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時代與歷史角色

  林則徐和渡邊華山都是我崇敬的歷史人物，不過把他們放在一起，或曰不著邊際。其實，尋遍與林則徐同時代的日本人，最相近的莫過於渡邊華山了。眾所周知，林則徐是公認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東鄰的渡邊華山被日本人譽為「我開國史上最初的第一人」[79]，二人均為中日兩國近代認識西洋的先覺者。他們處在同一個時代，都是站在迎接西洋挑戰前沿的在朝學者，他們為自己的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卻在當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都為後世所敬仰。對他們研究西洋的軌跡做一探查，或許會給我們某種啟示。

  林則徐自1838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上任後，由於處理對外問題的需要，才開始接觸並研究西洋問題，而且主要集中在欽差大臣任內（1840年9月被革職）。渡邊華山是日本江戶幕府末期三河國（現愛知縣東部）田原藩藩士，於1832年天保饑饉和英國東漸勢力加速的內外形勢下，被任命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掛。當時在三河地區只有田原藩面臨太平洋，因之該藩為三河地區海防的唯一據點。對此，渡邊華山深感責任重大，為解決內外危機，開始認真研究西洋問題，直至因筆禍罹罪的1839年。與日本正統洋學家比較起來，林則徐和渡邊華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較晚，況且二人皆不諳外國語，雖然如此，他們卻分別達到了那個時代本國對「西洋問題」認識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於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他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在那個時代中所擔當的角色。

  十九世紀中葉，就遠東地區而言，西方殖民勢力的攻勢由「西力東漸」急速發展為「西潮東涌」的時代。中日兩國面臨著有史以來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機，傳統的對外觀念以及對外交涉原則已無用武之地，從而如何迎接來自西方的挑戰便成為中日兩國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迎接這次挑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兩國近代史的發展方向。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和日本能清醒地認識上述現實的人卻寥寥無幾。林則徐和渡邊華山同處於這一激盪的時代，並分別擔當「馭夷」要職，又分屬本國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這些客觀條件促使他們對本國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以及民族前途極為敏感，面對歐美列強的強烈衝擊，他們不同程度地意識到西洋諸國的先進性和自我危機的嚴重性。為此，他們積極了解、研究、學習西方的先進事物，以尋求擺脫民族危機的途徑。在此過程中他們各自將本國的西洋學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從而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洋學的大施主」。簡而言之，他們處於同一時代，有著相似的感受以及這種感受所促發的民族使命感。正是上述相似的經歷將他們造就成為冷靜環視周圍世界的民族先覺者。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國具體國情的差異，他們研究西洋的側重面、深廣度又不盡相同。以下將扼要敘述這種差異以及形成這種差異的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