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吉田內閣的反民主路線與群眾運動

  日本國會於1947年8月28日通過了《勞動省設置法》，9月1日正式實施。勞動省的建立，標誌著日本勞動行政現代化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意味著日本的勞動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在新的勞動體制下，日本工會組織迅速發展壯大。1945年末，日本工人的組織率僅有3.2%，1946年4月上升到40%，1948年末又增至55.8%。

  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因戰爭而遭受巨大破壞，資本家趁機大批解僱工人，加之海外軍隊和駐外人員及家屬被遣返回國，失業人口一度高達1300萬之多。建立工會組織以後，工人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爭。反解僱鬥爭和生產管理鬥爭是當時兩種比較突出的鬥爭形式。

  應該指出的是，戰後初期日本工人運動的蓬勃展開，勞動體制改革、勞動立法的建立和健全固然為其提供了法律依據，創造了戰前所無法相比的有利條件，但是以下因素也不容忽視：一、由於戰爭而造成的全民性災難，使日本工人階級乃至全體國民從噩夢中驚醒，他們對軍國主義法西斯統治的不滿情緒如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形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洪流；二、戰前被壓抑的民主政治勢力迅速崛起，成為工人運動的核心和領導力量，這股力量雖然在政策和觀點上未盡相同，但率領工人群眾與統治階級進行鬥爭這一點是一致的，並且取得了應有的成效。

  第一屆吉田內閣正是戰後民主改革方興未艾的時期。在改革過程中，吉田茂對新憲法和刑法的制定、解散財閥等，一再表現出抵制或迫不得已執行的態度，而對戰後蓬勃興起的工人運動，卻毫不掩飾其敵視的立場。當工人進行反對解僱、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鬥爭時，他在1947年元旦通過廣播講話，誣衊工人是破壞社會秩序的「不逞之徒」，並同美國占領當局密切配合，迫令工人放棄全國規模的「二·一大罷工」。

  迫令中止「二·一大罷工」，既是美國占領當局對日本工人運動的直接干預，也是吉田內閣反民主路線的第一個行動。1948年以後，隨著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轉變，吉田內閣更有恃無恐，著手修改有關工人運動的法規。第二屆吉田內閣成立伊始，便通過了《國家公務員法修正案》和《公共企業體勞動關係法案》，這兩個法案旨在對國家公務員和國營鐵路、專賣企業的勞動爭議行為進行嚴格限制和干預。隨後又修改了《工會法》和《勞動關係調整法》，制定了《限制團體令》，對工人運動和進步民主勢力採取越來越嚴厲的高壓政策。尤其對以日共為代表的左翼民主勢力，更是變本加厲，公然採取一系列鎮壓行動。

  1949年2月，第三屆吉田內閣成立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發展壯大，美國占領當局將「遏制」日本共產主義作為這一時期對日占領政策的基本問題之一。吉田內閣密切配合，實行所謂「紅色整肅」，將日本的共產主義者及其同情者從政府部門和大企業中大批清洗出去。

  

  1949年7、8月間，日本連續發生三大事件。7月5日，國營鐵路總裁下山定則外出時突然失蹤，後來發現死於鐵路旁邊；10天後的7月15日，東京附近三鷹車站車庫內的電車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衝出庫外，造成死6人傷20餘人的慘劇；一個月後的8月17日，在福島縣的松川車站附近，一列火車脫軌翻車，造成死3人傷5人的事故。這就是戰後日本史上有名的下山事件、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

  下山事件長期以來存在自殺與他殺之爭，至今沒有定論，對三鷹事件和松川事件，吉田內閣則認為是「共產主義者挑起社會不安」，「估計是集團組織有計劃的妨害行為」。故此大作文章，橫加逮捕。關於三鷹事件，法院最後判決，是一個與共產黨無關的個人單獨犯罪，竹內景助被判處死刑，1967年該人死於監獄。關於松川事件，1950年一審判決死刑5人，無期徒刑5人，有期徒刑10人。但經過眾多日本和平民主人士頑強不懈的鬥爭，1963年9月，最高法院終於判決全體被告無罪。這次長達14年之久的鬥爭雖然取得了最後勝利，但當時當事人受此事件牽連而遭到的迫害卻是無法挽回的。

