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民黨的財源——後援會

  日本自民黨在組織結構上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派閥林立，二是由國會議員決定黨內政策，地方級黨組織形同虛設。在這種情況下，自民黨國會議員作為黨組織和選民之間的橋樑，發揮著尤其重要的作用，而支持國會議員的是後援會組織。這樣，自民黨的組織結構，便形成了「黨（總部）——國會議員——後援會」這樣一種模式。由此可見，後援會組織在自民黨組織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

  後援會組織不僅存在於自民黨，也存在於多數其他政黨中。所以，後援會作為日本政治中的一種特有的組織形式，經常被人們所提及。但是，日本學者專門論述後援會的文章尚不多見，我國的日本研究者也似無人涉及。[27]這裡，僅就後援會的形成、發展、活動情況及其在自民黨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做一簡單介紹。

  （1）後援會的形成與發展

  戰前的日本資產階級政黨，其基礎是以地主為核心的地方勢力。國會議員大都是地主階層的人物，政黨的基礎在農村。因為當時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地稅在國家稅收方面占有很高的比重，而稅收多少是決定選舉資格的重要條件。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舉行第一次眾議院議員選舉時，有投票權的人限制在繳納直接國稅15日元以上者，全國只有45萬人，只占當時人口8990萬的1.1%，投票成為一種特權。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新選舉法出台，選舉權的條件規定為繳納直接國稅10日元。1902年根據這一制度進行選舉時，有資格的選民為98萬，占總人數的2.1%。以後，選民人數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選舉資格的規定也有所改變，但隨著總人口的增長，選民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在1908年和1920年選舉時，仍分別只占3.2%和5.5%。直至1925年制定《普通選舉法》和廢除納稅資格的規定後，在1928年大選時，25歲以上成年男子有了選舉權，選民人數達到1240萬人，占到總人口的20.1%。[28]

  戰前的日本保守政黨，在這種帶有附加條件的選舉制度下競選國會議員，一般要得到地方「名望家」的支持，這些有名望的人士，一般是指地主和工商業主等有權勢和一定知名度的人，這些人在社會上有地位，有財富，有文化，有威望。選民比較容易團結在這些地方名人的周圍，對候選人採取一致的投票行為。這種以地方「名望家」為核心構成的地區性人際關係網，就是政治家的「集票組織」，一般稱作「地盤」。如果候選人和「名望家」的關係很牢固，其地盤便可視為候選人的私有財產。戰後初期，出現過被整肅的政治家將其地盤「借給」其他政治家的情況，就反映了地盤「私有化」這一事實。

  戰後初期，通過農地改革，日本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地主階級被消滅，傳統的「名望家」也不復存在。但是，農村作為共同體而採取一致行動的傳統習慣並沒有消失。這時，昔日的「名望家」被新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等地方官取而代之。戰前，這些地方官一般由傳統的「名望家」半義務式的兼任，戰後，擔任這些職務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新的「名望家」。這樣，地方的傳統秩序便通過這些「官位名望家」而得以維持，形成了國會議員與「官位名望家」、「官位名望家」與地方傳統秩序這樣的雙重結構。也就是說，在農村地區，國會議員還可以通過這種結構間接地控制選民和「地盤」。

  但是，1955年以後開始的經濟高速增長，給這種「地盤」政治秩序以巨大衝擊。這是因為：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地區在縮小，城市地區在擴大，也就是說，傳統秩序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地區越來越小；第二，農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削弱了農村的傳統秩序，同時，人口流入城市以後，也衝擊了城市原有的傳統秩序；第三，留在農村的農民也大都成為兼業農民，這些人的生活和活動範圍擴大到農村以外的地區，也起到削弱農村傳統秩序的作用。總之，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舊有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受到衝擊，不可能再利用傳統秩序來間接地控制選民。

