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治維新前夕社會經濟基礎的評估
2024-10-13 10:09:28
作者： 吳廷璆
資本主義的產生，歸根結底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結果。從幕末日本的情況看，生產力的發展尚未引起制度性變革，但卻一定程度地為質變性歷史跳躍準備了必要條件，這些條件構成了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內源性基礎。具體說來，這一基礎可以從人力資源儲備、生產技術積累和市場運行機制的角度入手進行重點考察。
在資本主義生產諸要素中，人力資源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人力資源不僅需要一定的人口數量，更在於人口質量。幕末人口超過3000萬，相對於其國土面積，處於人口稠密、勞動資源過剩狀態。從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內容看，其人口質量在當時的東亞地區也具有優勢。德川時期，教育始終受到重視，全國各地有大量「藩校」「鄉校」和「寺子屋」（私塾），武士子弟自不待言，本百姓子弟也有就學機會。據二戰後文部省公布的調查資料，德川幕府末期，全國有藩校250所，鄉校數百所，寺子屋至少3萬所。寺子屋一般規模較小，但在大阪和江戶，也有學生多達數百的情形。[36]到了幕末，幕府或各藩開辦洋學校或講習所的情況也很普遍。「幕府也努力採用了洋學，安政二年正月，在九段下設洋學所，翌年改稱蕃書取調所，為一學校組織。安政四年開學，設教授和教授助理，入學資格為旗本、御家人子弟（後陪臣子弟也可），審閱並翻譯新版蘭書。」該學校後改稱開成所，「學科有和蘭學、英吉利學、佛蘭西學、獨乙學、魯西亞學以及天文、地理、窮理、數學物產、化學、機械學、畫學、活字等」[37]。這個開成所在明治維新後變成開成學校，後改稱大學南校，是現東京大學文學部和理學部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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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社會處於統治地位的武士階級是整體意義上的知識所有者，城市商人和農村富裕階層也是知識占有者。在200餘年的和平環境裡，昔日靠戎馬作戰安身立命的武士，除了修習「武道」外，還必須修習「文道」，因為和平時期「武道」用場狹小，只有文武雙全才能出人頭地（動力）；作為有閒階級成員，武士具備學習知識的時間和物質保證（條件）；長崎港口的開放，則使武士了解外部世界和汲取西方科學知識有了可行的渠道（可能）。
以「蘭學」[38]的傳入和擴散為例。「洋學最初是以蘭學的名義引入的，其內容包括本草、醫學、測地學、天文學、歷學等，習蘭學者主要是通辭、下級武士、庶民等。天保末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的消息傳來後，引進兵學。兵學不同於醫學，直接與國家興亡相關，故主要由武士來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兵學並不僅限於兵學本身，近代兵學不只是炮術、槍炮製造技術、航海術和造船技術，還需要物理學、化學、數學等基礎學科的支撐，而製造和維護兵器以充實軍備，又必須以國家的富有為前提條件，這就需要掌握近代生產技術及經濟知識。」[39]下級武士對西方科學知識的汲取是通過多種渠道進行的，蘭學家開設蘭學館傳授知識便是重要手段，前野良澤、衫田玄白、司馬江漢、林子平、本多利明、渡邊華山、高野長英、緒方洪庵等眾多知名的蘭學家口傳心授、代代傳承，為終將到來的歷史變革做了不可或缺的智識準備。
下級武士對近代西方科學知識的學習不止局限在書本上，而是在幕末時已有所實踐。例如，薩摩藩士松本弘庵（即寺島宗則）受幕府之命主持建造蒸汽船，結果僅按照荷蘭語的圖紙，便造出了三艘大型洋式蒸汽船。對此，時任幕府長崎海軍講習所教官的荷蘭人卡蒂迪克在日記中寫道：這種「連蒸汽機都沒有見過，僅靠簡單的圖紙就造出如此機器的人，真是具有非凡才能，令人嘆服。即使我們荷蘭人，要想搞懂蒸汽機性能，也要花費相當苦功」[40]。
不難理解，正是如此程度掌握知識的人力資源，肩負了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任。