  韓戰爆發以後，吉田內閣與美國占領當局相呼應，加緊鎮壓共產黨勢力。《舊金山和約》簽訂前夕，占領當局授予日本政府「重新審查各項法令的權限」，政府據此設立「政令諮詢委員會」，在1951年5月至1952年3月間，該委員會就經濟法令、勞動法規、行政制度、教育制度和解除公職等問題進行了全面審查，將反民主的「逆行路線」推向一個新階段。

  「逆行路線」在制度方面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取消「解除公職令」；二是制定《破壞活動防止法》（簡稱「破防法」）；三是加強「愛國教育」。

  美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之後，被整肅的一大批人逐步被分期分批地「解放」，到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時，95%以上的人已被解放。與此同時，「破防法」也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夕通過。另外還設置了內閣調查室和公安調查廳，目的是以取締「暴力破壞活動」為名，企圖取締以共產黨為首的政黨及工會、民主團體的組織和活動。為此，各工會組織、新聞界和知識界從1952年4月開始，展開了長達半年之久的反對「破防法」運動，掀起三次大規模罷工浪潮。1952年5月1日，數千名遊行隊伍在皇居前廣場集會，警察動用催淚彈和手槍驅趕集會群眾，造成死亡2人，2000多人負傷的「五·一節流血事件」。日本政府以此為藉口，強行通過了「破防法」，從此，日本民主運動開始走向低潮。

  在教育領域，吉田內閣一向強調要培養日本國民的「愛國心」和「國防精神」。早在1950年10月，吉田首相便聲稱，今後文教政策的支柱，是「重新振興純正而頑強的愛國心」。為此，文部大臣天野貞祐立即向各大學及都道府縣教育委員會發出通告，要求學校在節日時掛國旗、唱國歌。從此，中小學校開始掛起「太陽旗」和唱《君之代》國歌。1951年2月，文部省公布「道德教育振興方策」，要求將天皇作為國民道德的核心，在國會遭到非議。隨後，天野貞祐文部大臣又以個人名義提出「國民實踐要領」，要求國民必須「尊敬天皇」。這一被稱作「天野敕語」的「要領」因受到輿論的非難而被迫收回。

  但是，文部省隨後向國會提出《關於義務教育學校確保教育政治中立的法案》和《教育公務員特例法部分修正法案》。這「教育二法案」表面上要求學校和教員保持政治中立，實則不僅限制了教師的基本人權，而且將學校置於警察權力的威壓之下，因而受到教育界和廣大國民的激烈反對。但是政府採取種種高壓手段，強行在國會通過。

  如果說戰後初期的日本群眾運動，是以經濟鬥爭為主，那麼，進入1950年代以後，隨著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改變與日本政府反民主路線的貫徹執行，尤其是《舊金山和約》簽訂、舊金山體制建立以後，日本人民的群眾運動明顯地表現為以政治鬥爭為主的和平民主運動。

  反對美軍基地是這一時期的主要鬥爭形式之一。

  農地改革以後，絕大部分農民得到了土地，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而且，農地改革政策與解散財閥不同，沒有隨著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轉變而發生變化，因此，農民對執政的保守政權還是比較滿意的。農地改革以後，農民運動一直處於「冬眠」狀態。但是，隨著美軍基地的不斷擴大，農民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逐漸激烈起來。

  《舊金山和約》生效時，日本本土的美軍基地（空域、水域除外）共2824處，占地面積1352.6平方公里。以後，部分基地移交自衛隊，數量有所減少，但至1953年3月末，仍有658處，占地1296.3平方公里。[12]這些基地給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美軍胡作非為和強占土地等事件時有發生。至1952年末，駐日美軍尚有26萬餘人，在基地周圍，據說有多達5萬餘人的妓女專門為美國兵服務，問題之嚴重可想而知。

  這一時期基地鬥爭的核心是阻止基地的新建和擴建。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本，美軍濫用土地，自然引起農民的不滿和反抗。最有名的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是石川縣內灘村鬥爭，歷史上稱作「內灘鬥爭」。