  另外，隨著新憲法和新選舉法的制定和實施，婦女有了參政權和選舉權，選民年齡也由25歲下降到20歲，這樣，選民人數大大增加。在1946年舉行的戰後首次大選中，選民達到3687萬人，占總人口的48.6%。後來，隨著人口壽命的延長，選民人數和比率更是逐年增長。1993年大選時，選民人數達9447萬，占總人口的76.2%。[29]面對如此巨大的「選舉工程」，基層組織異常薄弱的自民黨，必須尋求一個直接組織選民的新方式，於是出現了後援會，從而逐漸成為自民黨組織機構中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日本，後援會這一組織早在戰後初期就出現過。當時有些剛剛步入政界的新人聯合一些政治上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後援會，依靠後援會的力量步入政界。1946年，中曾根康弘在老家組織的「青雲塾」，恐怕是作為選舉組織的後援會的雛形。[30]後來，不少國會議員看到後援會這種組織形式頗為有效，爭相效仿，到1950年代議員們都紛紛組織起自己的後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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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治格局出現自民黨和社會黨相抗衡的「五五年體制」。自民黨為了對抗社會黨，曾採取一系列措施試圖加強地方基層組織，但收效不大，自民黨議員為了鞏固各自的地盤，不得不另闢蹊徑，著力發展個人後援會。

  但是，自民黨議員們組織個人後援會的目的，與其說是同社會黨相抗衡，不如說是更著眼於同其他的自民黨競選者競爭。因為戰後日本長期實行中選區制度。在全國122個選區中，選舉466名議員，每個選區選3—5人，這樣就出現在同一選區中自民黨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相互競爭的局面。各派為了在選舉中取勝，競相發起後援會。於是，從1950年代後期開始，自民黨後援會開始了有組織有系統的活動，並因此而引起世人的關注。

  1960年代以後，社會黨的議員候選人也開始組織後援會。1963年地方選舉時，各級地方議會候選人也「上行下效」，紛紛組織後援會。但是，當時後援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中小城市。因為在農村地區，競選活動的主體雖然正在從「傳統的名望家」向「官位名望家」轉移之中，但傳統秩序仍在起著主導作用，而在大城市，組織後援會的條件也還不太成熟。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後援會逐漸遍及農村和大城市，成為自民黨議員最有力的集票組織。

  後援會的形成主要經歷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議員候選人與親朋好友建立固定的聯繫，把有血緣、地緣、職業和同學關係的人串聯在一起，這一步比較容易做到；第二階段，尋求地方上有實力的支持者，包括地方上的行政首長以及對選舉能產生影響的人；第三階段，與上述支持者廣泛接觸，以他們為核心，分別組成後援會支部；第四階段，在成立支部的基礎上建立後援會總會。

  國會議員在建立個人後援會的整個過程中都要花錢。這些錢基本上靠議員本人籌措、支付。日本著名政治學者北岡伸一對某國會議員做過一次調查，大致情況是：第一階段花錢最少，只對親朋好友送些點心之類的禮品即可；第二階段則要對町、村長等地方實力人物贈送相當的謝禮；到第三階段，成立後援會時，要分頭對支部發起人給以數次酒食招待，還要給每人數萬日元的交通費；第四階段，為籌備成立後援會總會，要多次召開發起人會，最後召開成立大會。這樣粗算起來，該國會議員平均每20天成立一個支部，一年中共成立了51個支部，每個支部平均花去50萬日元，共計約2550萬日元。加上動員用的車費、宣傳手冊費、禮品費等，達4000萬日元之多。後援會成立後，作為活動經費，每年給每個支部30萬日元，有的支部高達80萬日元。光這筆開支，第一年度就達2400萬日元。另外，每年向後援會大小頭目贈送各種名目的禮品，計600萬日元。這樣，該國會議員花在後援會上的錢，一年就達7000萬日元。[31]

  （2）後援會的作用

  日本的後援會，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集票為目的，議員或議員候選人直接組織選民的團體；一種是政界以籌集資金為目的而成立的團體，習慣上也稱「後援會」。這兩種後援會都為數不少。為了加以區別，前者可稱為「選舉後援會」，後者可稱為「資金後援會」。這裡所述及的只是「選舉後援會」。

  作為自民黨的集票組織，選舉後援會的主要作用就是為候選人「集票」。但細分起來，這類後援會在性質和作用上也還有所不同。

  1960年代以後，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展，日本農村人口急劇減少，農村中殘存的傳統社會關係受到衝擊，出現所謂「大眾社會化」，自民黨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個人後援會作為鞏固選舉地盤的應急措施，實際上起到了維護傳統社會關係的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有的後援會具有「強化」性質，即「強化」選舉地盤，「強化」傳統社會關係。所以日本有人將這類後援會稱之為「強化型後援會」。

