘭學時代，天主教類書籍幾近於無。而在科學領域，僅據幕末穗亭主人以醫學譯述為主要對象的不完全統計，自延享（1744-1747）年間至1852年的百餘年間，譯述西書即達480種，譯述者達115人，且全部是日本人（參閱本章第一節之3文中注釋）。此外，尚有世界史地類書籍三百餘種[160]，三宅友信所藏兵書219冊等。上述統計可充分比照出中國西學中科技類譯述的微不足道。

  在中國西學史上，還有更令筆者不忍言及的一段公案。1620年，金尼閣等耶穌會士將在歐洲募集到的7000餘部西文書籍攜來中國，據金尼閣稱：

  余迄今所獲者，無論就數量言，就學術門類之繁多言，就裝潢之富麗言，在耶穌會中尚無足以與此頡頏者……以學科之門類言，除吾人圖書館所習有之人文類、哲學類、神學類、教義類及其他名著外，余所搜醫學、法學、音樂類書，亦復甚多，而今日所已發明之數學書，則可謂應有盡有。[161]

  

  據學者們考證，這些圖書運到澳門已無可疑，但是，有多少進入中國內地，尚無定說。方豪認為：「七千部書運往北京也費了一大番氣力，最初數年只能暫存澳門；此後是分批逐漸帶進。」[162]另據魏特《湯若望傳》載，1644年清軍入關時，湯若望的教堂中約有3000卷歐洲書籍。有學者推測：「雖然這3000卷並不一定盡屬7000部之內，恐怕大多數會是的。」[163]楊廷筠曾躊躇滿志地表示：「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眾共成之。」[164]然而，楊廷筠的宏願只不過是一廂情願的空想。當時，在學問領域有造詣的傳教士都在忙於《崇禎曆書》的編纂工作，無暇顧及楊廷筠設想的翻譯事業，更何況傳教士們已經在紛紛抱怨科學活動擠掉了他們傳布福音的時間。傳教士羅雅谷抱怨說：「孜孜測驗弗休，日月七政等書，次等翻譯成帙，蓋旦夕拮据，喘息非寧。閱二年，如一日，未遑他務也。既而追惟八萬里東來本意，所圖何事？治歷與治人孰急，明時與明道又孰急，然而膺有成命，罔敢懈弛，用是兩念橫衷，未決者久之。」[165]

  入清以後，這7000部西書的去向如石沉大海，無從考稽。直到本世紀30年代整理北平北堂時才有幾百冊重見天日，而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北堂藏書號1385）和克卜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北堂藏書號1897）俱在其中[166]。然而，時隔300年，它們已經失去了在科學上的價值，充其量也只能充作珍貴的歷史資料而已。

  以下，比照一下日本的蘭學時代。由於日本與荷蘭之間的交往主要是貿易關係，蘭學家們要得到蘭書就需要自己出資，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爭相購求。加之「蘭癖大名」們對荷蘭書籍的嗜好，致使其身價倍增。杉田玄白即因《解體新書》原本價格昂貴，以至於無力購買而不得不請求家老岡新左衛門資助。[167]再如，據田原藩三宅友信所藏蘭書之兵書目錄記載：「總計二百十九冊三圖面，總價金百七十八兩三分一朱銀四匁六分余。」[168]可見，在當時的日本，荷蘭書籍毋寧說是一種緊俏奢侈品。也正因為如此，蘭學家們在選擇蘭書時非常謹慎，利用率也很高。相比之下，在中國，傳教士們拱手相送的7000部西洋書籍卻如「泥牛入海」。試想，如果當時中國的西學具有日本蘭學那樣的規模，西學家也能夠閱讀、翻譯這些書籍，那麼西學的發展至少不應該落後於日本。就能否掌握外語而言，當時西學派們的小小失誤便造成西學的極大局限，也引發了後來中國歷史學家們無限的遺憾。方豪曾感慨萬分地袒露過這種心情：

  孰知三百年前……入華天學圖書，竟有萬部之富耶？使其時果能一一迻譯，則影響於我國文化，豈易言哉……然譯事之成敗，實一重要關鍵。七千部之淹沒不彰，又不僅教會蒙受損失而已，我國科學之進步，亦為之延遲二三百年，此語或非過當。[169]

  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是，西學派不去學習外國語，至少是丟掉了這次歷史賜予中國的良機。中國西學不如日本蘭學影響之大，「譯事之成敗，實一重要關鍵」，而譯事之未成又在於西學家們沒能掌握外國語這一最基本的工具。

  （本章第一節原載李卓、高寧主編：《日本文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二節原載《歷史教學》2004年第7期；第三節原載《書屋》2007年第4期；第四節原載《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第五節原載《武藏大學綜合研究所紀要》No. 16，2007年6月）

