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明治學術發展線索
2024-10-13 10:33:05
作者： 吳廷璆
通觀明治學術的歷程，可以梳理出兩條線索：從學術本身而言，經歷了由機械地移植，發展到帶動傳統學術領域的改造轉型；從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而言，明顯地反映出由初期相對的自由學術，轉變為御用學術。
以東京大學教授陣容為例，可以反映出明治時代日本的西方近代人文社會科學還難以脫離西方學者而完全獨立。如1881年法學部6名教授中，日本人和外籍各3名，其他各學科也都難以脫離外籍教授的支持，諸如：哲學領域的菲諾羅薩和庫貝爾，史學領域的里斯等等。
在移植西方人文學科的過程中，還形成了試圖以西洋理論和方法改造國學、漢學和佛教等傳統學問的潮流。在學術的西化過程中，雖然一般而言認為傳統學問仍有某種價值，但整體被貼上了非科學的封建學問的標籤，並開始嘗試以西洋的人文理念改造傳統的東洋學問，以使東洋學問轉換為近代學術。然而，西方的人文精神是在西方社會環境下形成的，在許多領域不能合理地解釋東洋的人文現象，這就需要日本學術界自己來完成這種改造。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以日本、中國、印度為研究對象的「國史學」「國文學」「漢文學」「東洋史學」「印度哲學」等帶有近代色彩的「傳統新學科」。其中「印度哲學」研究頗有成果，得到國際學界的稱譽。
近代以前日本的佛教、佛學研究一直利用漢譯的經典，明治時代受到歐美學者印度研究的刺激，日本學者也開始利用梵文資料，研究不斷深化：1876年留學英國的南條文雄在英國語言宗教學家的協助下，出版了梵文本的《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般若心經》等佛教經典；1890年訪歐的光南順次郎將漢譯本的《觀無量壽經》《南海寄歸傳》譯成英文；荻原雲來對於《大乘集菩薩學論》梵、漢本進行對校，並發現古梵文本的《瑜伽諭本地分中菩薩地》等。[43]這些成果為國際學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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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們上述嚴謹執著的學力和獨創的成果確實令人敬佩。然而由於學案頻發，日本學者「在國史學、國文學等領域卻屢屢順從於國粹主義和國家主義」[44]，這就使得日本近代學術很難健康地發展。
明治初期日本國家的文化指導層與民間被指導層的文化意識具有很大的差異，然而明治中期，即《大日本帝國憲法》頒布以後，在忠君愛國思想的統轄之下，兩者的文化意識差異逐漸消失，走向趨同。
明治維新後日本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問題的複雜化，促動著人文學科向專業化發展，再加之19世紀70年代末東京大學的法學部和文學部也開始向社會輸送畢業生，已成為學科專業化的人才基礎。不過，一般而言，與明治初期百科全書式的經世學者相比，這時期的多數學者在逐漸向專業化邁進的同時，也與社會越來越疏遠。以哲學為例，從西周的《百學連環》、井上哲次郎的《現象即實在論》，到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徹底遁入象牙之塔，可以清楚地顯現出這種趨勢。
作為上述趨勢的背景，對明治初年學者們的出身和與政權的關係稍作分析，可以得到一些解釋。這些學者雖然大多出身於與幕府多有淵源的封建統治層，但在接觸西洋文化後逐漸生成了反封建的意識。然而他們的出身又決定了他們難於站在被統治者的立場去反對權力，而是跟隨一開始就帶有專制性質的明治政權宣傳自上而下的文明開化。他們批判封建傳統的意識極強，雖然出發點不盡相同，但反封建並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的意願卻基本一致。然而，這批知識分子已經習慣了與政權的合作，如絕大多數明六社成員。這樣隨著明治政府不斷加強對內專制統治和對外提倡拓展國權，不願意附和專制權力的有良心的學者們便放棄了對社會實踐的熱情，遁入研究室從事學院式的純學術研究。尤其在「國史學」領域，出現埋頭於史料搜集和整理，機械的實證主義史學。還有一部分學者，放棄了啟蒙時代的自由主義而轉向國家主義，其中井上哲次郎可算典型的代表。如果說井上是在建立符合明治專制政府要求的「專制主義的道德哲學」，那麼穗積八束就是在建立以天皇神權說為內容的符合明治政府需要的「專制憲法學」。當然不能主觀地斷定此類人物出賣了學者的良心，也可能是在堅持自己的學術或政治觀點，但至少不能否認，他們的確扮演了支持專制政府反民主的工具。
（本章原載《日本近現代文化史》）
【注釋】
[1]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1》，小學館1967年，第36頁。
[2] 周建高：《斯賓塞對近代日本影響管窺》，載《日本研究論集200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7—279頁。
[3] 福澤諭吉：《通俗國權論》，載《福澤諭吉全集》第四卷，岩波書店1964年，第108頁。
[4] ①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洋洋社1954年，第581—582頁。
[5] 笹山晴生等編：《詳說日本史史料集》，山川出版社1994年，第240頁。