  與此同時，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日本政府對邊遠地區實行扶植性「地區開發政策」。因此，遠離城市的邊遠山區和農村，加快工業化步伐。自民黨議員瞄準這一動向，紛紛利用手中的權力為本選區做好事：修建公共運輸設施、引進大型工礦企業項目等，以此為籌碼換取選民的支持，並設法把地盤內其他候選人擠掉。這種以「開發」為主要手段的後援會叫做「開發型後援會」，這種後援會促進了傳統社會關係的解體。

  從「強化型」和「開發型」的作用看，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前者是對傳統社會關係的「補台」，後者則是「拆台」，但最終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自己拉選票、鞏固和擴大地盤。所以同一個後援會往往具有上述兩方面的機能。

  由於個人後援會是為議員個人服務的，所以後援會越活躍，自民黨基層組織的作用就越顯得薄弱，甚至成為有名無實的空架子。但是，自民黨領導機構又無法限制越來越壯大的後援會活動，因此，曾設想過將後援會和黨的基層組織合二為一，加強兩者的合作關係。在自民黨1961年1月制定的《組織活動方針》中曾指出：「現在加入後援會的會員全國據說已超過1000萬人，所以我們正在想法把這些潛在黨員發展為註冊黨員。」[32]1963年10月，自民黨組織調查會會長三木武夫在提交池田勇人首相的《諮詢報告》中也指出：「個人後援會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廢除，但它太注重個人方面的活動，也給黨的活動帶來了不少障礙。所以將來必須想法將其納入黨組織之內。作為過渡性措施，為確保兩者的合作關係，應將後援會的主要成員，至少500名左右編入地方支部，要求其積極參加黨的活動。」[33]但是，議員們用金錢和汗水苦心經營起來的後援會，怎麼可能輕易交給地方組織呢？

  所以，個人後援會的活動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越來越活躍，組織也日臻完善。有些後援會在本選區內的市、郡一級設聯絡所，在町、村一級設支部，每個支部都設有幹事長、總務會長和政務調查會長，這些官銜完全按照黨中央的模式分封，由當地實權人物擔任，有些會員人數不多的支部，幾乎每個成員都能分到一個職務。這些後援會幹部對會員情況了如指掌，隨時增減後援會成員的名單，所以能準確地掌握選票數量。

  單據《政治資金規正法》的規定：「以支持政治家為目的的組織即視為政治團體。」後援會顯然應屬政治團體之列。該法規定，「在政治團體建立之日或建立後7日之內，必須向當地選舉管理委員會或自治大臣呈交書面報告」，而且必須每年向自治省提交財務收支報告。

  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後援會都不向上面提交任何報告。因為日本的後援會都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現，到選舉時便搖身一變，成為政治家的集票組織。以文化團體的名義出現，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法律規定文化團體不必提交財務報告；二是文化團體平時可以開展多種多樣的文娛活動，淡化政治色彩，便於吸收會員，會員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某個政治家的支持者。

  後援會對政治家和會員兩方面之所以都具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在利益交換方面具有「雙向性」特點。政治家離不開後援會，道理自不待言，會員從中得到諸多好處，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後援會的活動很廣泛，會員的婚喪嫁娶、養兒育女、子女的升學就業、人際糾紛的調解，後援會幾乎無所不管。久而久之，政治家和後援會之間形成一種無形的感情紐帶和「一體化」意識，甚至形成誰也離不開誰的局面。調查資料表明，後援會在自民黨議員選舉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在1967年大選時，在給自民黨投票的人中，加入後援會的占8%，以後，這一比例與年俱增，1969年為12%，1972年為13%，1976年增至20%。[34]

  除了選舉之外，後援會在以下方面還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第一，促進自民黨議員的新陳代謝，通過後援會，將民意反映到國家政策方面。因為後援會是支持某一個人的組織形式，所以後援會的基礎穩固，就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保證某議員連續當選，即使因故不能連任，也可以作為「遺產」傳給下一代，這種後援會「世襲」的現象並不少見。但是，如果後援會成員不注意隨時更新，年齡會越來越老化。這樣，將後援會「世襲」過來的第二代議員如果不通過自己的努力發展新成員，就不可能長期保證連續當選。反之，同一個後援會，由於成員不斷更新，也會不斷推出新的議員。第二，在基層組織薄弱的情況下，國會議員可利用自己的後援會，將選民的要求及時反映到國會，這些要求可能是片面的，但匯總起來，就可以代表一部分國民的意向。而這部分國民，往往是自民黨的核心力量，他們的意見，容易被自民黨所採納。