  附 中日早期西學史對照年表

  （該表原載《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

  【注釋】

  [1] 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頁。

  [2] 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第560頁。

  [3] 有關徐光啟的科學業績，國內外論著頗多，本文不再贅述。

  [4]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89年，第269頁。

  [5]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194頁。

  [6] 《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574頁。

  [7]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194頁。

  [8] 阮元撰：《疇人傳·王錫闡》，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446頁。

  [9] 梅文鼎：《塹堵測量》，轉引自杜石然等編：《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下，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217頁。

  [10] 阮元撰：《疇人傳·王錫闡》，第446頁。

  [11] 劉准：《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中國河北獻縣1937年，第145頁。

  [12] 《清史稿·湯若望傳》。

  [13] 魏特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一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220頁。

  [14] （清）楊光先等撰、陳占山校註：《不得已附二種》，黃山書社2000年，第79頁。

  [15] 沈福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0頁。

  [16] 《清史稿·藝術列傳序》。

  [17] 《清史稿·聖祖本紀》。

  [18] 《清史史料》第6輯，中華書局1985年，第162頁。

  [19] 白晉著、趙晨譯：《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3頁。

  [20] 轉引自信夫清三郎著、周啟乾譯：《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30頁。

  [21] 參閱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有關章節。

  [22] 王韜輯：《西學十二種·泰西著述考》四，雲南武備學堂藏書。

  [23] 榮振華著、耿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中華書局1995年，第760-761頁。

  [24] 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科集成》，第一學習社1980年，第149頁。

  [25]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1990年，第238-240頁。

  [26] 轉引自鄭學稼：《日本史》第三卷，台北黎明公司1977年，第368頁。此處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李之藻還是徐光啟，無疑具有相當高的理解西方科學的學力，不過他們還不通西語，他們的「翻譯」還不是獨立進行的，而是通過傳教士的口述，而「筆受」記錄而成。

  [27] 指十六世紀中葉起兩個世紀間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和日本傳教的歷史。

  [28] 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2頁。

  [29] 天、上帝皆為中國傳統概念，有特定的含義，因而教廷恐怕出現「同名異神」誤解。

  [30] 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四）。

  [31] 北平故宮博物院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十四）。

  [32] 森銑三：《荷蘭正月》，富山房1989年，第222頁。

  [33] 有馬成甫：《司馬江漢的自然科學業績》，載《蘭學資料研究會研究報告》52號，1959年。

  [34] 山片蟠桃：《夢之代》，載《日本思想大系43》，岩波書店1979年。

  [35] 山片蟠桃：《夢之代》。

  [36] 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載《日本隨筆大成》第一期第二卷，吉川弘文館1975年。

  [37] 司馬江漢：《天地理譚》，轉引自有坂隆道編：《日本洋學史的研究》Ⅵ，創元社1975年，第146頁。

  [38] 司馬江漢：《春波樓筆記》。

  [39] 渡邊華山：《舌或問》。有關渡邊華山論著的引文，皆採用佐藤昌介校注的《華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本。

  [40] 渡邊華山：《慎機論》。

  [41]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

  [42] 渡邊華山：《慎機論》。

  [43] 渡邊華山：《諸國建地草圖》。

  [44] 渡邊華山：《慎機論》。

  [45] 渡邊華山：《外國事情書》。

  [47] 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Ⅵ，春秋社1955年，第293頁。

  [48] 青木歲幸：〈信濃蘭學的展開狀況〉，載《實學史研究》Ⅰ，思文閣出版，第138—139頁。

  [49] 《大清高宗皇帝實錄》卷一四五三，第13—14頁。

  [50] 姚瑩：《東溟文後集》卷八。

  [51] 參閱呂萬和：《明治維新與中國》，日本六興出版1988年，前言。

  [52] 梅棹忠夫著、王子今譯：《文明的生態史觀》，上海三聯書店1988年，第95頁。

  [53] 康有為語，轉引自馮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6年，第160頁。

  [54] 通過與南蠻科學、蘭學的對照，來理解中日兩國攝取西洋科學的異同。

  [55] 向仍旦：《如何評價明清之間天主教士翻譯的書籍》，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3期。

  [56] 馮天瑜：《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在華學術活動》，《江漢論壇》1979年第4期。

  [57]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序言第23頁。

  [58] 白莉民：《西學東漸與明清之際教育思潮》，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頁。

  [59] 張純成等：《15-16世紀中國自然科學的革命》，《史學月刊》1990年第2期。

  [60] 具體科學上的問題可以參閱魯品越：《西方科學歷程及其理論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有關章節。

  [61]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著、張麗萍等譯：《近代科學的起源》，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49頁。

