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40年體制」論批判
2024-10-13 10:12:50
作者： 吳廷璆
在探討日本戰後型經濟體制時，無法迴避近年來在日本學界頗具影響的「戰時源流說」和「1940年體制」論。
1993年，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一書出版。該書開宗明義地寫道：終身僱傭、年功工資、企業內工會等所反映的「日本式勞使關係」，輕股東重職工的「日本式經營」，以主銀行為核心的「銀行系列」及相互持股，承包等「企業系列」，沒有明確依據但卻深入到經營細節的政府對民間的「行政指導」等等，這些經濟制度和經濟習慣構成了「現代日本經濟體制」。而「構成這一體制的許多重要部分，是在20世紀30至40年代前期日本經濟的重工業化和戰時經濟化的過程中誕生的」[24]。「現代日本的經濟體制，是戰時創造的體制，是通過官僚制定的經濟計劃並以企業及企業集團為實行組織來實現的體制。」[25]
這部以東京大學和一橋大學學者為主體合作完成的學術著作，不僅觀點刺激，其比較制度分析和計量經濟史學的研究方法也頗具特點，因此在學界反響極為強烈。
兩年後的1995年5月，一橋大學教授野口悠紀雄著《1940年體制——兼論「戰時經濟」》一書出版。野口在該書序言中寫道：「構成現在日本經濟的主要因素是戰爭時期產生的」，「我認為日本經濟體制依然是戰時體制，並為之命名為1940年體制」。接著，野口闡述了以下兩條立論理由：其一，「這一時期日本產生了與以往不同的制度，日本型企業、間接金融為主的金融體系、直接稅為主的稅收體系、中央集權的財政制度等日本經濟的特點，在日本原本並不存在，而是根據戰時經濟的要求被人為地導入的」；其二，經濟體制的連續性問題，與戰前、戰後不連續的正統觀點相反，戰後的「人事和工作方法全部是連續的」，「不僅制度上的連續性令人吃驚，更重要的還在於官僚及企業家意識的連續性」。野口進一步指出，「這一體制的基本觀念是生產優先主義和否定競爭，並且這一觀念直至現在仍發揮著巨大影響」[26]。
在具體論證上述觀點時，野口以1940年為分界線，列舉了經濟體制若干子體系的如下變化，即企業經營方面股東權利的削弱，終身僱傭制及年功序列工資體系在全國範圍的制度性擴大，白、藍領員工參加的企業內工會的普及，製造業中的承包制；金融體制方面由直接金融為主向間接金融為主的轉變；官僚體制方面行業統制會、營團、公社、公庫等組織的出現，官僚思想的變化；財政制度方面發生的以直接稅為中心及中央集權主義的變化；土地制度方面《糧食管理法》《借地法》《借宅法》的頒布，使地主的權利被大大削弱，等等。
與岡崎等人的研究相比，野口的著作視野更寬、提出的問題更尖銳、社會影響更大，但是從學術性及嚴謹度講，後者不具可比性。兩者的共同點在於觀點相似，都力圖證明戰後體制是陳腐的戰時體制，應予徹底改革。
針對這兩部著作的觀點，日本學界已有相當多的批評。筆者的基本看法是，其許多論述有一定根據，值得參考，但其核心觀點不能肯定。
「戰時源流說」和「40年體制論」強調的戰時經濟體制與戰後經濟體制相聯繫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由於「總體戰」需要，戰時的國家經濟統制驟然加強，在一切為了戰爭的口號下，增加生產成為企業經營的第一目標，一批經營者開始走上管理者的舞台。由於大批青年應徵入伍，勞動力供給緊張，企業為穩定企業員工，採取了終身雇用、年功工資等措施。戰時經濟的動盪，使國民的金融資產更多地選擇了相對保險的郵政儲蓄，而金融統制則使國家控制資金的流向成為可能，間接金融及為企業指定融資機構的主銀行制度得以發展。與此同時，戰時官僚的權力及官僚機構膨脹到極點。這些觀點對於糾正以往日本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戰前、戰後「中斷說」的偏頗是有說服力的，傳統觀點確實存在著過高評價戰後改革、特別是美國占領當局主導的改革問題。
但是，「戰時源流說」和「40年體制論」都存在明顯的缺陷，這些缺陷最明顯地表現為以下兩點。
第一，所謂構成戰後經濟體制的主要子體系產生在戰時的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在考察這些子體系的生成過程時不難發現，其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0年代，人類社會首次上演的「總體戰」、戰後蘇聯實行的計劃經濟、歐洲各國開展的以加強政府權力為背景的產業合理化運動，以及日本國內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是促使其經濟體制發生變動的內外條件。事實上，體制的變動正是從這個時代開始的，1927年金融危機時日本銀行法的修改所引起的制度變化，以及由此發生的金融界大分化、大改組，便是鐵的史實。行業統制會的出現則更早。
第二，無視或低估戰後改革對經濟體制的作用和影響，是持「戰時源流」和「40年體制」論者所犯的致命錯誤，也是其治學上偏於武斷、過猶不及的表現。農地改革、解散財閥和勞動改革，已經觸動了戰前、戰時經濟制度的根基，對這些根本性變化視而不見，或做淡化處理，都不是學者應有的嚴肅態度。
筆者認為，日本戰後型經濟體制經歷了一個萌芽、生長、基本定型和發展的若干階段。從時間發展的順序看，大致可劃分為20世紀20年代的萌芽階段，30年代至40年代前期的生長階段，1945年戰敗至1955年前後的定型階段，以及此後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階段。因此，戰時只是戰後型經濟體制形成的一個重要階段，戰時經濟體制的某些要素對戰後體制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兩者具有前文論述的四大本質性區別，不能混為一談，就像人和猴子的關係一樣，按照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人的先祖曾經是猿猴，拋開猿猴時代的歷史，就無法解釋人類的產生，但誰也不會同意現在的人類就是猿猴的說法。[27]