  總之，以中選區為前提的「選舉後援會」這種組織方式，事實上彌補了自民黨基層組織和群眾基礎薄弱這一缺陷，為自民黨增添了不少活力。「只有30萬黨員的自民黨，在大選時卻能獲得2200萬張選票」，[35]其原因之一，不能不說後援會組織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日本自民黨眾議院議員白川勝彥1970年代末靠自己的努力組織起後援會，在34歲時一舉當選為議員，他深有體會地說：「後援會組織才是（自民黨）最本質、最具活力的組織，是自民黨最能持續活動的原基組織。」[36]自民黨議員在繁忙的「金歸火來」[37]的日程安排中，一方面，忙於在選區培養發展自己的後援會組織，一方面為籌集後援會組織所需資金而奔波於各個利益集團（資金後援會）之間。這種遍布全國的後援會以及每個議員忙於籌集政治資金的活動，成為自民黨及其議員日常工作中與「民意」溝通的主要內容。

  當然，如前所述，由於後援會的存在及其細緻入微的活動，使自民黨本來就薄弱的基層組織更加有名無實，而且，後援會在本質上是國會議員的私有物，而自民黨的國會議員又絕大部分隸屬於各個派閥，因此，後援會又成為自民黨派閥之爭的工具。而派閥之爭靠實力，實力靠選票，選票靠金錢。於是，自民黨就形成靠金錢發展後援會，靠後援會拉選票的「金權政治」。後援會成為自民黨金權政治中的重要一環。這些無疑都是後援會這一組織形式的負面作用。

  （3）對後援會的幾點分析

  第一，關於後援會的性質。

  後援會組織究竟始於何時？日本學者說法不一。[38]但比較有說服力的說法應是在戰後經濟高速增長之後建立、健全起來的，此前的後援會，充其量是由個別人組織起來的後援會雛形。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後援會，實際上已經形成日本選舉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它對所有級別的議員及行政首長來說，都是為在選舉中取勝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後援會對從政者來說是以當選為目的以選區為中心而建立起來的組織，而對一般後援會成員來說，則是為了將自己的利益有效地反映到決策部門而選出特定人物作為其代言人。一般地說，政治團體的組織原則應是政治主張上的一致為基本前提，但現在的日本後援會，多數不具備政治上「志同道合」的性質，而是一種利益交換式的組織。所以，後援會與其說是政治性團體，不如說它具有「擬似共同體」性質。會員更看重的是後援會給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而並非意味著與被支持者政治上的一致。

  具體來說，選民加入後援會的理由是什麼呢？「明正選舉推進協會（簡稱『明推協』）眾議院選舉調查」中，就這一問題從1976年至1990年期間作了跟蹤調查，調查列舉4條理由：喜歡候選人的人品和主張、基於各種人情和親情關係、出於事業和職業上的關係，其他理由。其中人品主張、親緣關係和職業上的理由大約各占30%左右，不同年份這三者所占比率略有不同，上下有所浮動，但「三分天下」的局面沒有太大的變化（圖1）。顯然，在這些理由中，感情因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圖4.1 加入後援會的理由[39]

  政治家抓住後援會成員的這一心理，千方百計施以小恩小惠收買人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和他的後援會「越山會」的關係可以說是在「感情投資」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田中的選舉地盤是遠離城市的新潟縣山區，精通土木建築業的田中，利用他手中的權力在選區大搞築路架橋等公共土木建築工程，博得了當地選民的擁護，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越山會」，擴大了自己的選舉地盤，並把其他候選人排擠出去。到1983年，越山會發展到317個支部，擁有會員95000人。[40]為了鞏固越山會，田中十分注意與會員聯絡感情。每當會員有婚喪嫁娶等大事，越山會幹部必以田中名義前去祝賀、弔唁或送去禮品。越山會經常組織會員前去東京田中的住所朝拜、參觀，會員乘火車從新瀉到東京，夕發朝至，田中每每以茶點招待，會員在兩夜三天的日程中，遊覽東京的名勝古蹟。因此，越山會成為田中的「鋼杆」票田。