  [62] 埃倫·G·杜布斯著、陸建華等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2頁。

  [63] 據《明史》卷25《天文一》載：「其言九重天也，曰最上為宗動天，每日帶各重天自東而西左旋一周。」此為地靜天動之說，即地球固定不動，而整個天體圍繞地球旋轉。宗動天為天體中距地球最遠處。

  [64]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六十五卷·曆法總部·五緯歷指·總論》，中華書局1985年。

  [65]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六十五卷·曆法總部·五緯歷指·總論》。

  [66] 魯品越：《西方科學歷程及其理論透視》，第141-142頁。

  [67]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七十七卷·曆法總部·曆法西傳》。

  [68]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七十七卷·新法曆書·歷指》。

  [69]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七十九卷·曆法總部·新法表異·天漢破疑》。

  [70] 《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天文算法類·天問略》787冊，台灣商務印書館。

  [71] 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6頁。

  [72] 方豪：《中西交通史》，嶽麓書社1987年，第710頁。

  [73] 埃倫·G·杜布斯著、陸建華等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與自然》，第122頁。

  [74] 亞·沃爾夫著、周昌忠等譯：《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35、138頁。

  [75]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曆法典·六十五卷·曆法總部·五緯歷指·四》。

  [76] 阮元：《疇人傳》，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603頁。該書第603-609頁還有詳細介紹。

  [77] 利瑪竇、金尼閣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譯者序言，第21頁。這裡是引用美國學者席文（Siwin）的一次私人談話。

  [78] 馬祖毅：《中國翻譯史話——明末清初的「科學」翻譯》，《安徽大學學報》1978年第3期。

  [79] 鈴木清節編纂：《華山全集》第一卷，華山會1938年，「華山全集發行趣旨」。

  [80]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第323頁。

  [81] 林則徐：《致奕山·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82] 林則徐：《致怡良·道光十九年二月》，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74頁。

  [83] 林則徐：《會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轟擊夷船情形摺》，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第190頁。

  [84]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85] 林則徐：《複議曾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摺》，《林則徐集·奏稿》中，第794頁。

  [86] 林則徐：《複議曾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摺》，《林則徐集·奏稿》中，第796頁。

  [87] 林則徐：《複議曾望顏條陳封關禁海事宜摺》，《林則徐集·奏稿》中，第794-795頁。

  [88] 林則徐：《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1頁。

  [89] 林則徐：《英人續來兵船及粵省布置情形片》，《林則徐集·奏稿》中，第838頁。

  [90] 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總論》卷八十，古微堂重印本，咸豐二年（1852年）。

  [91] 林則徐：《廣州舟師實難分遣赴浙會剿片》，《林則徐集·奏稿》中，第865頁。

  [92] 陳大宜：《從鴉片戰爭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國軍事工業》，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8年，第163頁。

  [93] 林則徐：《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第100頁。

  [94] 林則徐：《致姚椿、王柏心·道光二十二年八月》，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93頁。

  [95] 林則徐：《致蘇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86頁。

  [96] 《清史稿·林則徐傳》卷三百六十九，第三十冊，中華書局1977年，第11494頁。

  [97] 清朝國史管撰：《林則徐傳》，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組：《林則徐詩文選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6頁。

  [98] 渡邊華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邊華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註：《華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下文為節省篇幅，隨文括號標示。

  [99] 高野長英：《鳥之鳴音》，載《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書店1971年，第179頁。

  [100] 佐藤昌介：《渡邊華山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載東北大學文學會《文化》，第十八卷第一號，1954年。

  [101] 三宅友信：《蘭書目錄·兵書之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102] 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176-197頁。

  [103]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104] 琦善：《奏遵查林則徐在粵辦理禁菸情形摺》，《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中華書局1964年，第615頁。

  [105] 林則徐：《致奕山·道光二十一年三月》，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74頁。

  [106] 姚瑩：《康遒紀行》卷十六。

  [107] 參見林永：《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8] 林永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

  [109] 楊國禎：《林則徐傳》，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8頁。

  [110]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

  [111] 馮桂芬：《顯志堂集·吳序》，校邠廬刊光緒二年（1876）。

  [112] 《左文襄公全集·聯語》，第四函，光緒二十三年（1898）。

  [113] 魏源：《海國圖志·後敘》。

  [114] 佐藤昌介：《渡邊華山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

  [115] 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第184-194頁。

  [116] 1839年3月江川英龍視察江戶灣沿海後，計劃在向幕藩進呈視察復命書時添加一些有關西洋情況的材料，並將此事託付給渡邊華山。《初稿西洋事情書》《再稿西洋事情書》《外國事情書》《諸國建地草圖》等，皆為此而作，對江川英龍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117] 阮元：《疇人傳》，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589頁。

  [118] 南懷仁著、薛虹譯：《韃靼旅行記》，杜文凱編《清代西人見聞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75頁。

