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俄在東北亞的矛盾

  沙俄的南下勢頭，危及了英國在東亞的既得權益，並使日本政府感到是其推行「大陸政策」的障礙。

  1875年1月21日，駐俄公使榎本武揚向政府提出了《有關樺太問題·朝鮮政策意見書》。內稱：

  「俄國之伎倆，萬事不圖華麗，漸行而不倦。故而，彼得大帝及葉卡特琳娜女皇業已著眼有如新領沿海道地方。1860年雖占據該地，但今後十餘年，尚且不致逞威權於亞洲，是其財力有限。此時，我邦幸而尚可考慮將來。為其計者，固然不外富國強兵四字，但針對俄國南侵，似當預先注意如下兩件事情。第一，我要先於支那訓導朝鮮……務必使我威德感響於朝鮮國內。俄國雖然著眼此事，但其地理困難及國務有緩急之序，所以尚未下手。若是俄國搶先此事，萬一在面對我對馬島之朝鮮占據一地，我國海防則將失去重大目的。去年森山〔茂〕出使朝鮮，最得要領。第二，朝鮮若是愚昧頑固，不與我交際之時，我當託故在對馬島對岸先行一步。」[1]

  

  榎本武揚的上述意見與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是吻合的。1876年2月，日本政府迫使朝鮮簽訂所謂《日朝修好條規》，實際是搶在沙俄前面，占據有利地位，並在朝鮮攫取了當時西方列強還沒有取得的種種權益。

  同年3月，彼得堡出版的《羅各斯》新聞言稱：「對於接近俄國邊境地區的這種糾紛，政府是不能置若罔聞的。」[2]此種輿論實際是日俄矛盾行將擴大的信號。只因當時的沙俄政府正在忙於對歐洲的爭奪，所以才沒有作出特別的行動。

  19世紀80年代，日本更加需要掠取和占有朝鮮的原料和市場，而沙皇俄國也興起了新的擴張思潮。這種思潮認為，把東方合併到俄羅斯帝國之內，乃是俄國的「歷史使命」。[3]這種思潮進一步助長了沙俄政府南下的野心。於是，1886年沙俄政府決定修築橫貫西伯利亞的大鐵路。

  列寧指出：「修築鐵路似乎是一種簡單的、自然的、民主的、傳播文明的事業。……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線索象千絲萬縷的密網，把這種事業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在一起，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十億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附屬國人民，以及對『文明』國家資本的僱傭奴隸進行壓迫的工具。」[4]

  當時，沙俄政府主管這條鐵路的財政大臣維特承認：修築這條鐵路將對俄國東部港口以有力的支持，它將「確保」和「鞏固」俄國太平洋艦隊的「地位」，並在「發生政治糾紛」時，由於「控制通往太平洋水域的國際商業航道」而產生「重要影響」。[5]

  沙俄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不僅引起了宿敵英國的敏感，而且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強烈反響。用當時日本自由黨成員（後任駐朝公使）大石正已的話說：西伯利亞鐵路「乃是席捲日、清、韓，並把英國趕出太平洋的武器」，在其竣工之際，俄國將「不費一兵一卒」地吞併朝鮮，而日本的「壽命」，也將隨著鐵路的延長而「縮短」。[6]

  1888年1月，時任內務相的山縣有朋，在擴張軍備的意見書中也說：「俄國之志，在於侵略。故而，西伯利亞鐵路一旦竣工，必然指向朝鮮或印度境界而先開事端。」[7]

  1890年3月，時任總理大臣的山縣有朋，在《外交政略論》中進一步言稱：

  「西伯利亞鐵路已進至中亞，不出數年，及其竣工，則發自俄都，十數日即可飲馬黑龍江。吾人不可忘記，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鮮多事之時；而朝鮮多事之時，即是東洋發生巨大變動之機。」[8]

  對此，深解其意的外務大臣青木周藏，於同年便主張對外締結軍事同盟，以阻止俄國南下。當時負責海軍的有栖川宮威仁親王也稱：「北部俄國覬覦東洋之日久矣，早就不再滿意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軍港了」。[9]

  也就是說，沙俄政府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以推進其侵略政策，同日本政府「攻取朝鮮，以制遼東」的戰略方向，終將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

  因此，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之前，沙俄政府一方面暗中慫恿日本，另一方面則是通過駐華公使表示「我們當然不能置身局外」。[10]進而，同年12月，沙俄駐日公使希特羅渥，又公開要求日本政府就中日戰爭的「結局」交換意見。1895年2月14日，希特羅渥更加明確地提出了「俄國要在太平洋沿岸獲得自由通路亦非一日」的要求。[11]這些情況表明，日俄之間爭奪東北亞的矛盾始終存在著。

