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產業革命的特點
2024-10-13 10:10:49
作者： 吳廷璆
關於日本產業革命的特點，中外學者已經有很多論述。我國學者萬峰指出，日本的產業革命屬於東方後進國的類型，具有四個突出的特徵：即在「外壓」條件下實行的革命；通過移植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產業和經濟制度而不是以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和一定成熟的工廠手工業為基礎開展起來的；軍事工業在產業革命中起主導作用；領導產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力量是士族和受過封建武士道德觀教育的所謂民間優秀人才。[6]這一分析對於把握日本產業革命的特點很有參考價值。
從更加廣闊的視野審視後發國日本的產業革命，作者認為其具有以下六個主要特點。
第一，它是一種國家主導型的產業革命。
國家主導型的概念是相對於民間主導型的意義上使用的。以英法為代表的歐洲產業革命，是近代科學技術和資本原始積累發育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是按照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自然推進的過程，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是私人資本。日本的產業革命則不然，且不說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育遠未達到可以發生「革命」的程度，即使其「革命」前所必要的原始積累也是在國家權力的強制性作用下自上而下急劇進行的。
日本的國家主導型產業革命可以通過以下史實來說明。首先是國家主導下產業革命制度環境的創造，即在破除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種封建制度的同時，引進和建立了適應近代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從而為私人資本的成長和產業革命的展開創造了必要的制度條件；其次是國家在引進和採用近代工業生產技術方面所發揮的主導作用，近代意義上的工業生產最初是在官辦企業（包括明治維新前的幕藩工業）而不是在民間進行的，國家率先充當了近代工業的「產婦」，起到了對民間的「示範」效果，進入產業革命時期以後，國家資本也不是在減退，而是大舉擴張，既包括由軍工廠、制鐵所、鐵路、電信電話等國營企業所構成的「產業資本形式的國家資本」，也包括由日本銀行、特殊銀行和大藏省存款部等構成的「貸款資本形式的國家資本」[7]；再次是國家主導下的資本創造，它是以國家權力為背景，通過地稅改革獲得原始資本，再通過贖買政策將國家資本轉移支付給原來的統治階級士族以及特權商人，同時給與其他各種便利和特權，甚至將國有資產直接下放給他們經營，竭力扮演了私人資本的「助產婆」和「保姆」角色，從而改變了一部分人的階級屬性，人為地栽培了一個承擔產業革命任務的資產階級。
第二，它是一種徑直移植型的產業革命。
當歐洲先進國家已經掀起產業革命高潮之時，日本的原始積累還在緩慢進行，生產力的發展差距懸殊。但是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邁開了急劇追趕的步伐，這種追趕不是那種沿襲英法產業進步順序的線型垂直式追趕，而是一種齊頭並進式的水平移植，因此具有起點高、規模大、速度快的若干特徵。
從產業技術的移植和引進看，日本的做法是瞄準最先進的技術。以紡織機械為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最初就是靠紡織業起家的，其紡織技術的進步從1767年發明「珍妮」紡紗機開始，歷經水車式紡紗機、「繆爾」走錠精紡機、「斯洛司爾」翼錠精紡機階段，到日本發生明治維新時，英國普遍使用的是更先進的「繆爾」自動走錠精紡機。因此日本在產業革命的80年代，主要是引進英國的這種紡織機。但是，當時美國又發明了效率更高的環錠精紡機，於是日本又把目光轉向美國，急速進行技術更新。1887年英式自動走錠精紡機在全國紡織機械中還占87%，而到1890年就已被美式環錠精紡機所超過。同年後者比例達到65%，到1898年更升至94%。[8]也就是說，在採用這項最新紡織技術方面，即使與英國相比，日本的差距已不明顯。
歐洲的產業革命是依靠科學技術的進步，沿著由輕工業領域向重工業領域擴展的方向展開的，呈現了梯次推進的特點。日本的產業革命則沒有、當然也沒有必要沿著相同的途徑進行，而是採取了一併拿來主義的做法。當時電燈、電話、電機、電訊、發送電等以電力革命為基礎的生產技術在世界上問世的時間還不長，但它一開始就成了日本產業革命時期的主要內容。例如，1882年美國發明了電燈，並安裝在華爾街上，同年美國還開始了水利發電。日本則在四年後的1886年由東京電燈公司生產出電燈並安裝使用，十年後的1892年建立了京都蹴上水利發電所。[9]近代兵器和船舶製造技術的移植情況也大致類似。
徑直移植型的產業革命一方面加快了日本改變後進面貌、追趕先進國家的進程，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近代經濟出現了若干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首先是產業間發展的不平衡，工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發展速度迥異，農村近代化的進程緩慢；其次是同一產業部門內部的近代化步伐不一，新興企業與大量傳統手工業並存，兩者之間的技術裝備及生產率差距急劇擴大，工業生產部門的二重結構問題日益突出；再次是產業間關聯技術的不銜接，這也是水平引進方式和近代經濟跳躍性發展過程中難以迴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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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它是一種軍工優先型的產業革命。
