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濟調整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淪為戰敗國。長期發動侵略戰爭的結果，不僅導致國民經濟千瘡百孔，幾乎到了崩潰邊緣，而且不得不接受戰後初期美國占領當局強制推行的經濟改革和戰爭賠償。對日本來說，這是一個生產不足、物資奇缺、惡性通貨膨脹等國民經濟嚴重失控的極其艱難的時期。為度過這一難關，戰後政府曾採取了一些控制通貨膨脹、增加生產的應急措施，但是由於積重難返，顧此失彼，在經濟復興的道路上步履蹣跚，甚至在包括德、意等戰敗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各國中也是最慢的。[1]戰後日本經濟復興的重大轉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戰略性轉變，亦即美國根據「納稅者理論」和「冷戰理論」，把占領初期推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和「對日本的經濟復興及日本經濟的強化不負任何責任」[2]的方針，轉變為把日本扶植成強大的工業國，以充當東亞的反共堡壘。[3]緩和戰爭賠償，增加對日本的經濟援助，派遣道奇、夏普在日本進行財政、稅制改革等，便是實施這一新的戰略方針，穩定日本經濟並加快復興的步伐，使之早日復歸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具體步驟。

  道奇計劃的實施扼制了戰後以來的惡性通貨膨脹，但卻帶來了「穩定中的危機」，復為經濟復興蒙上了一層陰影。就在日本政府苦於無計打開沉悶局面的時候，美國又送來一份厚禮，那就是因美國的軍事介入而急劇升級的韓戰。

  1950年6月爆發的韓戰，對日本來說稱得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又一次「天佑」。戰爭使日本成為在朝美軍的後方物資供應基地，大批「特需」訂貨給日本帶來了「從天而降的大繁榮」，道奇危機時數量巨大的庫存滯貨一售而光，企業生產和盈利額直線上升[4]，幾十萬失業工人也重新找到了工作。此後，特需景氣因停戰談判一度受挫，但是隨著談判陷入僵局及戰爭轉向長期化，特需收入繼續擴大，並引發日本國內經濟的消費與投資景氣。

  這樣，在韓戰的三年裡，日本經濟取得了戰後從未有過的急速發展，礦工業生產和勞動生產率增加了93%和90%，國民收入、實際工資、消費水準增加了31%—40%，進出口額分別增加了148%和22%。[5]如果同戰前相比較（基準年度為1934—1936年），則1953年各項主要經濟指標的指數為：礦工業生產161；農業生產98；勞動生產率117；人均實際國民收入106；輸入81；輸出36。[6]顯然，通過韓戰，日本急劇地進行了新的資本積累，大體上完成了戰後經濟復興的任務。

  另一方面，韓戰期間，日本政府藉助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和國內經濟形勢好轉的有利時機，制定並開始實施以電力、海運、鋼鐵、煤炭四大產業為重點的產業合理化運動。同時還先後設立了開發銀行、輸出入銀行以及各種公團、公庫等政府金融機關，發放財政投融資，實施重要機械輸入免稅及合理化設備特殊折舊制度，進行資產評估等。《壟斷禁止法》也從這時起大幅度放寬了限制。這樣便在保證產業政策實施，推進經濟復興的同時，基本上建立了日本戰後新的財政金融體制及其政策框架，為其後到來的高速增長奠定了基礎。也可以說，戰後型的日本資本主義體制正是在韓戰期間最後形成的。

  韓戰以來日本經濟呈現的繁榮景象，是在根基膚淺的基礎上實現的。即通過韓戰→特需→外部需求的急速擴大，刺激了內部供給的急速增長，進而帶來企業利潤和個人所得的增加，並引起擴大再生產的新投資。整個經濟變動過程中，表現出前期以特需景氣這一「外需」為主、後期向消費投資景氣這一「內需」傾斜的特點，但「特需」始終作為經濟景氣的主要動因發揮著作用。這樣的經濟發展顯然是有別於一般意義上的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規律的。甚至連當時的歐美各國也認為日本經濟不過是一種「虛假的繁榮」，其直接證據是日本的對外貿易收支不平衡。

  日本在韓戰期間，除1953年外，綜合國際收支年年黑字。但若仔細分析具體內容就會發現，輸入逐年增加，輸出逐年減少，對外貿易收支自1951年起連年赤字，並且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遞增。特需收入幾乎逐年增加，而綜合國際收支卻在逐年下降，1953年首次出現赤字並高達3.79億美元，這意味著一年內國際收支惡化的幅度超過了5億美元。由此造成外匯儲備由1952年的11.4億美元迅速跌至1954年6月的6億美元左右。[7]

  顯然，造成國際收支惡化的直接原因，不在於特需收入的減少，而在於輸入過猛和輸出減少或停滯。[8]此外也不能排除1953年國內農業歉收而增加糧食進口，以及經濟蕭條下的西歐國家實行輸入限制等客觀因素。但是，日本之所以國際收支惡化並招致「虛假的繁榮」的酷評，其更為深刻的原因還必須到經濟內部存在的尖銳矛盾中去尋找。

  其一，高物價體系的維繫。戰後持續的通貨膨脹，使日本與西方國家間拉開了物價上的差距。韓戰爆發後，世界由買方市場轉為賣方市場，出現了世界性的物價上漲，日本的高物價問題暫時被掩蓋下來。但是從1951年下半年起，世界經濟重新進入調整期，價格開始下跌。而日本恰值消費投資景氣到來，高物價體系得以維持，與外國的價格差再一次拉開。1953年，除纖維產品外，日本產品價格平均高於國外兩成以上。高物價削弱了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造成輸出停滯和減少，同時因國際物價差所導致的所得效果，反而刺激了投機性輸入的增加。