中國社會進入封建時代時，日本還處在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其後，在幾近2000年的歲月里，日本努力向中國學習，至中國明朝時，其生產力水平整體上雖然還未趕上中國，但從明朝進口日本刀具及手工製品的情況看，可以推斷日本在部分領域的製作技術已不遜於中國。1543年，葡萄牙船隻漂流到種子島並留下西式火槍後，日本開始了火槍的研究和製造，織田信長就是依靠在堺和國友製造的火槍組成了火槍隊，在1575年著名的長筱戰役中一舉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武田信玄騎兵隊，從而奠定了霸業。接著在1592—1598年間，豐臣秀吉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每次出兵都在15萬人左右，明朝的援朝軍隊也大致相當。當時，日軍作戰部隊約1/3使用火槍，而明軍除了火炮占優外，基本使用大刀長矛，故戰鬥異常艱苦。及至德川幕府末期，日本的製作技術不僅在傳統的絲綢製造業、陶器製造業、小金屬製造業及日用品製造業等領域達到頂峰，而且對近代西方的科學技術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掌握，已經能夠在天文學和地理學領域製造天球儀和地球儀、天體儀、測量器、鐘錶、望遠鏡等儀器，在醫學領域製造人體模型、溫度計、顯微鏡、聽診器以及外科、眼科、婦產科、整形外科、耳鼻喉科的有關器具。在近代產業製造技術方面，幕藩營工廠和礦山，可謂引進消化近代西方製造技術的實驗廠，前述的蒸汽船製造，實際上也是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才取得成功的。明治政府成立後，這些幕藩營工廠和礦山全部收歸國有，繼續扮演著移植西方近代生產技術實驗廠的角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早在進入明治時代前，德川幕府已經為工業化的全面展開預付了一筆不菲的學費。
幕末日本商品經濟發達的外在形態，是以商都大阪、消費城市江戶為代表的大型城市的存在，以及以這些大城市為中心向外輻射的全國海陸交通網。內在根據則在於形成了相當成熟的商業金融運行機制，這種機制雖然屬於德川封建社會的內容和有機組成部分，但與明治以後所建立的近代商業金融體系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
德川時期的商業制度、傳統和習慣，可以通過批發商行「問屋」、壟斷性行會「株仲間」和錢莊「兩替商」的經營活動來說明。「問屋」是最基本的商貿組織，在大城市和地方中小城市中廣泛存在。「問屋」主要從事商品批發業務，其中不少「問屋」是專營某種特殊產品。中間商人則在「問屋」與農村小商品生產者之間起著一種聯繫橋樑的作用。「株仲間」是大城市中有實力的批發商即「問屋」組成的行業商會。1833年，大阪有98個「株仲間」。1839年，江戶有68個「株仲間」。其中大阪的「二十四組問屋」和江戶的「十組問屋」最著名，這些由同業批發商行組成的行會，以向幕府交納「冥加金」（稅金）為代價，換取了對某種商品購銷的市場壟斷權。當時稻米、棉花、生絲、菜籽、纖維紡織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基本被這些「株仲間」壟斷。「株仲間」壟斷市場的基本手法是，相互劃定壟斷區域，制定統一的低收購價格，強買強收，不允許地方農民自由交易。在商品銷售方面結成「價格同盟」，以便提高價格，牟取暴利。這種現象已經與資本主義的卡特爾現象酷似。
商業的發達呼喚貨幣金融業的發展，「兩替商」（即錢莊）應運而生。「兩替商」的經營內容主要有金銀兌換和買賣、存款貸款、票據和匯兌等，並且同樣組織了同業商會。「兩替商」除了自有資金外，主要依靠吸收一般商人存款經營。「兩替商」經營實行準備金制度，即商人把現金存入「兩替商」里雖然沒有利息收入，但卻有兩點益處，一是保險，防止在家中保存發生意外；二是通過存款顯示一種信用度，在需要資金時，一般並不提取存款，而是向「兩替商」借貸，因為可以貸出相當於其存款數倍的金額，並以票據形式提取（相當於中國的「銀票」）。貸款利息一般在5%左右，比地方上加付10%利息的商業貸款合算得多。「兩替商」經營中還包括期貨交易和保險業務，期貨交易最具代表性的是堂島的稻米交易市場，這種期貨交易為明治後開設證券市場提供了先行經驗。保險業務的開展主要以海上運輸業為對象，它構成了近代海上火災保險業的前身。從上述經營內容、手段及金融商品開發的情況看，當時的市場機制已經相當健全，它構成了明治維新後近代市場機制確立的前提性基礎。
還應指出，如果說上述因素構成了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發展基礎的「正」遺產，那麼同時存在的「負」遺產也是不容忽視的。總體上說，最大的負資產是那套實行了260多年的封建社會經濟制度，包括領主和農民間的土地所有與占有關係及其封建地租形態，限制商品經濟生產的諸制度，階級門第制度、限制人口流動的諸政策，封建商法、商規及商業組織等，這些因素無疑都是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障礙，而要排除這些障礙，需要一場以政治革命為前提的制度革命。[41]
注釋
[1]即所謂的「參覲交替制」。各藩的大名須交替到將軍所在的江戶幕府居住，原則上每次一年，然後回到本藩，一年後再次返回江戶參覲。大名在本藩期間，其妻子和子女留在江戶以為人質。這一制度的目的是監督控制地方大名的活動，消耗大名的經濟實力，防止地方出現對抗中央的獨立勢力。
[2]「太閤」特指豐臣秀吉，「將軍」指幕府歷代將軍。
[3]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版，第53頁。「應仁」，日本年號。1467年（應仁元年），因將軍繼嗣問題，室町幕府發生分裂，形成以細川勝元和山名持豐為首的兩大對立集團並展開長達11年的混戰，地方領主也大多被捲入這場戰爭，莊園制度由此遭到毀滅性打擊。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5頁。
