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傾斜生產方式再評價
2024-10-13 10:14:07
作者： 吳廷璆
自1946年底至1949年初，傾斜生產方式約推行兩年時期，其效果如何呢？
首先看一下作為傾斜生產重點的煤炭、鋼鐵等產業的生產情況。1946年，煤炭產量為2038萬噸，比戰敗時的1945年下降950萬噸，減產32%。1947年、1948年分別增加到2933萬噸和3478萬噸，兩年間，煤炭產量增長70%。粗鋼產量1946年為56萬噸，1947、1948年為95萬噸和172萬噸，兩年間增長207%。化肥生產在1947年有較快恢復的情況下，1948年又增產38%，達到102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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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同期的工業生產和國民總生產情況。與1946年相比，1947、1948年的工業生產分別比上年度增長18%和34%，1948年的生產指數（1934—1936年平均）已由1946年的39.2%上升到61.8%。同期，國民生產總值也比兩年前增長了23%。不難看出，在實施傾斜生產方式的兩年裡，國民經濟的恢復出現了一個小高潮，而煤炭、鋼鐵等基礎產業的恢復速度，大大高於其他產業的水平，基本實現了突破一點，帶動相關產業、搞活全盤經濟的初期設想。到1948年底，供給緊張的形勢已有所改觀，勞動大眾的糧食供應已有基本保證，依靠變賣衣服、家當餬口度日的「剝筍生活」已經結束，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已經過去。然而另一方面，傾斜生產方式又是在通貨膨脹的基礎上實施的。如前所述，傾斜產業的資金來源絕大部分是由政府金融機關復興金融公庫提供的，而政府本身並沒有多少資金。在1946—1948年三年中，政府出資僅250億日元，占同期復金資金總額的13%。餘下的87%，即1680億日元是通過發放政府公債籌措的。如果政府公債是被社會，如商業銀行或企業法人、私人所購買，就不會引起社會資金總量的變動，也不會發生通貨膨脹。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社會根本不具備這樣的認購能力。結果70%的公債是由日本銀行購買，總額達1156億日元。而作為國家信用管理機關的日本銀行本身，也沒有認購如此巨額公債的能力，除了增發紙幣外別無選擇。所謂「復金通貨膨脹」就是這樣發生的。與1946年相比，1947—1948年度的消費物價上漲幅度雖有所減慢，但仍保持了較強的增長勢頭，兩年間增長了七倍。這說明，傾斜生產方式雖一定程度地促進了生產的恢復，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換句話說，它正是導致同一時期通貨膨脹長期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傾斜生產方式作為戰後初期推行的產業政策，得失是很分明的。其最大的「得」是在戰後初期全面經濟危機的重圍中，以煤炭、鋼鐵等原材料和能源的基礎產業為突破口，殺開一條血路，首先擺脫了生產萎縮危機，以此為契機，使日本經濟開始走上復興和擴大再生產的道路。其最大的「失」在於助長了通貨膨脹，沒有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局面。這是迄今為止學術界的一種普遍認識。
然而，在戰後世界經濟業已取得數十年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視角重新認識日本當年推行的傾斜生產方式呢？
第一，傾斜生產方式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產生並適應當時日本國情的一項特殊產業政策。所謂歷史條件特殊，是指政治上國家處於被占領狀態，政府雖存，對外卻喪失了主權；經濟上對外往來基本被切斷，內部危機四伏、瀕臨崩潰。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外部環境得不到根本改善，那麼無論何等高明的經濟政策，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扭轉經濟危機局面。只能通過局部的改善，來逐步達到改善全局的目的。但是哪些是影響全局的「局部」，並非是容易把握的問題。傾斜生產方式也是在先期政策實踐的教訓和挫折中總結探索出來的。