  其二，產業基礎與企業體質的脆弱性。本來，戰前日本的工業發展與英美先進工業國之間就存在著差距，長期侵略戰爭及戰後的被占領狀態，使這種差距進一步拉大。以1952年鋼鐵業勞動生產率為例，生產一噸生鐵所需標準勞動時間，日本約為英國的2倍、美國的7倍。生產一噸鋼的標準用時，也是英美的2倍和5倍。[9]再如印染業，當時英國從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到人均生產率，都是日本的一倍以上。[10]最能反映企業實力的是企業資產及資本構成，自有資本構成低，短期負債大恰恰是當時日本企業的特點。1953年前半期，企業自有資本比率只占36%，大大低於戰前的61%和同期英、美的56%及60%，企業短期負債占41%，大大高於戰前的19%和同期英、美的29%及12%。[11]毫無疑問，這樣的企業是難以應付經濟變動，立足於國際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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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財政金融上的問題。如所周知，1949年道奇曾在日本推行了極其嚴厲的財政改革，並通過制定超平衡預算，定下了緊縮財政的政策基調。但是隨著韓戰後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所謂積極財政的思想再次抬頭，以1952年度追加預算為起點，1953年度預算明顯帶有擴張性預算的特徵。政府在編制預算的方針中聲稱，「現在沒有必要固守財政綜合收支平衡的方式，應該通過財政金融謀求有彈性的運營，即使某種程度地運用過去的儲蓄資金也要擴大財政措施」[12]。結果，1953年度財政預算由1950年度的6645億日元增加到10272億日元，其中財政投資貸款的增長尤為顯著，1952、1953年度分別比上年增長了34%和26%。[13]財政投資貸款亦即政策金融，它不僅直接向民間提供投資資金，其本身也在創造有效需求，起到了助長經濟膨脹的作用。與財政政策相呼應，金融方面也出現了放款過多現象。在膨脹經濟下，企業利潤增加，並不斷追加投資，擴大生產，負債的實際負擔反而減輕了。對企業來說，與其增加自有資本，反而不如依賴借貸有利。對城市銀行來說，由於可以從日本銀行借款，其借貸利率又低於對企業的放貸利率，因此對企業放款越多，自己的盈利也就越大。而作為通貨發行與管理機關的日本銀行則是以金融緩和為方針，對城市銀行實行低存款準備率和低利貸款政策，實行這種政策的支柱無非是依靠信用膨脹。這樣就形成了企業依賴城市銀行，城市銀行依賴日本銀行，日本銀行依賴信用膨脹這樣一種不穩定的機制。

  進入1953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趨於緩和。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美國經濟旋即進入蕭條期。至此，日本政府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同月發表的1953年《經濟白皮書》寫道，今後「世界景氣的停滯傾向將進一步增強，勢必導致輸出競爭的激化。所以，現在必須考慮日本經濟在沒有特需以後應走的道路」[14]。接著，《經濟白皮書》聯繫世界經濟的新動向，將日本同歐美國家作了比較。指出：「這一期間，世界正在進步。終戰（戰敗）八年來，正當我們一味地追求恢復生產的時候，歐美卻把復興的主要方向放在提高生產率上，美國正將其40%的民間投資用於設備更新與近代化，英國為產業的復興而竭盡死力，法國的「莫奈計劃」其實是現代化計劃。……日本與歐美各國之間在產業發展上的差距正在擴大。」[15]這些論斷實際上已為其後不久展開的經濟調整打出了信號彈。

  國際形勢的變化，也使財界感到了壓力，朝鮮停戰前在經濟形勢判斷上莫衷一是的爭論逐漸趨於統一，甚至連一貫持樂觀論的經濟團體聯合會和商工會議所也向政府提出了壓縮財政規模的建議書。經濟同友會則大聲疾呼，日本經濟現在「正面臨著重大的危機」[16]，督促政府立即採取強有力的調整措施。

  基於上述情況，日本政府終於對朝鮮停戰後的經濟形勢及其問題作了全面研討，其認識的重點在1954年的《經濟白皮書》中可窺一斑。

  第一，該書以「三個世界第一」的用語概括了1953年經濟的特徵。即工業生產、國民總生產及輸入的增長率為24%、17%和38%，均居世界第一位。該書從日本經濟對外依存度極大的觀點出發，認定日本經濟問題的焦點是國際收支惡化，而國際收支惡化即是日本經濟的危機。

  第二，指出國際收支惡化的原因在於國內存在著超過經濟實力的膨脹機制。

  第三，產業合理化沒有充分展開，產品成本高，國際競爭力弱，導致輸出不振、輸入劇增、貿易赤字的結果。

  第四，財政金融政策的失誤。該書指出：「1953年初，或者更確切地說從1952年追加預算時起，如果不讓前述的純粹屬於國內經濟膨脹的因素擴大的話……在適合輸入水準的國內經濟規模下，戰爭誘發的景氣就會『自然死』，然而當時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點，結果打破了均衡，致使國內經濟膨脹。」[17]關於金融政策，該書特別指出了日本銀行對城市銀行的放款過多控制不力，甚至推波助瀾的問題。

  最後《經濟白皮書》明確斷言，「現在是後退一步，打好基礎的時期」[18]。並進一步預言，「從現在起，日本經濟必須穿過縮小—正常化—發展這樣三座關口」[19]。1954年的經濟調整便是基於上述認識出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