[5]見速水融、宮本又郎《概說17—18世紀》，收自《日本經濟史1 經濟社會的成立》，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
[6]安藤良雄編：《日本近代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年，第30頁。
[7]林羅山語。轉引自伊文成、馬家駿主編《明治維新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86頁。
[8]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81頁。
[9]《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7頁。
[10]引自伊文成、馬家駿主編《明治維新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7頁。
[11]谷本雅之：「嚴密意義的工廠手工業論戰與原生工業化論」。見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第1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07—214頁。
[12]即東海道、中山道、日光大道、奧州大道和甲州大道。
[13]日本學者大塚久雄、齋藤修持此見解。見《大塚久雄著作集》第5卷（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和齋藤修著《原生工業化的時代——西歐與日本的比較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85年）。
[14]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68年，第48—49頁。
[15]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第135頁。
[16]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第147頁。
[17]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第148頁。
[18]《日本思想史大系》44，岩波書店，1977年，第20頁。
[19]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80頁。
[20]伊文成、馬家駿主編：《明治維新史》，第120—121頁。
[21]鹽澤君夫、後藤靖編：《日本經濟史》，東京：有斐閣，1977年，第185—186頁。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5頁。
[23]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第34—35頁。
[24]參見橋本壽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經濟史》，東京：岩波書店，2000年，第29—30頁。
[25]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100頁。
[26]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94頁表13「幕末貿易的動向」。
[27]橋本壽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經濟史》，第31—32頁。
[28]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94頁。
[29]伊文成、馬家駿主編：《明治維新史》，第244頁。
[30]橋本壽朗、大杉由香：《近代日本經濟史》，第31頁。
[31]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99頁。
[32]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第313頁。
[33]石井寬治：《日本經濟史》，第101頁。
[34]詳見石井寬治、原朗、武田晴人編《日本經濟史》第1卷，第25頁表1-3。
[35]據安藤良雄編《日本近代經濟史要覽》第38頁1-27表「安政以後主要商品價格」算出。
[36]文部省調查局編發：《文部時報》1962年10月號《日本的教育九十年》，第6—7頁。
[37]高橋龜吉：《日本近代經濟形成史》第一卷，第293頁。
[38]即荷蘭學，幕末隨著其他西方學問的進入，進而發展為「洋學」，即西學。
[39]堀江保臧：《明治維新與經濟近代化》，東京：至文堂，1963年，第45頁。
[40]馮·卡蒂迪克：《長崎海軍傳習所的日日》，水田信利譯，東京：平凡社，1964年，第185—186頁。
[41]原文刊於《經濟社會史評論》，2017年第3期，人大報刊複印《世界史》2017年第11期全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