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億總動員」中的家庭動員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日本政府於1937年9月開始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繼而於1938年4月頒布《國民總動員法》，要求所有國民進入戰時體制。在無數青年男子走上戰場的時候，全國2000萬婦女作為法西斯婦女團體「大日本婦人會」的成員參加「大政翼贊運動」，承擔後方生產，支援前方作戰。可以說，家庭動員是日本軍國主義政權提出的「一億總動員」的現實基礎。

  按照對外侵略戰爭的需要，軍國主義政權對家庭的最高要求是「養育作為皇國民的子女」，保證戰場兵員，要求作為妻子與母親的女性把生兒育女作為日本家庭的最高使命，如在太平洋戰爭中走向衰勢的1943年2月，自由學園學園長羽仁元子（音）在其親自主辦的《婦女之友》雜誌上發表文章《日本家庭家族的使命當今達到最高潮》[1]，鼓勵母親們送子上戰場：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認識到作為家族國家之家庭的偉大力量。作為陛下的赤子而生，被歷代天皇之仁慈養育的日本人，只要不是持有極其錯誤的思想和不純感情的人，都會自然地把日本人的思親愛子的感情與思國愛國的感情聯繫起來，思家之心越深，當然愛國之情越甚，所以對自己的孩子不論多麼喜歡疼愛，一旦應徵，都祝賀他，鼓勵他，高高興興地把他送上戰場。只有作為家族國家的家庭，才能在世界各國的家庭中產生如此真正的模範，在感謝的同時痛感家庭的重大使命和責任。

  本書首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在戰爭中，過去只知相夫教子的舊的賢妻良母形象已經不適應戰爭的要求，「新賢妻良母」的標準則是「培育日本的小國民，一旦需要則捨命報國」。很多妻子與母親爭相把軍國主義政權的號召化作自覺的行動。侵華士兵東史郎在接到徵召令即將走上戰場的時候，前來送別的母親沒有不舍和難過，反而鼓勵他「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就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係」[2]。1931年，侵華日軍步兵中尉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千代子為使丈夫在前線作戰沒有牽掛而自刎，被譽為「昭和烈婦」在靖國神社祭祀，其「軍國美談」被寫進教科書、編成劇本、拍成電影。這只是無數「軍國之母」與「軍國之妻」的縮影，她們用親人的生命踐行了「忠君愛國」的實踐。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政府每年都表彰有兩名以上戰死者的「皇國之家」，但這種獻血換來的美譽無論如何也掩蓋不了戰爭的殘酷，戰爭遺屬的生活及子女的扶養都成了戰後日本的社會問題。

  家庭最重要的功能——生育功能，被軍國主義政權賦予政治使命。明治維新之後，增加人口被作為富國強兵的基本國策，1936年，日本人口首次超過7000萬人。由於發動對外侵略戰爭，且戰線不斷延長，人力不足的壓力日益凸顯，日本政府遂推行全面的人口擴張政策。1938年4月，公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規定「國家總動員即在戰時及事變時，為了達到國防目的最有效地發揮國家的全部力量，對人力、物力資源進行統制運用」[3]，明確指出國民是由國家統制運用的「人力資源」。1939年9月，厚生省予防局民族衛生研究會發布《結婚十訓》，核心是鼓勵生育，增加人口，其最重要、最具蠱惑性的一條「為了國家生吧，繁殖吧」，成為戰爭期間家喻戶曉的生育動員令。1941年，近衛文麿內閣制定並發布了《人口政策確立要綱》，在這份戰時人口政策的綱領性文件中指出：「建設東亞共榮圈，謀求其久遠、健全發展是皇國的使命，為達此目的，確立人口政策，使我國人口急速且永遠地發展增殖，謀求人口資質的飛躍性提高，確保於東亞的統治能力，合理分配人口是當務之急。」[4]在這個綱領下，確立了20年內總人口達到1億的目標。[5]1941年時，日本的人口大約7200萬人，為了實現到1960年增加2800萬人的目標，每對夫婦要生五個孩子。該「要綱」出台後，全國上下立即掀起了大張旗鼓的「人口戰」，早婚多育被提升為對國家的「奉公」行為，以增殖人口為己任，充滿健康美，能多生孩子的「翼讚美女」成為新時代美女標準。1941年，大政翼贊會發起「撲滅柳腰運動」，發布「新女性美十則」，其中包括「能吃、肥胖」；「身體結實，胸部豐滿」；「腰骨粗大，能夠支撐體重」，「臉龐曬黑也值得驕傲」，徹底顛覆了「瓜子臉，白皮膚，溜肩細腰」的傳統美女形象。每個家庭都成為一架戰爭兵員的生殖機器。厚生省從1940年開始表彰「優良多子女家庭」，希望藉此推動增殖人口，首次被表彰的家庭在結婚20年裡生了16個孩子，被稱為「日本第一寶寶部隊」，孩子的父親表示「十個男孩子全部去當兵」。在戰爭條件下，所謂表彰，不過是獎狀及鏡餅（供奉神靈的扁圓形年糕）、肥皂、扇子、包袱皮等一些家庭常用物品。由於國民積極支持與配合了人口擴張政策，使日本在人員大量傷亡及經濟狀況艱難的條件下仍然保持了人口增長，1937年為7063.0萬人，1945年為7214.7萬人。