注釋
[1]參照陳秀武著《日本大正時期政治思潮與知識分子研究》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2]大石嘉一郎編：《日本帝國主義史》第3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第246頁。
[3]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41頁。
[4]李玉、馬新民：《戰後日本的農地改革》。見中國日本史研究會編《日本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82年，第514—532頁。
[5]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79—81頁。
[6]埃萊諾·哈德萊：《1983年看占領下的經濟改革》。見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中的日本占領》，日本評論社，1985年，第195頁。
[7]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3卷（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314頁。
[8]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同時代史》第1卷（戰敗與占領），青木書店，1990年，第186頁。
[9]日本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管理重要文書集》第1卷（基本篇），東洋經濟新報社，1949年，第102—104頁。
[10]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同時代史》第1卷（戰敗與占領），青木書店，1990年，第187頁。
[11]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3卷（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東洋經濟新報社，1976年，第296頁。
[12]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從終戰到媾和》第17卷（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64—66頁。
[13]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戰後改革》第1卷（課題與視角）序，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
[14]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戰後改革》第1卷（課題與視角）序，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第79—81頁。
[15]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戰後改革》第1卷（課題與視角）序，東京大學出版會，1974年第100頁。
[16]井村喜代子：《現代日本經濟論》，有斐閣，1994年，第117頁。
[17]日本租稅研究會：《戰後的稅制與租研的活動》，明文印刷社，1958年，第23頁。
[18]關於本書作者提出的日本戰後型經濟體制形成於1955年前後的觀點，請參見楊棟樑在所著《日本戰後復興期經濟政策研究——兼論經濟體制改革》（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經濟發展的政治學》（收於世界史研究年刊編輯部編《世界史研究年刊》總第1期，世界歷史雜誌社，1995年）、《日本戰後型經濟體制的形成及其特徵》（收於北石編《戰後日本五十年》，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中的有關論述。最近，日本學界也出現了類似的見解，橋本壽朗在論述戰後日本企業體系的形成時指出，這一體系是「1955年前後確立的」，「確切地說，戰後體系是在1949年開始啟動的恢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從制度和現狀入手對美國占領政策的影響進行修正之後才予以確立的，美式制度的日本化構成了在1955年前後形成的日本式企業體制的雛形」。（見橋本壽朗、長谷川、宮島英昭《現代日本經濟》，戴曉芙譯，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6頁。日文原著由有斐閣1998年出版）
[19]遠藤湘吉：《財政投融資》，岩波書店，1974年，第2頁。
[20]宮本憲一：《社會資本主義》，有斐閣，1969年，第367頁。
[21]通產省編：《通商產業政策史》第17卷（中譯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年，第58頁。
[22]通產省編：《商工政策史》第10卷，商工政策史刊行會，1972年，第238頁。
[23]鶴田俊正：《戰後日本的產業政策》，日本經濟新聞社，1984年，第120頁。
[24]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日本經濟新聞社，1993年，第2頁。
[25]岡崎哲二、奧野正寬編：《現代日本經濟體制的源流》，日本經濟新聞社，1993年，第4頁。
[26]野口悠紀雄：《1940年體制——兼論戰時經濟》序言，東洋經濟新報社，1995年。
[27]原文刊於日本《青山經濟論集》2004年3月號及《南開大學學報》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