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孝道在日本的傳播

  《孝經》何時傳入日本已無可考，但是據成書於8世紀前期的《日本書紀》記載，應神天皇時期（公元5世紀初期），百濟國王派遣「能讀經典」的名為阿直歧的人到日本，皇太子遂拜其為師。後經阿直歧的推薦，更有學問的王仁被邀請到日本，皇太子又拜王仁為師，學習中國經典。《古事記》還具體說王仁將《論語》和《千字文》帶到日本。在6世紀初期，又相繼有數名「五經博士」到日本，同時帶去一批中國典籍。《孝經》很可能隨著這一時期「渡來人」的到來而傳入日本。而孝道在日本受到重視並被提倡，還是進入律令制時代以後的事。這大概是因為當時的統治者已經在吸收中國文化的過程中逐漸理解了「移孝為忠」的道理，認識到「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茲」。[1]757年（日本天平寶字元年），孝謙女帝「宣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倍加教授」，堪稱日本歷史上推行孝道之至舉，這一詔令是744年（唐天寶三年）唐玄宗令「天下民間家藏《孝經》一本」[2]詔書的翻版。令人驚異的是孝謙天皇的詔書僅比唐玄宗的詔書晚十三年，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學習中國可謂步步緊跟，且有推行孝道的具體做法。

  第一，《孝經》被作為學問的根本。「大學」和「國學」這種培養官僚的教育機構將《孝經》作為必讀書，「學令」規定：「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學令」還進一步規定要使用孔安國、鄭玄注釋的《孝經》。如果「論語、孝經全不通者，皆為不第」[3]，即不通曉《論語》《孝經》者，不能任官。當時，天皇和皇室成員帶頭學習《孝經》，833年（日本天長十年），皇太子行「御讀書始」儀式，講習《孝經》，其後歷代沿襲，成為定製。朝廷的提倡與推廣，促進了《孝經》在日本的傳播，在891年（日本寬平三年）編成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中，有關《孝經》的書竟達二十多種。983年（宋永觀元年），入宋僧人奝然（938—1016）謁見宋太宗時，送上的禮物竟是在中國已經散佚的《鄭注孝經》和任希古注《越王孝經》，「皆金縷紅羅縹水晶為軸」[4]，足見日本人對《孝經》是悉心珍藏的。

  第二，旌表孝行。法律規定「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申太政官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賦役令）。還規定國守的任務之一便是彰顯管內孝子（戶令）。在《續日本紀》等古代史籍中，多有表彰孝行的記載，如714年（日本和銅七年），「孝養父母、友於兄弟，若有人病飢，自齎私糧，巡加看養」的大倭忌寸果安、「立性孝順，與人無怨，嘗被後母讒，不得入父家，絕無怨色，孝養彌篤」的奈良許知麻呂、「事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自提孩稚並妾子總八人，撫養無別」的日比信紗便受到表彰，並被免除課役。[5]

  第三，法律懲治不孝。如前所述，設「不孝」罪列於「八虐」，構成「不孝」的主要行為是「告言祖父母、父母，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奸父祖妾」。對犯「不孝」罪者，要予以懲處，輕者處徒刑，重者至絞刑。

  由此可見，「以孝治天下」的儒家思想已經開始對日本統治階級的思想產生影響。但是由於直至平安時代中期，日本社會仍處於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時期，父權制家庭尚不成熟，人們頭腦中亦無明確的家的觀念和嚴格的父權觀念，在普通人的道德觀念中，往往是親子之間的恩愛之情超過子對父母的孝的義務，孝道還沒有被日本人普遍接受，也沒有成為公認的道德標準。所以，儘管在律令制時代已經有了上述推行孝道的舉措，但基本上還處於對《孝經》的學習、理解階段，且主要是作為「百王之模範」，即作為皇室、貴族與官僚的行為規範而存在的。