日本對近代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學習和移植，最初是從所謂幕藩工業開始的，為了對抗外來威脅，幕藩工業的主要內容是兵器製造。80年代後，明治政府實行官辦企業下放政策時保留了軍工企業，進入產業革命階段以後，軍工企業除了數量上有限外，在企業的單位規模、擴張速度、資金投入、技術力量等單項指標上遙遙領先於民間企業。
首先看一下軍工企業的規模。據1902年的一項統計數字，同年全國擁有1000人以上職工的各類大型企業共有54家，其中民營企業41家，職工數超過5000人的企業只有足尾銅礦（7224人）和三菱造船所（5058人）兩家。而在13家國有企業中，9家為軍工企業，其中職工數最多的是吳海軍造兵廠6633人，橫須賀海軍造船廠5880人，吳海軍造船廠5745人。[10]另據1909年的統計，當時全國職工超過3000人的企業有30家，其中14家5000人以上的大企業中不僅包括5大軍工廠和國營八幡制鐵所，而且前3位超大型企業也均為軍工企業所包攬，即吳海軍工廠20917人、東京炮兵工廠12561人、橫須賀海軍工廠11569人。[11]
其次看一下軍工企業的擴張速度，表2-7很能說明問題。僅僅十年間，陸海軍工廠的職工人數便分別增長了2.22倍和3.13倍，其設備動力則分別增長了9.26倍和14.96倍。
表2-7 軍工廠的擴張
資料來源：三和良一：《概說日本經濟史（近現代）》，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第70頁。
再看一下國家對軍事工業的資金投入。由於這種投入是包含在軍費開支之中，暫時只能參照歷年的軍費開支情況來說明。統計表明，產業革命時期，日本的國家財政總開支對國民總生產的比重不斷提高，由1890年的11%增加到1910年的38%，年度總開支額由1890年的8.2億日元增加到1910年的56.9億日元，增長了6.9倍。同期，軍費開支（不包括戰時臨時軍費）也在同步增長，由2.5億日元增加到18.5億日元，增長了7倍多。[12]除了對軍工企業的直接投入外，日本還由國家出資建立了八幡制鐵所，實行鐵路國有化，向與軍事工業相關的所謂國防經濟部門投入了大量資金。
最後看一下軍工企業的技術力量。近代武器裝備的製造不僅需要一定的科學技術，而且是以重工業的發展為基礎的。產業革命時期，日本政府在大量購買西方先進武器的同時，為了建立獨立的軍工體系，為軍工企業配置了最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同時大力收攬人才，從而使軍工企業具備了獨立開發生產武器裝備的能力。例如，1880年發明村田式步槍，1889年批量生產連發式村田步槍，1898年生產山炮、野戰炮，1910年自我設計生產的排水量1.935萬噸的「薩摩號」戰艦下水。1912年以後，大部分武器裝備已經實現國產，並且結束了進口外國軍艦的歷史。重要的一點是，軍事工業的發展還帶動了金屬製造及機械製造工業的進步，從而對民用工業產生了間接性但又極為重要的影響。
第四，它是一種財閥壟斷型的產業革命。
在明治初期的原始積累階段，日本政府通過前述的種種扶植政策，培養了三菱、三井等最早的一批私人資本政商。進入產業革命階段後，為了儘快使本國資本具備與外國競爭的能力，日本政府不斷推出鼓勵資本集中和重點產業的企業大型化政策，從而導致政商資本的急劇擴張。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重量級的政商先後通過資本兼併和資本聯合，實現資本重組，建立了家族統治、多角經營的超大型資本壟斷集團，同時也完成由政商向財閥的轉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財閥已經牢牢地確立了自己的壟斷地位。例如，1909年，三井、三菱兩家公司的礦產額就占了日本全國各種礦產總額的20%，私人壟斷的程度已相當高。有關財閥壟斷的情況，後文將作詳細闡述。
第五，它是一種對強者依賴型的產業革命。
日本開始產業革命時，正是「世界工廠」英國稱霸的時代，因此英國便自然地成為日本首要效仿的楷模和依賴對象。此外，後起的德國和美國對日本也具有重要的分量。這種依賴從經濟的角度看，首先是對強者的先進科學生產技術的依賴，再就是產業資金的依賴。
對強者先進科學生產技術的依賴典型地反映在日本對歐美的垂直型貿易結構上。統計資料表明，產業革命時期日本大量引進的生產機械，100%來自歐美，在1892、1902、1912三個年度中，三個最大的機械進口來源國及其所占的分額（指數為100）依次為英國46、46、50，德國20、16、25，美國13、31、21。[13]在引進生產機械和技術的同時，日本還高薪聘用了大批歐美技術專家。
對強者的依賴還表現在產業資金的供給上。日本開始產業革命時還是個典型的農業國，因此面臨著資本積累嚴重不足與急速開展產業化必須大量投入資金的兩難課題。從近代以來後起國家產業革命的實踐看，解決這一難題通常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主動或被迫地放開市場，允許外商直接投資，結果往往是在加快了產業化進程的同時，國民經濟也相當程度地被外國資本所控制，有的甚至淪為殖民地。產業革命時期的日本沒有選擇這條道路，而是自始就對外國資本的直接滲透層層設防，阻止其到日本進行直接投資，這一方針一直持續到戰後的20世紀70年代初才有所改變。再一種選擇是國外借款，這也是日本在產業革命時期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所採用的主要辦法。國外借款包括國家海外公債、國家擔保的私人公司海外債以及外國人在日本國內的放貸等多種形式。統計數字表明，1897年日本的國外負債只有4300萬日元，此後直線上升，到1914年內外債務總額已達到25.83億日元，出現了債務危機。當時的對日債權國主要是英國，它是日本海外資金的主要提供國，法國和美國也不同程度地通過市場認購公債方式為日本提供了產業資金。