  1952年9月，美軍打算在石川縣內灘村沙地上建立一個炮彈試射場，遭到內灘村議會和村民的堅決反對。於是，日本政府決定「臨時使用」幾個月。1953年3月，美軍開始進行炮擊訓練，使附近漁民的捕魚量大減。隨後政府又把「臨時使用」改為「永久性使用」，從而引起村民的激烈反對。內灘鬥爭很快得到各在野黨、工會及其他進步社會團體的廣泛支持，成為日本農民反對美軍基地的導火線，從此，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在日本全國各地蓬勃展開。日本人民反對美軍基地的鬥爭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

  1950年代初，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一股反對軍事同盟、禁止核武器、呼籲裁軍和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反核、和平熱潮。日本作為核武器的直接受害國，與世界反核運動相配合，在開展「基地鬥爭」的同時，也發起一場範圍廣泛並持續不衰的禁止原子彈氫彈運動。

  1954年3月1日，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比基尼珊瑚島上進行了一次氫彈試驗，其威力是在廣島所投原子彈的850倍。當時日本漁船第五福龍丸正在距該島200公里處捕魚，氫彈「死灰」落在該船上，23名船員受放射能的傷害，其中一名船員不久死亡。這一事件公之於眾後，在日本乃至全世界引起強烈衝擊；以此為契機，在日本全國各地掀起一個反對原子彈氫彈的全民運動。

  1955年8月6日，在廣島召開第一次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與此同時在全國掀起反核簽名運動，全國簽名人數超過3000萬人。大會後成立「禁止原子彈氫彈日本協議會」（簡稱「原氫協」）。1956年8月9日，又在長崎召開第二次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後來，日本反核運動的群眾組織雖因政策方針分歧而幾經分化組合，但日本人民的反核和平運動至今仍在以各種形式開展著。

  根據《舊金山和約》，沖繩仍直接處於美國的管理之下，成為美國在遠東的最大軍事基地。1950年代初期，沖繩美軍基地共占地約1.6萬公頃，約為沖繩本島的13%。儘管如此，美軍仍不斷強制徵收土地，肆意擴大基地範圍。為此，1953年成立「沖繩諸島回歸祖國期成會」，要求立即撤走外國軍隊、堅決反對徵用土地。1954年4月，民選的琉球立法院一致通過了包括反對徵用土地等內容的「保衛土地四原則」，這四原則基本上反映了沖繩縣人民的意願。沖繩各階層、各政黨廣泛展開了保衛土地的鬥爭。

  1950年代初期的群眾運動，涉及範圍是極為廣泛的，除上述幾項主要鬥爭之外，還有教育領域以日本教職工組合（日本教育工會，簡稱「日教組」）為核心的進步團體展開的「捍衛民主教育的鬥爭」，以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簡稱「總評」）為核心的工人運動，圍繞修改憲法還是維護憲法而展開的「改憲與護憲」之爭，等等。

  總之，1950年代初期的群眾運動，是日本新憲法中和平、民主精神的具體體現和實踐，對吉田內閣的反民主路線起到重要的制約作用。

  注釋

  [1]崛幸雄：《戰後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3頁。

  [2]石川真澄：《戰後政治史》，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49、50頁。

  [3]崛幸雄：《戰後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4頁。

  [4]崛幸雄：《戰後政治史》，南窗社2001年版，第148頁。

  [5]田中浩：《戰後日本政治史》，講談社1996年版，第114頁。

  [6]白鳥令編：《日本的內閣》第二卷，新評論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

  [7]藤村道生：《日本現代史》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頁。

  [8]藤原彰：《日本軍事史》下卷戰後篇，日本評論社1987年版，第61、62頁。

  [9]日本《朝日新聞》1950年4月27日。

  [10]http://www.geocities.jp/nakanolib/joyaku/js27-5.htm

  [11]石丸和人：《戰後日本外交史》第一卷，三省堂1983年版，第356頁。

  [12]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同時代史》第二卷，青木書店1990年版，第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