以煤炭、鋼鐵為重點的傾斜生產，在客觀條件極為不利的國際環境的同時，找到並充分利用了當時國內所能利用的相對有利條件，無論從生產循環，還是從現有人才、技術設備及資源條件的有效運用看，都稱得上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是必須清楚，傾斜生產方式同時也是一種被動的、迫不得已的選擇。正如某位日本學者所說，它是對外經貿交往基本斷絕情況下採取的「被迫的進口替代政策」[5]。誰都知道，日本以開發國內貧乏資源來發展經濟決非上策，問題是日本當時不具備參予和分享國際分工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傾斜生產方式如果離開其特殊的歷史前提，就很難說具有可能性和合理性，它也許只是提示了一種在特殊條件下解決特定問題的思路。
第二，傾斜生產方式是在一種不正常的經濟體制庇護下實施的，並反過來維護了這種體制的存在。市場競爭機制本身儘管存在種種缺陷，但它卻是促進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有效「形式」。日本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員，本來也是以市場機制為「原理」的，但是為了度過戰後經濟危機，又不得不實行全面經濟統制。這種統制對實現傾斜生產的目標是極為有效的，同時也人為地製造和維護了一種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否定了商品價值規律，從發展的觀點看，傾斜生產方式以及它所依據的經濟統制，遲早要隨著經濟發展的正常化而退出舞台。事實上，1949年的道奇計劃，正是要在日本重新建立起一種與世界經濟聯繫的市場機制，同時也是對傾斜生產方式政策的否定，使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從這個意義上說，傾斜生產方式只是一種臨時的、過渡性的產業政策，並不具有普通性的借鑑意義。
第三，傾斜生產方式並非現代化的產業政策。在評論傾斜生產方式的性質時，曾有一位日本學者認為它體現了戰後產業政策的原型。[6]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一般說來，產業政策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扶持保護政策以及產業的技術開發與投資政策等等。如果用更為簡潔的語言表述，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就是推進產業結構和組織高度化、現代化的政策。但是傾斜生產方式卻很少具有這種特徵。從政策的對象看，雖然包括了鋼鐵等其後實現重化學工業化的基礎產業，但是不久即成為「夕陽產業」的煤炭業卻是政策扶持的第一重點；從政策手段看，是以經濟統制為前提，國家包攬，只要屬於政策傾斜的產業企業，則不管其經營效果如何，一律予以扶持。這與後來產業合理化時期採用的以鼓勵競爭為前提、重點產業企業也須視其經營實績擇優扶持，直接財政價格補貼轉為優惠稅制等做法大相迥異。從政策思想和目標看，傾斜生產方式時期強調資金投入主要用於設備修復，明令限制生產技術及設備的更新改造，是以增加勞動投入的「人海戰術」實現增產的「數量第一主義」，這就很難使人感受到哪裡具有現代產業政策的意味。
第四，傾斜生產方式的借鑑性是受一定社會制度局限的。從本質上說，傾斜生產方式是以國家權力為背景，以暫時容忍或放任通貨膨脹及損害一般產業企業、人民大眾的利益為代價，而強制推行的資本再積累政策。這種做法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並非鮮見，但對實行不同社會制度的其他國家來說，並非是都能效仿的。[7]
注釋
[1]正村公宏：《圖說戰後史》，築摩書房，1987年，84頁。
[2]有澤廣巳監修，中村隆英主編：《資料·戰後日本的經濟政策構想》第2卷（傾斜生產方式與煤炭小委員會），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第60、62頁。
[3]正村公宏：《圖說戰後史》，築摩書房，1987年，第87頁。
[4]有澤廣巳、稻葉秀三主編：《資料·戰後二十年史》2（經濟），日本評論社，1963年，第56頁。
[5]小宮隆太郎等：《日本的產業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85年，第32頁。
[6]正村公宏：《日本經濟論》，東洋經濟新報社，1978年，第65頁。並見鶴田俊正《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日本經濟新聞社，1984年，第31頁。
[7]原文刊於《財經論壇》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