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蠻科學的歷史影響

  通觀南蠻科學在日本的傳播情況，可知它尚處於零散而不系統的階段，基本上是根據傳教士們傳教的需要，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又由於南蠻科學隨同禁教悲劇而跌入低谷，因而有日本學者認為，南蠻科學在日本的傳播只不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歷史插曲。然而，筆者以為，這並不是全部、最終的結局。誠然，南蠻文化時代天主教信仰及其社會倫理思想遭到嚴酷的鎮壓而幾乎銷聲匿跡，但正如列寧指出的：「儘管文化遭到很大破壞，但決不能把它從歷史生活中一筆勾銷……文化的某些方面，在某些物質殘餘中是消滅不了的。」[108]日本的情況也不例外。南蠻科學雖然隨著德川幕府的嚴厲禁教政策而失去了傳播源，但它仍然頑強地生存下來。從科學進化的角度看，一種科學文化的演進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經過漫長歲月的積累才能確立其地位。南蠻科學作為一股潛流，在日本科學史上頑強地緩緩流動，經過長期的浸潤發展，終於過渡到以吸收西方近代科學為內容的蘭學階段。

  在醫學領域，澤野忠庵所著《南蠻流外科秘傳書》，在禁教風潮中為避開「南蠻」字樣，於1696年改名為《阿蘭陀外科指南》出版，從而在取締南蠻文化的時代，使南蠻外科技術頑強地生存下來。南蠻醫學還成為一些醫學世家的家傳，蘭學始祖杉田玄白就曾在講述蘭學源流時說過：「其時有西吉兵衛傳西流外科。其初為南蠻通辭（葡萄牙語翻譯人員），傳南蠻醫術。及至南蠻船被禁止入津，又為荷蘭通辭，傳荷蘭醫術。此人兼倡南蠻、荷蘭兩流，世稱西流。」[109]日本蘭學史家杉本孜也指出：「作為阿蘭陀（荷蘭）醫術的先驅，必須祖述南蠻醫術。」[110]由此可見，作為蘭學最初領域的西方近代醫學實有南蠻醫學傳承的成分。從這種傳承可以看出，南蠻醫學不僅是日本人認識西方科學歷程中的積累，也是接受蘭學的通道和橋樑。此外，如所周知，與偏重于思辨的中醫相比，西洋醫學更注重實驗。筆者當然無意貶低中醫的價值，但是西方醫學的實驗精神無疑為日本醫學的發展開闢了更寬闊的道路。這種實證精神不但促進了日本醫學的發展，而且啟發了後來醫學界以外的蘭學家，成為蘭學的指導性思維方式。

  前述的歐洲天文學在日本很快得到承認，即使在禁教以後，1656年官方認可的《乾坤辯說》一書，雖然仍視天主教為「異端妖術」，但最終承認了地圓說理論。這種地圓說雖然尚屬於古希臘托勒密的天文學體系，但它畢竟是西方體系，因而為與蘭學階段西方近代天文學的銜接奠定了基礎。此外，這一時期輸入的地圖、地球儀、天文儀器等也為江戶中期興起的蘭學運動準備了物質手段。而傳教士開展的天文學普及活動，使天文學在日本擺脫了朝廷的壟斷，開始流向民間，並幾經傳承成為蘭學的主要研究領域。新的地理學知識不僅使日本人開始科學地認識自己的國土，還使日本人開始走向世界，開闊了眼界，更新、積累了海外知識。這對島國日本來說，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總之，南蠻科學開啟了日本人的科學文化視野，培育了日本人的實證精神和不同於日本傳統的自然哲學的思維方式，為蘭學的興起奠定了科學研究的認識論基礎。由此，大大縮短了日本跨入近代自然科學階段所需要的自我摸索的時間。也正因如此，又有學者甚至認為「葡萄牙商船來日本的1543年，應該是日本近代的開端」[111]。筆者當然無意如此拔高這次文化接觸的意義，但是，這種觀點似乎能給我們某種啟發。

  在有關日本近代化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將目光集中在幕末維新階段的歷史瞬間，而較少追究其歷史淵源。康有為就曾說過：「泰西以五百年講求之者，日本以二十餘年成之，治效之速，蓋地球所未有也。」[112]近年來國內已開始注意到江戶中期以來的蘭學和幕末洋學的研究，筆者以為，如若將明治維新作為日本邁入近代的成熟期，那麼蘭學和幕末洋學階段正相當於少年期，而南蠻文化則是其童年時代。梳理出這條線索，有助於完整地勾畫出日本通過吸收西方文化而逐漸走向近代這樣一個重要歷史側面的歷程。