  沙俄聯合德、法迫使日本退還遼東，表明沙俄在推行遠東政策上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同時，日俄的爭奪也隨之成為列強在東北亞的主要矛盾。

  「甲午戰爭」結束後，沙俄以干涉日本「還遼」有功，向清政府索取「報酬」。1896年6月，沙俄政府趁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之機，誘使清政府代表李鴻章密談，並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沙俄以「共同防禦」日本為由，取得了在中國境內修建鐵路並開設銀行的特權。

  對此，沙俄外交大臣洛巴諾夫情不自禁地承認：「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俄國的外交達到了正在遠東尋求的兩大目標，並使之結合在一起了。這就是：把日本從大陸上排斥出去和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通過中國領土延伸下去。」[12]

  在沙俄利用鐵路和銀行擴張勢力的同時，日本政府也積極利用朝鮮的「獨立」，在朝鮮排擠親俄勢力。

  1894年10月，日本政府任命內務相井上馨出任駐朝公使。井上赴任後，採取「右邊申斥大院君，左邊壓抑王妃」的方針，並於11月20日向朝鮮國王提出了二十條內政「改革綱領」。用井上自己的話說，乃是「乘現今之機會，在軍事戰略關係及實利關係上，鞏固我帝國之地位。」[13]

  井上的「改革綱領」包括要求京城至釜山鐵路、京城至義州的鐵路鋪設權；電訊線路的管理權；海軍要港的租借權；以及開放古阜港和大同港，並設置居留地等。此外，則是向朝鮮貸款30萬日元，以海關稅作抵押，派遣日本人監督朝鮮海關；以及以全羅、忠清、慶尚三道的租稅作抵押，貸款500萬日元，在歸還本利之前，由日本政府派遣官吏，監督上述三道的稅務和地方事務。[14]

  日本學者認為：上述「改革綱領」的實質，是「將朝鮮作為埃及型的從屬國，或者是變成後來在偽滿洲國建立傀儡政權那樣的殖民地。」[15]

  1895年5月14日，俄國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在彼得堡召見日本公使西德二郎，以「勸告」的方式指出：俄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對朝鮮內政的過份干涉表示關注，切望日本政府「妥善處理」。此時，西德二郎還從美國駐俄使館獲悉：俄國政府將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日軍撤出朝鮮的要求。消息傳至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深感憂慮，擔心不接受沙俄的「勸告」，一旦沙俄海軍南下占領朝鮮並控制黃海水域，迫使日本從朝鮮撤軍的話，那時日本將會失去對朝鮮的控制。於是，建議內閣從速考慮暫時改變對朝方針，以緩和形勢。

  6月4日，日本政府決定：「將來的對韓政略應儘量停止干涉，採取使之自立的……他動方針」。[16]與此同時，日本政府則決定從朝鮮調回井上馨，由陸軍中將三浦梧樓接任。

  是時，朝鮮以國王閔妃為首，主張親近俄國勢力，並趁機推翻了親日政府。為維持日本的勢力，三浦梧樓與被推翻的大院君合謀，於10月8日發動政變，殺戮了以閔妃為首的一批宮廷大臣，迫使國王接受廢黜王妃（朝鮮史稱「乙未政變」）。這樣一來，沙俄有了向朝鮮緊急派兵的藉口。

  1896年2月11日，朝鮮國王逃到俄國公使館避難，要求俄軍保護，同時聲明：日本在朝鮮的改革「一律無效」，[17]並「在俄國的鼓勵下，立即宣布了一項改革計劃。」[18]

  由日本駐朝公使一手製造的「乙未政變」，引起了歐美列強的各種猜疑和抗議，變成了國際注目的問題。日本代理外相西園寺公望也深感此事「極不得策」，遂懾於再次引起國際干涉，不得不照會各國「不再干涉朝鮮內政」，[19]並指示駐俄公使西德二郎與俄協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

  同年5月14日，日本駐朝公使小村壽太郎與沙俄駐朝公使韋貝談判，簽訂了《韋貝·小村備忘錄》。日本政府在《備忘錄》中間接地承認了對「乙未政變」應負的責任，並同意俄國政府可在朝鮮設置不超過日軍數量的武裝警備隊；兩國軍隊在朝鮮「秩序恢復」以後立即撤回。[20]