  對外侵略把所有國民捲入戰爭體制，家庭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亦不例外。「雖一碗飯，一件衣服也非個人之物，即使休閒、睡覺也與國家相聯繫，絕非私事。我等需牢記，即使私人生活也要歸順天皇，服務國家。」[6]在飲食方面，在「國防從廚房開始」的號召下，國民「遵守食堂的戰時性」，面對糧食供應日趨緊張，吃「國策炊」（在蒸米飯前用水充分浸泡的所謂「增量法」）和「決戰非常食品」（用芋頭、野菜等製成的食品），忍飢挨餓推廣這些「國策料理」。營養不良造成國民體質明顯下降，比如，14歲少年的平均身高從1939年的152.1厘米下降到1948年的146厘米，平均體重從43.6公斤下降到38.9公斤。[7]在穿著方面，1940年11月，政府頒布第725號敕令，實行國民統一著裝，要求男性穿與陸軍軍服相似的「國民服」，取代和服與西服，作為在平日及冠婚葬祭等正式場合穿著的服裝。統一服裝的目的是喚起人們的「戰爭非常時期意識」，「只有穿上同樣的服裝才能滅卻個性，激勵奉公之心」。雖然沒有對女式「國民服」的具體規定，但是女性的長袖長裙又束腰的和服因不便活動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指責，於是，原本作為東北地區婦女的勞動服——扎腿式的勞動褲成為女性的標準服裝。由於棉花在戰爭期間全被用於生產軍需品，在「為了國家而堂堂正正地穿著織入愛國心的衣服」的號召下，人們只能穿不結實、不暖和又易出褶皺的人造纖維做的衣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物資供應進一步緊張，1942年開始實施衣料憑票供應的配給制度，當時的商工大臣岸信介專門就「決戰期的服裝生活」發表講話，宣稱「決戰服裝生活」就是「把纖維變成戰鬥力」，「有效的利用閒置衣物是決戰下的緊要大事」，「做新衣服就等於從前線拿走等值的武器，從前線士兵那裡拿走飛機、子彈來打扮自己」。[8]在這種宣傳下，《婦女畫報》《主婦之友》等雜誌紛紛介紹用舊和服、舊西服改制國民服和女性標準服的做法。

  為了進一步強化戰爭體制，將有限的資財用於戰爭，1940年7月7日，日本政府發布了「奢侈品等製造販賣限制規則」（即「七·七禁令」），禁止製造販賣戰時生活中「沒有也無妨」的絹制服裝、戒指、領帶及各種寶石類裝飾品，同時要求人們降低生活標準，對一些生活物品的檔次、價格做出規定，如200日元以上的衣櫃、60日元以上的梳妝檯、80日元以上的西服、50日元以上的手錶、35日元以上的皮鞋、5日元以上的鋼筆等都屬奢侈品。「七·七禁令」發布後，「奢侈是敵人」立即成為流行語，民眾群起與「奢侈」開戰。東京市內到處可見「奢侈是敵人」的大幅警示牌及「是日本人的話就不要奢侈」等標語。自發組成的「婦女挺身隊」「奢侈監視隊」上街巡邏，見到穿著華麗的女性就警告其「不要穿漂亮衣服，不准戴戒指」，如有不從者，就強行破壞其裝束。在各種各樣的「奢侈」行為中，女人燙髮成為首先禁止的對象，東京本鄉的町內會甚至張貼出「禁止燙髮者在我町通過」的告示，如果發現燙髮者，就強迫其剪掉。為貫徹「七·七禁令」，日本理髮美容聯盟指導部專門設計了四種不用火燙、電燙的「淑發」髮型加以推廣，包括面向事務人員的效率型、時局型，面向主婦的貞淑型，面向少女的活潑型，美其名曰「國策型淑發」。為了支持戰爭，國民自覺對日常家庭生活精打細算，不論男女老幼積極「儲蓄報國」，購買「報國債券」，同時，實行冠婚葬祭儀式的簡單化，「節約一根羊毛也是對皇軍的感謝」，「睡覺的時間也是奉公」（出於節電的需要而改變晚睡習慣），「國家需要資金，即使只喝稀粥也要儲蓄」之類的口號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