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的神國觀念與大國意識

  日本的神國觀念源於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說，後經統治者的加工整理，集中地表現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

  《古事記》成書於712年，是奉天武天皇之命撰寫的，由上中下三卷組成。上卷是神代，從天地初開至神武天皇誕生；中卷由神武天皇東征寫到應神天皇；下卷是仁德天皇至推古天皇。上卷約占全書的40%左右，其中包括國土生成、天照大神的出現，以及大國主命奉獻國土和天孫降臨治世等神話。粗略統計，大約1400字的上卷，「神」字反覆出現635次。這些故事所體現的思想是：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的權威高於一切，「皇統」即「神統」，反抗「皇統」就是反抗「神統」，這不僅是逆天行事，而且是天威所不容的。這也是日本古代國家政治的基本原則。

  《古事記》的宗旨在於昭顯「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1]而其真正的意義，則是在展開神話世界的同時，為日本製造了神國觀念。後世的許多思想都是基於神國觀念而來的。如本居宣長（1730—1801）著述的《古事記傳》，則將神國觀念發揮到了「神國主義」的高度。他認為「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但由神祖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國。」他把日本說成是天照大神（太陽神）的國家，因而是世界萬國的本源，是最優秀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孫，「世中萬物皆變，惟我天皇的皇統永遠不變」。[2]

  《日本書紀》成書於720年，它是繼《古事記》之後的第一部「國史」。據稱是由天武天皇皇子舍人親王為總編而完成的，實際可能是《古事記》的編者安萬侶（也被記作太安萬侶）。

  《日本書紀》有別於《古事記》，關於神代的描述只有第一和第二卷，也是古代神話的傳承，稱為「神代卷」。從第三卷開始到最後的第三十卷講的是神武天皇到持統天皇的歷史事件，稱為「人皇卷」。在這些傳說與歷史的敘述中，尤以對朝鮮諸國的記載為多。如記載朝鮮半島各國因慕「聖朝聖化」而經常「朝貢」，其口吻和中國史書描寫的「朝貢」如出一轍，這說明當時日本的神國觀念已經派生了對外的大國意識。如：

  《日本書紀》神功皇后9年條，借新羅王之口說：「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3]

  神功皇后46年條，借卓淳（即任那）王末錦旱歧之口，轉述百濟人的話說：「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4]

  神功皇后51年條記載，派遣使節千熊長彥等赴百濟，謂之曰：「朕從神所驗，使開道路。平定海西，以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百濟王父子一起叩地說：「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嶽，永為西蕃，終無貳心。」[5]

  

  應神天皇3年條記載，由於「百濟辰斯王立之失禮於貴天皇」，日本遣使「責讓其無禮狀」，於是「百濟國殺辰斯王以謝之」，日使「另立阿花為王而歸」。[6]

  應神天皇28年條記載，「高麗王遣使朝貢」，其上表中有一句「高麗王致日本國也。」當時的太子菟道稚郎子讀表「怒之，責高麗之使，以表狀無禮，則破其表」。[7]

  仁德天皇17年條記載，「新羅不朝貢。九月，日本遣使往新羅詢問為何不朝貢。於是，新羅人懼之乃貢獻。調絹一千四百六十匹，及種種雜物，並八十艘。」[8]

  上述記載在很大程度上是編纂者對於交往事件的渲染和誇張，但卻說明了日本的大國意識。

  除以上列舉之外，《日本書紀》中還有許多關於朝鮮各國「朝貢獻物」，以及「歸化日本」的記載。就歷史事實而言，興起於公元3世紀末的大和國，於4世紀末至5世紀初基本統一日本。4世紀中葉，大和國曾向朝鮮南部擴張勢力。當時朝鮮半島正值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三足鼎立時期，日本利用百濟藉助外力對抗高句麗和新羅的心態，於4世紀60年代入侵新羅。隨後於391年破百濟和新羅，並將兩國視為自己的「臣民」。此後，朝鮮半島處於日本的軍事壓力之下。但古代的朝鮮半島各國並未從屬於日本。日本和朝鮮半島各國之間，並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過主從關係，而是日本統治者企圖統治朝鮮半島的神國意識在作祟。它表明《日本書紀》已經在描述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進入5世紀以後，大和國的統治者先後有贊、珍、濟、興、武等五人。《宋書》稱之為「倭五王」。「倭五王」在對外交往方面採取「遠交近攻」的政策，即積極與中國的東晉、劉宋、齊、梁各朝建立密切的外交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倭王多次主動向中國皇帝要求封號。