  第二，關於後援會的成員狀況。

  首先看一看選民中究竟有多少人加入後援會。據「明推協」1972年至1990年的調查，加入後援會的選民（後援會加入率）1972年不足10%，1990年達到將近20%，呈逐步擴大之勢。曾被動員過加入後援會的選民（被勸誘率）1972年約20%，1979年以後一直維持在30%左右（圖2）。

  圖4.2 後援會加入率和被勸誘率[41]

  另外，後援會加入率又因地區不同而不一樣。一般地說，城市規模大小與後援會加入率成反比，城市規模越大，加入率越低，尤其是東京都各區最低。1990年農村地區加入率約為20%，東京都只有14%。[42]同時，調查表明，參加眾議院議員選舉的後援會，比參加參議院議員選舉的後援會多，也就是說，眾議院議員選舉時的組織化率比其他選舉更高。這說明，後援會在眾議院選舉時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也反映了日本的眾議院權力大於參議院，因而選民更重視眾議院這一事實。

  第三，後援會的組織狀況。

  如前所述，後援會的維持經費主要來自後援會組織者，後援會會員只是象徵性地交納一定的會費。據「明推協」調查，繳納會費的會員（會費交納率）約為20%—30%，也就是說，60%—70%的會員根本不繳納會費。在繳納會費的會員中，以1990年度為例，繳納1000日元以內者占32%，繳納1000—3000日元者占19%，繳納3000—5000日元者約為23%，繳納5000日元以上者只有10%左右，這說明，後援會主要依靠政治家出錢來維持。[43]「實現政治改革年輕議員會」1992年提交的《政治活動資金調查報告》承認，每年用於後援會的經費（包括後援會會報印製費、會議費、會員旅行補助、選舉補貼、秘書工資、交通費、通信費、事務所費等）約為1億日元左右。[44]這些費用全部由議員方面負擔。

  從後援會成員的社會經濟地位來看，調查資料表明，自營業者加入率較高。據1990年的調查，農林漁業、工商服務業和自由職業都超過30%（前者為33.9%，後者為33.2%）。而且這些職業的後援會加入率都呈與年俱增的傾向。另外，從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收入等方面看，年齡大的比年齡小的多，男性多於女性，學歷低的比學歷高的多，收入高的多於收入低的。

  第四，關於後援會成員的政治傾向。

  日本學者山田真裕在1983、1986、1990年曾對後援會成員做過「你的政治傾向如何」的抽樣調查。其中1983、1986兩年劃分為「保守」「中間」「革新」三個尺度，調查結果表明，後援會成員與沒有參加後援會的人相比，政治上傾向於保守。[45]在同類調查中，後援會成員中支持政黨的人比沒有參加後援會的人要多，也就是說，後援會成員在政黨支持程度和關心政治的程度方面比沒有參加後援會的人要強烈。因此，在參加投票、演講會和報告會等政治活動方面，後援會成員比其他選民更積極。而且，調查表明，後援會成員在生活滿意程度和對日本現行政治滿意程度方面都高於非後援會成員。

  綜上所述，後援會成員的基本情況是：男性多於女性，年齡偏高，農林漁業、工商服務業和自由職業者較多，政治態度傾向於保守，收入較高，滿足於現狀，積極支持政黨活動等。就是說，對加入後援會能產生影響的因素主要是職業、年齡、收入、政治傾向以及支持政黨的態度等。

  從職業上看，後援會的基本力量不是現代產業部門中的大壟斷資本和產業工人，而是傳統產業部門中包括農林水產業在內的自營業者，這反映了傳統產業部門在日本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體現了日本政治體制的包容性，有助於日本政治的穩定。

  但是，後援會的經費大都由政治家來負擔，所以政治家的負擔很重。如前所述，每個議員每年用於後援會的經費達1億日元左右，雖然分攤在每個後援會成員身上只不過數千日元，但積少成多，每個議員的絕對負擔金額卻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議員為了確保自己當選，就必須採取各種手段去籌集這一大筆資金，於是形成競選=競錢這一惡性循環。這便是日本金權政治癒演愈烈、久治不愈的原因之一。而金權政治最終導致了日本自民黨優位體制的崩潰。所以，後援會雖然在穩定自民黨政權方面可以說是一個有力的組織基礎，但政治家承擔其龐大經費這一事實，卻助長了自民黨結構性的政治腐敗，乃至最終招致自民黨政權的衰落。通過這一歷史事實，對自民黨來說，後援會的功過是非可以說不言自明。