  （本章第一節原載《西學東漸與中日兩國的對應——中日西學比較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二、三節原載《日本「南蠻時代」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2期；第四節原載《日本學刊》2001年第5期）

  【注釋】

  [1] 《新舊約全書·馬可福音》第16章15，中國基督教協會印發1989年，第60頁。

  

  [2] 賈方、段琦：《耶穌會》，載《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4期。

  [3] 參閱安希孟：《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羅馬教廷》，載「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第四輯，三聯書店1988年，第187—205頁。

  [4] 韋爾斯著、吳文藻譯：《世界史綱：生物和人類的簡明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811頁。

  [5] 魯品越：《西方科學歷程及其理論透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30頁。

  [6] 參閱魯品越：《西方科學歷程及其理論透視》，第207—208頁。

  [7] 帕里斯著、張茄萍等譯：《耶穌會秘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73頁。

  [8] 帕里斯著、張茄萍等譯：《耶穌會秘史》，第33頁。

  [9] 1551年由前述耶穌會鼻祖羅耀拉創立，採用當時大學的學制，在當時的歐洲影響很大。

  [10] 生於德國，一生科學著述頗豐，利瑪竇入華後的許多譯著選自克拉維斯的著作。在中國稱克拉維斯為丁先生。

  [11] 小野中重編：《利瑪竇與支那科學》，雙林社1944年，第25頁。

  [12] 湯因比著、沈輝等譯：《文明經受著考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2頁。

  [13] 陳慶華：《早期天主教士底武力征服中國的陰謀》，載《歷史教學》1951年第8期。

  [14] 裴化行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233—234頁。

  [15] 裴化行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第228頁。

  [16] 羅光：《利瑪竇傳》，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第30頁。

  [17] 湯淺光朝著、張利華譯：《科學文化史年表》，科學普及出版社1984年，第44—45頁。

  [18] 阿魯貝神父著、井上郁二譯：《聖方濟各·沙勿略書翰抄》，岩波書店1991年，第26頁。

  [19] 赫伯特·巴特菲爾德著、張麗萍等譯：《近代科學的起源》，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43、44頁。

  [20] 井手勝美：《湯因比的高級宗教本質剝離論》，載山本新等編、楊棟樑、趙德宇譯：《未來屬於中國——湯因比論中國傳統文化》，陝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21] 另據當時葡萄牙商人安東尼奧·加爾班《世界發現記》記載，為1542年，但此說系間接輾轉記錄，且僅寥寥數語，過於簡單。此外，尚有多種史料所記年代不一。由於《鐵炮記》記事翔實，日本學者多取1543年說。

  [24] ③彌次郎：1513年生，本姓里見氏，薩摩藩士之後。因犯殺人罪逃避於寺院，又結識住薩摩藩葡萄牙商人勃阿斯，並向其請教解脫之策。勃阿斯勸其去馬尼拉求教沙勿略，彌次郎從其說，於1547年乘葡萄牙商船赴馬尼拉，遇沙勿略。由沙勿略介紹，到印度果阿的聖保羅學院學習天主教並葡萄牙語，翌年洗禮入天主教，教名保羅，為日本人中第一位天主教徒。沙勿略等人於日本上陸後寄居於彌次郎家，得彌次郎雙親款待，並開始傳教活動。其間彌次郎為翻譯，又協助沙勿略著《切支丹教義提要》《基督教信仰》等傳教書籍，並譯成日文，為天主教在日本傳教初期作了大量工作。

  [25] 雪窗宗崔：《對治邪執論》，《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書店1980年，第492頁。

  [26] 阿爾曼多著、松尾多稀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薩伊瑪魯出版會1971年，第2頁。

  [27] 福尾猛市郎：《日本史史料集成》，第一學習社1980年，第149頁。

  [28] 井手勝美：《天主教思想史研究序說》，鵜鶘社1995年，第91頁。

  [29] 井手勝美：《東印度巡察使范禮安的日本人觀》，天主教研究會編：《天主教研究》第十二輯，吉川弘文館1967年。

  [30] 路易斯·弗洛伊斯著、岡田章雄譯註：《歐洲文化與日本文化》，岩波書店1991年。

  [31] 岡田章雄：《天主教風俗與南蠻文化》，思文閣1983年，第8頁。

  [32] 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下，雄松堂1987年，菲魯南狄斯1565年9月23日書簡。