  如，438年倭王珍遣使劉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要求宋文帝劉義隆予以正式認同。但文帝只承認其為「安東將軍、倭國王」。[9]在此之前的420年，宋武帝劉裕曾冊封百濟王為鎮東大將軍，其位高於倭王，因此倭王珍提出這樣的稱號是要與百濟一比高低，由此也可以看出倭王珍的不滿。

  451年倭王濟遣使朝貢，從宋文帝那裡得到了「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的封號，這一封號與倭王珍渴望的如出一轍。[10]

  478年倭王武（學界認為是雄略天皇）遣使上表，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11]此時大和國已經統一日本，倭王武在國書中使用「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等較為誇張的詞句加以炫耀，[12]並希望藉助劉宋的「帝德覆載」來支持他稱霸朝鮮。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說倭五王向中國朝貢稱臣，不如說是假借中國的影響，使朝鮮半島諸國向日本稱臣。但是宋順帝還是從其自稱中去掉了「百濟」一項。

  「倭五王」時代之後，中日國交中斷，直到推古天皇與聖德太子攝政時代，才同隋朝恢復交往。《隋書·倭國傳》記載：

  開皇二十年〔600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弧，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務，雲委我弟。高祖〔隋文帝〕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13]

  隋大業三年（607年）日本聖德太子以小野妹子為使節出使中國。《隋書·倭國傳》記載：

  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習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隋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14]

  上述兩則記載，說明日本同隋朝恢復交往之際，其大國意識已經非常明顯。一則自稱「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二則自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這說明隨著日本的統一和君權的強化，日本已經有了區別於中國的「天下」觀念。木宮泰彥認為「聖德太子要和隋朝締結對等的國交，這不能不說是外交上一個新紀元」。[15]

  608年，隋使裴世清同小野妹子一起赴日，據《日本書紀》所載，裴世清向日皇遞交的國書如下：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小野妹子〕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仰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邇。知皇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合，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並送物如別。[16]

  據說，聖德太子對此感到不快。《經籍後傳記》記載：「其書曰：皇帝問倭皇。聖德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為倭皇，而不賞其使。」[17]在裴世清回國時，聖德太子再派小野妹子同往，並攜國書一封。《日本書紀》推古天皇16年（608年）條記載：

  爰天皇聘唐〔指隋朝〕帝，其辭曰：「東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鴻臚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何如。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因高、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18]

  這次國書的開頭換成了「東天皇敬白西皇帝」，分別以「天皇」和「皇帝」稱呼雙方的君主。這也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使用「天皇」一詞。本居宣長在《馭戎慨言》中寫道：「在後一次的詔書中，改日出處天子為東天皇，日沒處天子為西皇帝，蓋因聞首次詔書為彼王所不悅，故略加改動，並表敬意。然猶不只稱彼王為皇帝，對東而稱西。我方既不稱倭，亦不稱王，獨稱天皇，蓋憎惡彼王國書中稱倭王之無禮，不從之也。」[19]

  上述情況表明，聖德太子與隋交往，已經不同於「倭五王」的請封時代，「不賞其使」也是對隋煬帝「無禮」的一種反應。當時的推古朝與「倭五王」時代相比，王權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在對外交往上自然會有更高的追求。另外，當時新羅和百濟已經接受了隋朝的冊封，而日本一直視朝鮮半島的國家為自己的朝貢國，所以在同隋朝的關係上當然不能和他們一樣。但隋朝國書中的「皇帝問倭王」卻保留著兩者的上下之別。

  總體來說，在推古朝與隋朝的外交活動中，一方面是嚮往中國文化，積極吸收利用；另一面又力圖保持大國地位，顯示了與「倭五王」時代的不同。這中間已經潛在著日本與東亞「華夷秩序」的矛盾。

  現今，關於日本遣隋使的目的，學界觀點尚難統一。日本學者森克己認為是「興隆國內的佛教」。[20]木宮泰彥認為「並不單是為求佛法，而是為了廣泛地輸入大陸文化。」[21]近年來，日本學界的主流意見是，真正目的是從外交、軍事兩方面來牽制朝鮮半島，學習佛法只是一種表面現象。中國學界最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對推古王朝來說，儘快掌握佛教，不僅可以躋身先進國家行列，還能使國內臣民俯首聽命，可謂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22]這種意見應是貼近實際的。

