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華士族的「變身」
2024-10-13 10:10:03
作者： 吳廷璆
華士族俸祿問題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現實選擇上要不要徹底廢除俸祿制度以及怎樣廢除，二是從長遠觀點看廢俸後能否使華士族在近代國家建設中發揮正向作用。對此，右大臣岩倉具視認識清醒，早在明治初年就強調：「以現下情況，具有百科學問、可使國家事業進步者，士族之品性尤為接近。」「將來扶持國家之文明、維護國家之獨立者，非此等高尚種族不可。」[16]主管政府財政的大隈重信也表示：廢除俸祿的政策宗旨不只是「革除以有用之財養無用之人之弊」，更要「使無益之人就有益之業」。[17]從政策的實踐效果看，這一初衷已經實現。
1876年廢俸後，華士族以金祿公債為本金，先是向金融業大量投資，繼而向鐵路、紡織、物流等近代工商業領域擴展。1886年日本近代第一次產業革命高潮的發生就是以此為背景的。對此，生活在同時代的福澤諭吉深有同感，他說：「今日，我國的銀行業也好，海運、鐵路、諸製造業也好，凡理財殖產之大事業，均為士族學者流所操辦。」[18]經濟史學者土屋喬雄認為，明治時期新興的企業家多出身於舊商人以外的諸階級，其中最重要的實業家，大多來源於武士、准武士、醫生或農民。[19]美國學者布萊克得出的研究結論是：「尤其在明治初年，大多數新興企業，如金融、交通、紡織、保險等方面的企業，均為士族企業家最早興辦。」[20]另據有關研究，明治時期華士族出身者，占企業家的48%和各級政府官員的41%。[21]此外，在軍隊、警察和各類學校的教師中，華士族出身者也占有很高的比例。
具體說來，在金融界，1877—1887年東京府成立的16家國立銀行中，除了第二十七銀行沒有留下相關資料外，第十五國立銀行的股東和經營者全部是華族，其餘14家銀行的62名高級管理人員中，士族出身者為39名。[22]
實業界的狀況也大致如此，華士族以金祿公債為初始資本，積極組織或參與近代企業的創建，成為企業的股東或經營者。根據明治時期東京府的一項調查，1877—1882年間，東京地區創建了91家公司，401名發起人中，華士族出身者156名，占發起人數的39%。[23]另一項顯示士族參與度的統計數字是：1876—1882年，在政府的號召和直接貸款的優惠政策下，東京地區成立了近200個獨立的士族工商業組織，約10萬名士族參與了組織活動。[24]
廢俸後「下海」並迅速成長為銀行家和企業家的華士族成員不勝枚舉，其中享有「日本企業之父」美譽的澀澤榮一最具代表性。澀澤出身於豪農家庭，做過幕末將軍德川慶喜的幕臣，明治政府成立後入朝為官，曾任大藏大丞。1873年，澀澤棄官從商，創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銀行第一國立銀行並擔任行長，之後依靠其「在野官僚」的特殊地位及「論語加算盤」的獨特經營理念，組織創建了王子製紙、大阪紡織、東京人造肥料、東京瓦斯、東京儲蓄銀行等500家企業，經營領域涵蓋金融、鐵路、輪船、鋼鐵、電氣、煉油、採礦等幾乎所有重要經濟部門，直至發展為赫赫有名的「澀澤財閥」。
五代友厚無論在經歷還是地位影響上，都是堪與澀澤榮一匹敵的士族企業家。「東澀澤，西五代」的流行語，反映了當時商界的共識。五代生於薩摩藩吏之家，1869年辭掉政府參與之職後下海經商，組建通商公司、匯兌公司、大阪造幣寮、堂島米商會所、大阪股票交易所、大阪制銅公司等，成為了關西商界呼風喚雨的領軍人物。
三菱財閥的創始人岩崎彌太郎是士族企業家的又一代表。岩崎出身於土佐藩破落武士之家，早年在土佐藩的開成館貨殖局效力，積累了「洋務」經驗。明治改元後，買下商館的一部分資產，建立了家族企業三菱公司，專事海上運輸。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時，三菱受命代管政府的13艘輪船，承擔了侵台的軍事運輸任務，因「使用上大盡其力」[25]，深得大久保等政府要員賞識，戰後不僅廉價將這批政府船隻歸為己有，而且開始享受政府特許的優惠貸款及航運補助。至1885年，三菱已成為日本航運業的巨無霸，不僅壟斷了國內18條航線的運輸，而且開闢了遠至中國上海、朝鮮釜山、俄國海參威的七條國際航線。[26]在此期間，三菱還接管了官辦企業高島、油戶、中島煤礦，佐渡金礦和長崎造船所，從而一躍成為跨業經營海運、造船、採礦、國內外貿易的超級政商。
應該指出，在廢俸後華士族的「變身」過程中，成為士族企業家的畢竟還是少數，多數士族成為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國民，從長野官辦繅絲廠大量雇用士族家庭出身女工的紀錄看，靠出賣勞動生活的士族家庭也很普遍。大浪淘沙，在近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華士族這一昔日的寄生性統治階級，已被分化為資本主義發展所必要的資產者和無產者。
明治維新是「不想滅亡的」日本民族「採用資產階級生產方式」[27]的範例，其「不想滅亡」的途徑和方法是改革和創新，而每一步改革和創新又與風險相伴，廢除華士族俸祿也是如此。明治政府宣布買斷華士族俸祿後，各地接連發生士族暴亂，1877年西鄉隆盛領導的西南士族叛亂，響應者3萬餘眾，明治政府是舉全國之力，花費半年多時間才鎮壓下去的。對於當時的改革，日本學者高橋龜吉評論說：「如此一系列對封建制度的破壞，是當時的武士階級事前普遍想像不到的。不僅一般武士，即使是推進革命的主要勢力也大多如此。他們原本是在尊王攘夷的旗幟下動員倒幕勢力的，然而完成倒幕後卻搖身一變主張開國，成了狂熱移植西歐文明的領導者；倒幕是依靠諸侯的兵力實現的，按照傳統的想法，諸侯們以為新政府必然會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然而事實正好相反，掌握了政府實權的他們昔日的家臣，通過廢藩置縣剝奪了他們祖傳的權力；捨命參加倒幕的大多數武士也曾幻想打敗幕府後會加官晉爵、榮華富貴，豈料昔日的戰友做了新政府首腦後，迅即全面廢除武士階級特權，始則減俸，終則以金祿公債了斷。」[28]