  注釋

  [1]渡邊恆雄：《派閥與多黨化時代》，雪華社1967年版，第144頁。

  [2]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61頁。

  [3]《朝日周刊》:《田中角榮緊急採訪》，1981年6月19日。

  [4]北西允、山田浩：《現代日本的政治》，法律文化社1983年版，第175頁。

  [5]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43頁。

  [6]所謂總主流化，就是非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的勢力過小，位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派占絕對優勢，派系之間制約機制受到破壞。

  [7]自由民主黨編：《自由民主黨十年曆程》，自由民主黨出版社1966年版，第236、237頁。

  [8]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80頁。

  [9]日本《國民政治年鑑》1963年版，第736頁。

  [10]自由民主黨編：《自由民主黨十年曆程》，自由民主黨出版社1966年版，第214、220頁。

  [11]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81頁。

  [12]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82頁。

  [13]日本《國民政治年鑑》1962年版，第596、597頁。

  [14]自由民主黨編：《自由民主黨十年曆程》，自由民主黨出版社1966年版，第261、262頁。

  [15]朝日年鑑編輯部編：《朝日年鑑》，朝日新聞社1972年版，第281頁。

  [16]朝日年鑑編輯部編：《朝日年鑑》，朝日新聞社1978年版，第269頁。

  [17]朝日年鑑編輯部編：《朝日年鑑》，朝日新聞社1982年版，第237頁。

  [18]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上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4頁。

  [19]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上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4頁。

  [20]小島和夫：《法律制定之前》，行政出版社1979年版，第105頁。

  [21]關於「政黨優位論」，松村岐夫在《戰後日本的官僚制》（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版）一書中有詳細、精闢的論述。

  [22]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79頁。

  [23]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42頁。

  [24]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254頁。

  [25]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265頁。

  [26]五十嵐仁：《現代政治概說》，法律文化社1993年版，242頁。

  [27]有關後援會的論述，散見於日本政治及自民黨的論著中，一般比較簡略。近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山田真裕：《自民黨國會議員的集票體系：橋本登美三郎後援會、額賀福志郎後援會之事例研究》，1992年度筑波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社會科學研究科博士學位論文；蒲島郁夫、山田真裕：《後援會與日本政治》，見日本政治學會編1994年年報《新聞業的現在·戰後日本的政治》等。

  [28]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11月版，第19、21頁。

  [29]北岡伸一：《自民黨》，讀賣新聞社，1995年11月版，第21、22頁。

  [30]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第115頁。

  [31]神島二郎：《現代日本的政治結構》，法律文化社1985年版，第54、55頁。

  [32]《朝日新聞》，1961年1月27日。

  [33]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86頁。

  [34]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87頁。

  [35]（美）傑拉爾德·克迪斯：《日本型政治的本質》，山岡清二譯，梯比艾斯布利塔尼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頁。

  [36]北岡伸一：《自民黨政權》，讀賣新聞社，1995年11月版，第117頁。

  [37]「金歸火來」指國會議員每星期五（金耀日）回到自己選區的後援會活動，星期二（火燿日）返回東京從事議員工作。

  [38]上山和雄著《普通議員研究》（日本經濟評論社1985年版）認為，個人後援會始於大正後期（1920年代中期）。佐藤誠三郎等著《自民黨政權》（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則認為是1946年。

  [39]蒲島郁夫、山田真裕：《後援會與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學會編1994年年報，第219頁。

  [40]升味准之輔：《現代政治》下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7年版，第394頁。

  [41]蒲島郁夫、山田真裕：《後援會與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學會編1994年年報，第216頁。

  [42]出處同上。

  [43]蒲島郁夫、山田真裕：《後援會與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學會編1994年年報，第217頁。

  [44]曾根泰教、金指正雄：《視聽講座·日本的政治》，日本經濟新聞社1989年，第126—130頁。

  [45]蒲島郁夫、山田真裕：《後援會與日本政治》，日本政治學會編1994年年報，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