  日本經過大化改新之後，進入封建社會，在與唐朝的交往中，繼承了聖德太子建立起來的對外態勢。例如：

  《日本書紀》孝德天皇白雉二年（651）條記載，「新羅貢調使知萬沙食等，著唐國服，泊於筑紫」，遭到日本朝廷的譴責並被驅回。[23]

  齊明天皇五年（659）條記載：「秋七月丙子朔戊寅，遣小錦下坂合部連石布，大仙下津守連吉祥，使於大唐。仍以道奧蝦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24]日本方面特意將「蝦夷男女二人」展示給唐朝天子，實際是意味著自己同中國一樣，是使夷狄臣服的「大國」。

  進而，660年百濟為新羅和唐朝軍隊所滅，於是大和朝廷又以應百濟遺臣之請為由，迅速插手半島事務，欲與唐朝一爭上下。663年日軍與唐、新羅聯軍激戰於白村江（亦稱白江）。

  日本為什麼敢於和唐朝發生正面衝突呢？日本學者八木村認為，其實質完全是為了冊立百濟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倭國的統治者試圖在以唐朝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框架內，對百濟王室建立其宗主關係。」[25]這說明此時的日本，為了維護自己在朝鮮半島的利益，開始衝擊以中國為主體的「華夷秩序」，這也是中日兩國間第一次正面衝突。但是，白村江一戰，使之喪失了在朝鮮半島的據點，4世紀末以來朝鮮被視為「從屬」於日本的歷史宣告終結。

  「白村江戰役」後，日本繼續向中國派出「遣唐使」，時至9世紀末中止。在這種交往中，有一個是否攜帶國書的問題，長期爭議不斷。由於日本方面沒有相關記載，所以「不攜國書」論在日本學界成為主流。如木宮泰彥認為：「每次遣唐使都不攜帶國書，就是為了避免到達唐朝後引起禮儀上爭執的麻煩。又如唐帝雖有時贈給日本書函，而在日本史中一概略去不錄，這也是由於不願意破壞由聖德太子建立起來的外交範例。」[26]森克己認為，遣唐不攜國書是為了避免像遣隋使國書那樣引起麻煩，惹唐帝不快。[27]他們認為，日本遣使是為了宣揚國威，敢與隋唐平輩論交，日本既要保持自主、平等的態度，又要維持和平的國交，不攜帶國書正好證明了遣唐使不屬於「朝貢使」。然而，也有否定不帶國書的說法。如東野治之在其著作中指出：「遣唐使時代的天皇，對外奉大唐為宗主而遣使納貢，對內逞神國之威風而隱瞞真相，這便是正史不錄兩國往來國書之原因所在」。[28]這種說法可能接近事實。日本正史不錄兩國往來國書，從另一側面反映了日本雖然不斷派出「遣唐使」，但卻不甘屈尊唐朝之下的心態。

  注釋

  [1]太安萬侶編撰、周作人譯：《古事記》，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6頁。

  [2]《玉茅百首》，見朱謙之著：《日本哲學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頁。

  [3]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7日本書紀上》，岩波書店1978年版，第351頁。

  [4]同上書，第353頁。

  [5]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7日本書紀上》，第359頁。

  [6]同上書，第365頁。

  [7]同上書，第377頁。

  [8]同上書，第397頁。

  [9]見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1頁。

  [10]同上書，第31頁。

  [11]同上書，第31頁。

  [12]同上書，第32—34頁。

  [13]見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4頁。

  [14]同上書，第46頁。

  [15]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3頁。

  [16]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日本書紀下》，岩波書店1978年版，第191頁。

  [17]見李寅生：《論唐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71頁。

  [18]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日本書紀下》，岩波書店1978年版，第193頁。

  [19]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5頁。

  [20]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0年版，第6頁。

  [21]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3頁。

  [22]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頁。

  [23]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註：《日本古典文學大系68日本書紀下》，岩波書店1978年版，第317頁。

  [24]同上書，第339頁。

  [25]八木充：《日本古代政治組織研究》，塙書房1986年版，第101—102頁。

  [26]木宮泰彥著、胡錫年譯：《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99—100頁。

  [27]森克己：《遣唐使》，至文堂1990年版，第76頁。

  [28]王勇：《日本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