以金祿公債一次性買斷華士族領取俸祿特權的重大舉措，反映了明治政府的決策者順應時勢的政治見識和膽魄；允許以金祿公債為本金創設銀行和企業，使虛擬的遠期資金變成現實的投資資本，為華士族開闢了走新路、做新人之門，顯示了決策者的經濟智慧。
由此看來，金祿公債的發行起到了三重效果：一是以和平、贖買的方式解除了華士族的經濟特權，從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改革的風險；二是把政府債務演化為民間資本，促進了原始積累，擴大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必要的融資渠道；三是通過廢俸和金祿公債的「妙用」，強制與誘導並行，促進了華士族的改造和「變身」，從而在舊有的寄生階級中分化出資本主義發展所必要的資產者和無產者。從這個意義上說，廢除俸祿制度及其金祿公債的妙用，堪稱一項化腐朽為神奇的制度創新。[29]
注釋
[1]俸祿包括世襲俸祿、終身俸祿、年俸祿及獎賞。
[2]大藏省編：《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成》第4卷，東京：明治文獻資料刊行會，1963年，第43頁。
[3]《福澤諭吉全集》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221頁。
[4]多田好問編：《岩倉公實記》下冊，東京：原書房，1979年，第831—832頁。
[5]深谷博治：《華士族秩祿處分研究》，東京：高山書院，1941年，259頁。
[6]深谷博治：《華士族秩祿處分研究》，東京：高山書院，1941年，第264頁。
[7]楫西光速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第1卷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28頁。
[8]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編印：《大隈文書》第3卷，東京：1960年，第170頁。
[9]呂萬和：《明治初年的秩祿處分》，《歷史教學》，1986年第3期。
[10]大藏省編：《明治前期財政經濟史料集成》第8卷，東京：明治文獻資料刊行會，1963年，第475頁。
[11]「國立銀行」是容易產生歧義的稱謂，其本意是根據國家法律建立的民間銀行。1872—1885年，日本政府和各個國立銀行均有紙幣發行權，因此是各種紙幣同時流通的特殊時期。1883年日本銀行成立後，於1885年發行日本銀行券，同時開始回收各民間銀行發行的紙幣，最終實現了全國紙幣的統一。
[12]梅村又次、山本有造編：《日本經濟史》第3卷中譯本，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第160頁。
[13]吉川秀造：《士族授產研究》，東京：有斐閣，1940年，第259頁。
[14]石田輿平：《日本經濟的發展》，智慧女神書房，1973年，第33頁。
[15]大石嘉一郎編：《日本產業革命的研究》下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第70—72頁。
[16]多田好問編：《岩倉公實記》下冊，東京：原書房，1979年，第548頁。
[17]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199—200頁。
[18]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第373頁。
[19]土屋喬雄：《日本資本主義史上的領導者們》，東京：岩波書店，1941年，第171頁。
[20]C.E.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中譯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頁。
[21]青木利元：《日本型「企業的社會貢獻」》，。
[22]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頁。
[23]喬恩·哈利戴：《日本資本主義政治史》中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60—61頁。
[24]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0頁。
[25]日本史籍協會編印：《大久保利通文書》第6卷，東京：講談社，1927年，第384頁。
[26]岩崎家傳記刊行會：《岩崎彌太郎》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第148—153頁。
[2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瀋陽：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55頁。
[28]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2卷，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68年，第22—23頁。
[29]原文《「金祿公債」的妙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廢除華士族俸祿政策再探討》與劉芳兵合作，刊於《歷史教學》2014年第8期，此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