值得注意的是，產業革命時期日本對強者的資金依賴並不僅限於經濟目的，在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花掉了15億日元軍費，其中約6.9億日元是英鎊公債。為了與俄國爭奪東北亞地區的霸權，報「三國干涉還遼」之仇，日本蓄謀已久，先於1902年與英國達成「日英同盟」，「傍」上了最強者，隨後上演了英國背後出錢、日本出兵打仗的歷史一幕。
第六，它是一種對弱者掠奪型的產業革命。
日本在進行產業革命時，本身還背負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重壓，但這並未妨礙其對周邊更加貧弱的國家和民族的掠奪。它在對強者依賴忍讓的同時，對弱者毫不客氣地採取了瘋狂侵略掠奪的政策，甚至在其國力還不夠強大之時，便迫不及待地向「次強」的俄國提出挑戰。
對弱者的掠奪從貿易結構上可見一斑，它也是一種垂直型貿易，只是與日本對歐美貿易的情況正相反，日本處於上游。產業革命時期日本的進口中，食品、纖維原料、礦產原料等一次性產品主要來自亞洲貧弱國，比重高達70%—80%，其中從中國的進口又占亞洲同類進口商品的一半左右。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同期從亞洲進口的機械類商品為零。在出口方面，亞洲是日本重化學工業品的主要接收地，在日本的化學工業品、金屬製品和機械出口中，亞洲所占的比重相當高，其中機械類達到95%以上。
表2-8 日本產業革命時期的外貿商品與地區結構
資料來源：根據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第2卷（東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7頁表製作。
註：（1）本表各欄中的數字為在同類商品中所占的比重，指數為100。由於本表省略了亞洲、歐洲、美國以外的統計，所以縱列指數之和不足100。
（2）本表各欄中的前一個數字為1892年的統計，後一個數字為1912年的統計。因此了解特定年度中各種商品的地區結構時，應看縱列數字；而在了解各地區不同時期的商品結構變動趨勢時，應看各欄目中並列的兩個數字。
產業革命時期日本對弱者的殖民掠奪除了通過一般的貿易方式外，更採取了赤裸裸的武力強奪手段。在這一時期，日本先後發動了甲午戰爭，參加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戰爭，發動日俄戰爭，三次侵略戰爭不但一再迫使中國割地賠款，在中國內地獲取了大量利益和權力，還把朝鮮納入到自己的版圖。因此，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與產業革命，也是在對弱鄰進行血腥侵略和瘋狂掠奪的基礎上實現的。[14]
注釋
[1]橋本壽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經濟史》，岩波書店，2000年，第85頁。
[2]橋本壽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經濟史》，岩波書店，2000年，第115—116頁。
[3]長岡新吉：《明治危機史序說》，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4]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版，第190頁。
[5]日本學者南亮進以1965年的美元匯率為基準計算的結果是，1886年日本的人均產值是136美元，若此1910年日本的人均GNP便相當於1965年時價的512美元了。參見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三頁表。
[6]見萬峰著：《日本資本主義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134頁。
[7]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第243頁。
[8]參照萬峰《日本資本主義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179頁。
[9]參見南亮進《日本的經濟發展》，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第98頁。
[10]高村直助編：《近代日本的軌跡8產業革命》，吉川弘文館，1994年，第6—7頁表。
[11]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版，第221頁。
[12]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版，第193頁。
[13]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第2卷，東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7頁。
[14]原文刊於《南開學報1985年第5期》及拙著《日本近現代經濟史》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