  進入幕府時代以後，隨著父權家長制家族的確立，中國儒家的倫理綱常也日漸深入日本社會。幕府將軍也特別重視講習《孝經》，武家子弟一般在六七歲時，從讀《孝經》開始進行啟蒙教育。鎌倉幕府的法律《貞永式目》制定的宗旨就是吸收儒家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一倫理教化的根本，實現「臣對君要忠，子對親要孝，妻對夫要順」，孝敬父母始被作為武士的道德準則。從室町時代起，武家社會家族秩序的混亂往往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因家族之爭導致政爭的事例不絕於史。嚴峻的現實使統治階級更加認識到孝道對維護統治的重要。因此，在大規模的動亂之後，一方面在財產繼承方面以長子繼承製取代諸子分割繼承制，以強化家長的統治，一方面加強了對孝道的推廣。到德川時代，隨著儒學的興盛，幕府「專以忠孝立基，遂成二百年太平之業」[6]。孝為百行之本這一儒家道德，已經不僅是貴族和武士的行為準則，而且普及於庶民百姓之中。幕府既在《武家諸法度》《諸士法度》中強調武士要奉行孝道，「勵忠孝，正禮法」「有不孝之輩者，應處罪科」[7]，也要求平民百姓勵行孝道。從1683年開始，幕府在全國各地設立「忠孝札」（布告牌），上書「勵忠孝，夫婦兄弟諸親類相互和睦」「若有不忠不孝者處以重罪」之類的內容。同時，幕府、諸藩大力彰顯孝行。《孝經》被大量翻刻，仿照中國宣傳孝道的《二十四孝》一書而編撰的彰顯日本孝子的書籍也頻頻出版。如淺井了意的《大倭二十四孝》（1615年出版）、藤井懶齋的《本朝孝子傳》（1684年出版）等書頗為流行。《孝經》成為藩校、寺子屋等教育機構的必讀書。貝原益軒的「兒童自七歲始讀孝經，以教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貝原篤信家訓》）[8]的主張在社會上很受推重，這一時期自編的《孝經》讀物已經超過對中國讀物的翻刻本，孝道已成為全民道德教育的根本。

  德川幕府時期，經過統治階級及御用文人的提倡和宣傳，孝道更得到理論上的升華，這一點也是前所未有的。唯心主義的陽明學派學者、有「近江聖人」之稱的中江藤樹（1608—1648）的倫理道德觀，首先是重孝道。他提出孝是「三才至德之要道，生天，生地，生人，生萬物」，「孝是人根，若滅卻此心，則其生如無根之草木」。中江藤樹提出「全孝說」，即不僅對父母要孝，還要追溯本源，對祖先、天地、太虛盡孝。[9]另一陽明學者熊澤蕃山（1619—1691），繼承了中江藤樹的倫理道德觀，進一步提出「天地萬物皆從孝生」的觀點，即把孝作為萬善之源，百行之本。同時，熊澤蕃山認為儒教的「格法」（指有關身份、禮儀的規定和標準）有「不合日本之水土，不中人情」之處，主張簡化儒家盡孝的禮儀，對儒教禮法中有關葬祭、婚娶等方面根據時、所、位（即時勢、國情、地位）予以取捨，提出最重要的是以「心法」盡孝。這些觀點反映了他盡力使孝道普及化及庶民化的思想傾向。中江藤樹、熊澤蕃山的學說使孝道染上宗教色彩，並使其發展成一種形上學。日本自古以來的祖先崇拜傳統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了理論依據。

  明治維新之後，新的統治者在奉行「文明開化」政策的同時，並沒有放棄以孝道教化民眾這一手段。1868年，明治天皇在由京都到東京的「東幸」中，獎勵各地孝子節婦等152人。[10]1877年，遵照昭憲皇后的旨意，根據侍講福羽美靜提供的資料，由宮內省御用掛近藤芳樹編撰了《明治節孝錄》，並出版發行。書中記載了日本全國二百多個孝子、節婦、忠僕、慈善家的「美言嘉行」，被稱作「國民道德的精華」，該書也被奉為「思想善導，德行涵養上最合適的寶典」。[11]後來的《大正德行錄》（1925年）、《孝子德行錄》（1930年）均是官方為表彰孝子賢孫節婦而編撰的道德教化書。在中小學教育中，不僅將修身科作為重要教學科目，其教科書中充斥著仁義忠孝的內容，而且要求在學校內懸掛忠臣、義士、孝子、節婦的畫像，要求學生從小就牢記「持孝行乃人倫之最大義」。1890年，以「孝父母」為首的浸透了儒家道德的十餘條規範，作為臣民應遵守的德目被寫進日本近代教育的總方針——《教育敕語》當中。從此，孝道被推崇極致，成為日本國民道德的核心和道德教育的基礎。「克忠克孝」在此後半個世紀中一直是日本國民的思想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