  [33] 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至文堂1958年。

  [34] ①五野井隆史：《日本基督教史》，吉川弘文館1990年，第2頁。

  [35] 「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編：《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一輯，三聯書店，1987年，第172頁。

  [36] 《日本思想大系25》，岩波書店1980年，第48—49頁。

  [37] 家永三郎：《外來文化攝取史論》，青史社1974年，第69頁。

  [3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頁。

  [39] 山本孜：《江戶時代荷蘭語學的成立及其展開1》，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6年，第36頁。

  [40] 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上，雄松堂1976年，巴爾迪卡爾1559年11月1日書簡。

  [41] 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譯：《日本史6》，中央公論社1981年，第122頁。

  [42] 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至文堂1958年，第17—57頁。

  [43] 《1596年度耶穌會年報》，天主教文化研究會編：《天主教研究》第二十輯，吉川弘文館1980年，第263頁。

  [44] 雪窗宗崔：《對治邪執論》，《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2頁。

  [45] 弗洛伊斯著、松田毅一譯：《日本史6》，第60—61頁。

  [46] 沼田次郎編輯：《日本與西洋》，平凡社1971年，第49頁。

  [47] 村上直次郎譯註：《異國往復書翰集》，雄松堂1966年，第9—10頁。

  [48] 岩生成一：《鎖國》，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32頁。

  [49] 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下，1568年9月13日大友宗麟致卡爾納伊羅主教書簡。

  [50] 《1596年度耶穌會年報》，天主教文化研究會編：《天主教研究》第二十輯，第267頁。

  [51] 岩生成一：《鎖國》，第53頁。

  [52] 藤田茂吉：《文明東漸史》，《明治史論集1》，築摩書房1983年，第230頁。

  [53] 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下，弗洛伊斯1573年4月20日書簡。

  [54] 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第167頁。

  [55] 沼田次郎編輯：《日本與西洋》，第59頁。

  [56] 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上，雄松堂1989年，前言第19頁。

  [57] 海老澤有道：《日本天主教史》，塙書房1966年，第22頁。

  [58] 《1587年度耶穌會日本年報》，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下，第234頁。

  [59] 《1586年度耶穌會日本年報》，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下，第150頁。

  [60] 《1587年度耶穌會日本年報》，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下，第223頁。

  [61] 岡田章雄：《天主教風俗與南蠻文化》，思文閣1983年，第39頁。

  [62] 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第61頁。

  [63] 組：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扶助而於一定的範圍內結成的社會單位。講：起源於佛教寺院學僧們講讀經文，由尊崇共同佛教法義者集結在一起而形成的組織。這些組織以共同信仰為基礎，在經濟上相互協作。

  [64] 岩生成一：《鎖國》，第43—44頁。

  [65] 《1587年度耶穌會日本年報》，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下，第232—233頁。

  [66] 《1587年度耶穌會日本年報》，柳谷武夫編輯、村上直次郎譯：《耶穌會日本年報》下，第235頁。

  [67] 菲利浦號系西班牙商船，因遇風浪漂流到日本。據耶穌會士克拉西《日本西教史》記載，當時船長在與豐臣秀吉部下增田長盛交談時，在地圖上指示出西班牙擁有的廣大領土。當問及如何得到這些領土時，答曰：先派傳教士使其國民成為教徒，然後派遣軍隊與教徒裡應外合，征服該國。

  [68] 高瀨弘一郎：《天主教的世紀》，岩波書店1993年，第122頁。

  [69] 五戶為一組的聯保連坐制度，類似於我國的保甲制度。

  [70] 參閱松山崎校註：《天主教鮮血遺書》，改造社1926年。

  [71] 松山崎校註：《天主教鮮血遺書》，第186—257頁。該書只統計到1624年，實際對天主教徒較大規模的迫害又延續了十幾年。

  [72] 阿爾曼多著、松尾多稀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第50頁。

  [73]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德川幕府上期上卷——鎖國編》，民友社1924年，第311頁。

