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傾斜生產方式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日本社會進入一個非常歷史時期。作為戰敗的直接後果，便是經濟危機的全面爆發。與戰前（1934—1936年平均）同期相比，工業生產下跌速度驚人，1945年8至12月間，生產資料生產指數為10，生活資料生產指數為25，許多重要工業企業或因被指定作為賠償對象或因原材料不足而處於歇業狀態。生產的急劇萎縮，引起社會供求關係嚴重失衡，到1946年底，消費物價上漲八倍多，黑市價格漲勢更為兇猛，為同期公價的七八倍。生產和消費的惡性循環，已經把日本國民經濟逼到瀕臨崩潰的邊緣。

  如何擺脫經濟危機，恢復經濟穩定？「留守政府」東久邇內閣的辦法是，為防止企業因資金不足破產和金融危機的連鎖效應，緊急發放266億日元「軍事補償費」和295億日元金融貸款。結果不但未能扼制生產的急劇滑坡，反而因信用管理嚴重失控，導致通貨膨脹惡性發展。

  其後，幣原內閣轉而採取了強化信用管理的「經濟危機緊急對策」，強迫國民過「500日元生活」，通貨膨脹雖曾一度得到控制，但時隔不久，通貨膨脹又以更為兇猛之勢捲土重來。

  

  1946年5月，石橋湛山出任吉田內閣大藏大臣，他認為當時的通貨膨脹不是因需求過大發生的，因此單靠通貨緊縮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國家財政的目標應該是「給國民工作，使產業復興，實現完全就業，加強國民經濟活動」。[1]結果，恢復和發展生產成為吉田內閣經濟政策的核心，通過設立復興金融公庫發放政府貸款、恢復價格補償金等所謂「積極財政政策」予以配合。但是，這一政策也未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但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生產也於同年9月呈現停滯傾向。

  東久邇內閣的政策姑且不論，幣原內閣經濟政策的失敗，在於它採取的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在超乎尋常的短缺經濟下，如果不改變生產萎縮、供給不足狀況，單靠加強信用管理，是堵不住通貨膨脹的狂濤的。石橋湛山的「積極政策」雖然也在實踐中受挫，但卻不能因此否定其政策的合理性。石橋闡述的單靠流通、分配領域的經濟緊縮不能消除通貨膨脹，只有發展生產、擴大就業才能解決根本問題的觀點，是符合當時日本經濟實際、抓住了問題本質的。但是，一種政策從出台、實施到取得成效有一個周期。在這個過程中，慣性原理還將繼續發揮作用，甚至會以更為劇烈的形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在生產極度萎縮與惡性通貨膨脹互為因果的兩難狀況下更是如此。事實上，從其後日本政府推行的經濟政策看，除了實施方法和手段上更加系統完善外，主體上並未脫離石橋所確定的路線。因為在石橋所推行的「積極政策」中，已明確提出重點支持煤炭、糧食增產，建立並開始實行價格補貼金與復興金融貸款制度，傾斜生產方式已初具雛形。

  正當石橋的「積極政策」嚴重受阻，日本政府重新彷徨於政策選擇的十字路口之時，對美申請進口物資談判取得進展，並構成戰後最初的產業政策——傾斜生產方式得以確定的直接契機。

  1946年7月，內閣總理吉田茂拜會麥克阿瑟時，痛陳經濟面臨資金和原材料短缺兩面夾擊的苦衷，懇求美國網開一面，緊急援助日本一批物資，以使日本度過難關。據記載，當時麥克阿瑟表示同情，要求日本政府先提交一份進口物品申請單。

  然而，當時的日本幾乎無所不缺，各省廳提交政府的進口物品竟達數百種之多，壓縮後仍有90餘種。提交給占領當局，不但得不到批准，還難免遭到訓斥。幫助政府解開這一難題的是吉田茂的私人諮詢組織——午餐會，其中的主要成員有有澤廣巳、大來佐武郎等。最後，在午餐會的建議下，吉田於8月30日將包括20種物品的緊急進口援助申請遞交給占領軍總司令部。

  然而，總司令部9月18日的答覆是：可以進口鹽、生鐵和汽油，鋼材原則上可以進口，但年內因美國國內市場尚很緊缺，進口無望；其他如鉛、錫、銅、重油、電車、羊毛等申請均未獲准。總司令部認為，美國雖有能力向日提供重油，但那樣將「阻礙（日本的）煤炭生產」，並批評日本政府「在煤炭增產措施及重要資材的重點分配方面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要求日本方面反思」[2]。

  據有澤廣巳的回憶，當時午餐會成員認為，在申請進口物品中，對經濟復興至關重要的是鋼材和重油，而這兩種物品竟一個未獲批准，鋼材因世界性短缺尚可理解，重油本可進口卻未獲批准，必須努力爭取。他們建議吉田總理一定設法說服總司令部改變「進口重油會阻礙煤炭生產」的看法。理由是進口重油用於煉鋼，增產的鋼材投入煤礦，這樣煤炭產量一年內可增加30%，達到3000萬噸。煤炭增產又可以反過來促進煉鋼、火力發電及化肥生產的需要，使工農業生產出現轉機，國民總生產則可以一舉恢復到1930年的水平。果然，麥克阿瑟原則接受了吉田的建議，表示日本如能產煤3000萬噸，美國就會提供重油。

  為此，1946年11月5日至翌年1月底，以有澤廣巳為委員長的煤炭小委員會共舉行16次會議，從各種角度反覆探討生產3000萬噸煤炭的可能性及政策問題。

  有澤在1946年12月10日發表的《挽救日本經濟的敗局》一文中，從生產內部循環的角度出發，指出不解決生產問題，就無法實現經濟的復興與穩定，而工業生產的「隘路」在於原材料嚴重短缺。在國際市場被封閉的情況下，只有煤炭才是可以發掘利用的工業基礎原料資源，因此，當務之急是「把一切經濟政策都集中地傾斜於發展我們能夠處置的、唯一的基礎性原料——煤炭生產上」，以此為槓桿，改善其他基礎產業之間的原材料生產和供給，以帶動整個產業的全面復興。有澤稱這種經濟是「向煤炭傾斜的經濟」，並把通過計劃和組織來推進煤炭生產的理論稱作「傾斜理論」[3]。同月初，占領當局終於批准日本政府第二次緊急物資進口申請，其中包括每月對日出口重油1.3萬千公升。

  1946年12月27日，吉田政府作出《昭和21年度第四季度基礎物資供給計劃及實施要領》決議，確定1947年煤炭生產目標為3000萬噸。決議指出，為了突破經濟危機，必須斷然實行重大的政策轉變，這種轉變「將帶來日本經濟重建的決定性契機」，為此今後「國內的一切施策將集中地指向煤炭的增產」。這一決議標誌著戰後最初的產業政策——傾斜生產方式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