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結論

  綜觀上述，筆者只能得出與「西學落後論」相反的結論。我們看到，當時歐洲天文學界的前沿理論和重大發現，均被傳教士一一介紹到中國，而且上述伽利略的各項研究成果，都是在伽利略生前（1546-1642）傳入中國的。可見，來華耶穌會士們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非但不是舊貨，而且是歐洲天文學研究已有定論的新成果。在歐洲近代科學形成的全過程中，耶穌會士始終是在華傳播歐洲科學的中介者。在這次延續近兩個世紀的科學傳播過程的開始階段，即利瑪竇時代，歐洲近代科學還沒有形成，古代科學和中世紀的科學在歐洲仍然占據主導地位。而到戴進賢的《曆象考成後編》和蔣友仁的《坤輿全圖》時期，正是歐洲近代科學確立權威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耶穌會士們帶來的西方科學既有「古學」，又有「新學」，確實是新舊雜糅。其實，它反映的正是當時歐洲科學在研究、論爭中發展的趨勢。應該說耶穌會士介紹給中國的西方科學幾乎與近代科學在歐洲的進展相同步。這正是我們評介耶穌會士帶來的歐洲科學的極其重要的線索。長期以來，國內學者之所以對耶穌會士們帶來的科學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恰恰忽略了這條線索。加之，學者們往往以當今科學史上的定論來評判三四百年前的狀況，自然不免會釀成「歷史冤案」。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出現近代科學，其原因不在於中國本身，而在於耶穌會士傳播者的身上[77]。甚至有學者提出：「從利瑪竇算起到南懷仁來華為止，生活和活動著的西方著名科學家就有哥白尼、布魯諾、培根、伽利略、康帕內拉、克卜勒、哈維、霍布士、惠更斯、斯賓諾莎、洛克、牛頓、萊布尼茲和哈雷等23人之多。試問：傳教士們對這些科學家的學說和理論，究竟介紹了多少？」[78]筆者以為提出這種要求是不符合實際的。上述質問如果是針對一個來華的歐洲科學講師團而言，也許是恰當的。但是，不應忘記耶穌會士來華的目的是傳播天主教，況且在歐洲科學尚在發展的時代，傳教士們能腳踏實地為中國修改曆法，為編制《崇禎曆書》而耗費他們大量的精力，已是難能可貴。再要求他們將所有的西方科學新理論全方位地介紹給中國人，則未免過於苛刻。且術業有專攻，來華傳教士的主要科學知識是在天文曆法方面。就了解與傳播這方面的知識而言，他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