  [74] 石井良助：《德川禁令考·前集第六》，創文社1981年，第379頁。

  [75] 謝和耐著、於碩等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序。

  [76] 認為天照大神就是降臨到日本的如來，並把日本的各種神看作是各路佛的化身，即神佛一體。

  [77] 崇傳：《排天主教文》，《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1頁。

  [78] 松田毅一譯：《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日本報告集》第一期第一卷，同朋社1987年，第270—271頁。

  [79] 《1592年耶穌會日本年報》，海老澤有道：《天主教的彈壓與抵抗》，雄山閣1981年，第62頁。

  [80] 佐佐木潤之：《天下統一與民眾》，三省堂1974年，第276頁。

  [81] 佐久間正譯：《前田玄以致德羅·高麥斯未刊書簡》，《基督教史學19》1976年。

  [82] 崇傳：《排天主教文》，《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2頁。

  [83] 林羅山：《排耶穌》，《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0頁。

  [84] 林羅山：《排耶穌》，《日本思想大系25》，第490頁。

  [85] 巴毗庵：《破上帝》，《日本思想大系25》，第440頁。

  [86] 《1614年耶穌會年報》，《日本思想大系25》，第581—582頁。

  [87] 《1600年耶穌會年報》，《岡田章雄著作集1》，思文閣1983年，第63頁。

  [88] 《岡田章雄著作集2》，思文閣1983年，第90頁。

  [89] 《岡田章雄著作集2》，第93—94頁。

  [90] 詳見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至文堂1958年，第71—93頁。

  [91] 阿爾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薩依瑪魯出版社1970年，第175頁。

  [92] 參閱岡田章雄：《南蠻隨想》，思文閣1984年。

  [93] 參閱阿爾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第151頁及附錄。

  [94] 《日本思想大系25》，第543頁。

  [95] 海老澤有道：《南蠻文化》，第61頁。

  [96] 參閱岩生成一：《鎖國》，中央公論社1980年，第62頁。註：曲直瀨道三（1507—1595）經常出入皇宮和幕府為天皇和將軍治病，深得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的寵信，並先後得到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信任，而且受到許多大名的優遇。曲直瀨道三還廣招學生，號稱八百弟子。

  [97] 吉田光邦：《日本科學史》，講談社1987年，第219—220頁。

  [98] 村上直次郎譯、柳谷武夫編輯：《耶穌會士日本通信》上，巴爾迪卡爾1559年11月1日書簡。

  [99] 葡萄牙籍耶穌會士，因不堪酷刑被迫棄教，定居日本，並改此日本名。

  [100] 阿爾培神甫著、井上郁二譯：《聖弗蘭西斯科·沙勿略書翰抄》下卷，岩波書店1991年，第108—109頁。

  [101] 阿爾培神甫著、井上郁二譯：《聖弗蘭西斯科·沙勿略書翰抄》下卷，第193頁。

  [102] 梵文Sumeru的音譯，亦譯作「修迷盧」「須彌樓」等。原為印度神話中的山名，亦為佛教所採用。相傳須彌山高84，000由旬（古代印度計算距離的單位，按印度國俗，一由旬為30里），山頂為「帝釋天」，四面山腰有「四天王山」，周圍有七香海、七金山。第七金山外有鐵圍山圍繞的鹹海，鹹海四周有「四大部洲」。許多佛教的造像和繪畫以此山為題材，用以表示天上的景觀。關於佛教「天」的解釋可參閱方立天：《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38—139頁。

  [103] 村上陽一郎：《日本近代科學的步伐》，三省堂1977年，第68頁。

  [104] 吉田光邦：《日本科學史》，第216—217頁。

  [105] 當時日本人認為，世界主要是由本朝（日本）、震旦（中國）、天竺（印度）構成的。

  [106] 奧爾特里烏斯（Abrahan Ortelius，1527—1598）於1570年繪製的第一部地圖集。

  [107] 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鎖國時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識》，原書房1980年，第14頁。

  [108] 《列寧全集》第27卷，第116頁。

  [109] 杉田玄白著、緒方富雄校註：《蘭學事始》，岩波書店1987年，第13頁。

  [110] 杉本孜：《江戶時代蘭語學的成立及其展開》1，第36頁。

  [111] 阿爾曼多著、松尾多希子譯：《南蠻文化渡來記》，第129頁。

  [112]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外二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