[6]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59頁。
[7] 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留學德國攻法學，回國後曾任樞密院書記、農商務省特許局長等職，1913年被袁世凱聘為總統法律顧問。
[8]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60—661頁。有關二人爭論的內容，多參考此書。
[9]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61頁。
[10] 穗積八束：《我國憲法之特質》，載《明義》第3卷第12號，1902年12月。
[11]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63頁。
[12]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68—670頁。
[13]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573頁。
[14] 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學思想史》，柏書房1974年，第66頁。
[15] 竹越與三郎：《二千五百年史》，開拓社1896年，第1頁。
[16] 竹越與三郎：《二千五百年史》，第1頁。
[17] 仿照中國官修正史的傳統，由官方編纂的六部史書：《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記述年代連續銜接，上自神代下迄光孝天皇仁和三年（887年）。此後因戰亂等原因官方修史中斷。
[18]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567頁。
[19] 1886年東京大學改稱帝國大學，1897年隨著京都帝國大學的設立，帝國大學又改稱東京帝國大學。
[20] 那珂通世編：《支那通史》，中央堂1888年，序。
[21] 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學思想史》，第133頁。
[22] 芳賀登：《批判近代日本史學思想史》，第133頁。
[23] 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之古俗》，載《明治文學全集78》，築摩書房1976年。
[24]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第634—635頁。
[25] 圍繞南朝和北朝哪一方為正統的問題，在史學界始終存在不同意見，當時大致有三種觀點：以吉田東伍為代表的北朝正統說；以黑板勝美等為代表的南朝正統說；多數學者主張南北並立，即同時承認南北兩朝廷和各自的天皇。1903年編的歷史教科書採用並立說。
[26] 家永三郎：《日本的近代史學》，日本評論社1957年，第29頁。
[27] 大久保利謙編：《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書房1960年，第36頁。
[28] 井上哲次郎：《菲諾羅薩以及庫貝爾》，載大日本文明協會編：《明治文化發祥紀念志》，大日本文明協會1924年。
[29] 實為編譯，該書凡例曰：「泰西之文丁寧反覆毫髮無遺，故而照直翻譯往往難免冗漫。本書博採諸家……不拘原文，所以稱著不稱譯。」見中江兆民：《理學鉤玄》凡例，集成社1886年。
[30] 卞崇道、王青主編：《明治哲學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15頁。
[31] 中江兆民著、吳藻溪譯：《一年有半、續一年有半》，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5頁。
[32] 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劉文柱譯：《西田幾多郎》，三聯書店1993年，第10頁。
[33] 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劉文柱譯：《西田幾多郎》，第15頁。
[34] 西田幾多郎著、何倩譯：《善的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第5頁。
[35] 尾藤正英：《日本文化的歷史》，岩波書店2000年，第223—224頁。
[36] 朱謙之：《日本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頁。
[37] 西田幾多郎著、魏肇基譯：《善之研究》，開明書店1940年，序。
[38] 朱謙之：《日本哲學史》，第330頁。
[39] 西田幾多郎著、何倩譯：《善的研究》，第7頁。
[40] 竹村牧男：《西田幾多郎與佛教》，大東出版社2002年，第4頁。
[41] 朱謙之：《日本哲學史》，第319—320頁。
[42] 上山春平編集：《日本的名著47西田幾多郎》，中央公論社1990年，第444頁。
[43]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163—164頁。
[44] 兒玉幸多：《圖說日本文化史大系11》，第1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