  [119] 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78頁。

  [120] 參閱李蘭琴：《欽天監的又一位德籍監正——戴進賢》，許明龍主編《中西文化交流先驅》，東方出版社1993年。

  [121]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71頁。

  [122] 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頁。

  [123] 參閱杉本孜：《江戶時期蘭語學的成立及其展開》Ⅳ，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8年，第250頁。

  [124] 杉本孜：《江戶時期蘭語學的成立及其展開》Ⅳ，第252頁。

  [125] 《大清高宗皇帝實錄》卷1453，第13-14頁，《清高宗實錄》第29冊，台灣華文書局1963年，第21319頁。

  [126] 郁達夫：《日本的文化生活》，《宇宙風》第25期，1936年9月。

  [127]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著、張麗萍等譯：《近代科學的起源》，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159-160頁。

  [1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5頁。

  [129] 渡邊敏夫：《近世日本天文學史》，恆星社厚生閣1986年，序言。

  [130] 湯淺光朝著、張利華譯：《科學文化史年表》，科學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153頁。《風土記》：公元713年，元明天皇詔令日本各地對地形、土質、物產等進行調查，各地將調查結果編成本地的《風土記》，現完整保存下來的只有《出雲國風土記》。《醫心方》：全書80卷，公元984年丹波康賴著。該書以中國隋代《病源候論》為主，並引用類集了隋唐醫書80餘種。

  [131] 家永三郎：《檢定不合格日本史》，三一書房1980年，第161頁。

  [132] 《明史》開始修於順治二年（1645），未成而止，康熙十八年（1679）再開史館續修，乾隆四年（1739）刊行。

  [133] 《清朝文獻通考》卷198《四裔考六》，商務印書館1936年。

  [134] 阮元：《疇人傳》，商務印書館1955年，第610頁。

  [135]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1996年，第390-391頁。

  [136]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著、張麗萍等譯：《近代科學的起源》，第159頁。

  [13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5頁。

  [138] 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第71頁。

  [13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頁。

  [14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6-667頁。

  [141] 青木歲幸：《信濃蘭學的展開狀況》，載《實學史研究》Ⅰ，思文閣1984年，第138-139頁。另可對照青木歲幸：《在村蘭學的研究》，思文閣1998年，第70-71頁。此表與第三章「主要蘭學塾塾生分布表」統計的人數稍有出入，其中芝蘭堂、象先堂、適塾塾生數字，應以第三章表為準。表中所列蕃書調所、江戶醫學所為幕府洋學設施、大野洋學館為大野藩所設。又表中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始稱蘭學所，1868年改稱慶應義塾。

  [142] 王韜：《扶桑遊記》四月初二，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第三冊，嶽麓書社1985年，第413頁。

  [143] 有關《海國圖志》對日本的影響，參閱王曉秋：《近代中日啟示錄》，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24- 37頁；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155頁。

  [144]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十，校邠廬刊，光緒二年。

  [145]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十。

  [146] 魯迅：《吶喊》，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頁。

  [147] 孫廣德：《晚清傳統與西化的爭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8頁。

  [148]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華書局1983年，第34頁。

  [149] 關於日本近世的長子繼承制可參閱李卓：《家族制度與日本近代化》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150] 參閱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綜合研究》，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274-279頁。

  [151] 參閱陳正祥：《中國地圖學史》，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79年，第43頁。

  [152] 徐光啟發現了西方數學中的推理、演繹等邏輯思維的優勢，認為西方科學不但可以言「法」（方法），而且可以立「義」（原理），而重視「義」正是中國傳統科學所缺乏的思維方式。

  [154]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札記》，第517-518頁。

  [155] 《題幾何原本再校本》，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9頁。

  [156] 《泰西水法序》，王重民輯校：《徐光啟集》，第67頁。

  [157]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中華書局1988年，第221、216、217頁。

  [158] 參閱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254頁。

  [159] 錢存訓：《近世譯書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文獻》1986年第2期。關於明末清初之西書，還可參閱王韜：《泰西著述考》，載《西學十二種》四，雲南武備學堂藏書；梁啓超：《西學書目表》，光緒23年；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於歐洲的影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

  [160]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世界地理·西洋史文獻解題》，原書房1980年。

  [161] 《方豪文錄》，北平上智編譯館1948年，第5頁。

  [162]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第182頁。

  [163] 樊洪業：《耶穌會士與中國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48頁。

  [164] 楊廷筠：《刻西學凡序》，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中華書局1989年，第292頁。

  [165] 羅雅谷：《哀矜行詮自敘》，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第73頁。

  [166] 鄭文光、席澤宗：《中國歷史上的宇宙理論》，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7頁。

  [167] 杉田玄白著、緒方富雄校註：《蘭學事始》，岩波書店1992年，第30頁。

  [168] 贈從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筆：《蘭書目錄·兵書之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169] 《方豪文錄》，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