  是時，參加沙皇加冕典禮的日本代表山縣有朋，同沙俄政府進一步談判，於6月9日（俄歷5月28日），簽訂了《洛巴諾夫·山縣議定書》及相關的秘密條款。其中除確認《韋貝·小村備忘錄》之外，還規定了如下事項：

  日俄兩國可對朝鮮的財政困難提出勸告和援助；

  日本政府繼續管理釜山至京城的電訊線路，俄國保留架設自京城至俄國邊界電訊線路的權利；

  不問原因之內外，若朝鮮國之安寧秩序混亂，或有混亂之危險，日俄兩國政府……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派遣軍隊，以援助本國官憲時，兩帝國政府為了預防其軍隊間的一切衝突，要確定各自用兵的區域，保留兩國政府之軍隊全然不予占領之空地（秘密條款第一條）。[21]

  表面上看，這些內容似乎是日俄雙方達成了妥協，但實際是「貌合神離」。特別是上述秘密條款，更是以劃定用兵區域為名，掩蓋了日俄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1897年，沙俄政府連續向東北亞進行滲透：1月間，租借朝鮮月尾島；2月間，租借仁川海岸；8月間，又有租借絕影島的要求。[22]年底，沙俄政府又決心占領旅順口，把日本當年吐出的「肥肉」攫為己有。沙皇尼古拉二世聲稱：「我已決心占領旅順口，……假若我們不去占領，那麼它將會被英國人占領。」[23]12月17日，沙俄駐日公使羅森通告日本外相西德二郎，聲稱「為了對抗德國艦隊占領膠州灣，俄國艦隊停泊在旅順口」。[24]1898年1月，沙俄政府為了避免日本政府的異議，提出了準備以《洛巴諾夫·山縣有朋議定書》為基礎，就日本在朝鮮的某些利益可以「超過」俄國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是，俄國財政大臣維特早就表示：俄國不能喪失俄國銀行在朝鮮所享有的「特別」地位。[25]顯然，這是沙俄政府企圖以朝鮮為誘餌，採取「安撫」手法，使日本不至反對其在旅順口的行動，同時阻止日本以此為由而占據朝鮮。

  日本政府對於沙俄的上述行動極為「憤懣」，立即提出抗議。同時針對沙俄的建議，於1898年2月4日向沙俄外交部遞交了「新方案」。其中特別強調：日俄雙方在有關工商業問題上，採取任何新措施之前，必須達成一致協議，朝鮮國王的財政顧問，需由日本政府指派等。[26]

  同年3月，日本政府進一步提出「滿韓交換」的建議。外相西德二郎以便函的方式通知俄國公使羅森：「日本政府認為，對朝鮮提供意見和幫助的義務應由日本承擔，倘若俄國贊同這一見解，日本政府則認為滿洲及其沿岸地區，在日本利益和關注的範圍之外」。[27]但是，沙俄政府不肯放棄對朝鮮的「特別」地位，不同意這種建議。

  4月2日，沙俄政府復函日本政府：「不能容許把俄國勢力完全從朝鮮排除出去。」[28]與此同時，羅森向西德二郎表示：「俄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認為滿洲及其沿岸在日本的利益範圍之外的聲明，表示最大的滿意，但俄國政府關於朝鮮問題不能作同樣的聲明。」[29]

  1898年4月25日，日俄在東京簽訂《關於朝鮮問題的議定書》。其中除了表明雙方「不干涉」朝鮮內政，以及所謂「不經相互協商」不得派遣軍事、財政顧問之外，沙俄政府只是同意不妨礙日本與朝鮮在商業及工業上的關係。[30]這個議定書意味著並沒有解決日俄爭奪東北亞的矛盾。

  1900年，中國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義和團運動。7—9月間，沙俄政府從滿洲里、璦琿、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烏蘇里斯克、琿春等五個方面出兵，強行占據了中國東三省。其名義是「保護」中東鐵路，實際是企圖一舉實現南下的野心。當時，俄國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言稱：義和團事件給俄國提供了一種藉口，「我們將使滿洲變成布哈拉。」[31]言外之意，是像1868年沙俄政府吞併中亞布哈拉汗國一樣，要把中國東北變成俄國的領地。

  據庫羅巴特金的日記可知，當年沙皇尼古拉的野心非常之大。他不僅要「奪取滿洲，把朝鮮併入俄國，而且還想把西藏併入俄國」。此外，還要「奪取波斯，占領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32]

  沙俄政府的這種野心激化了沙俄與國際列強、特別是與日本的固有矛盾。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認為，沙俄占領中國東北，已經不能依靠區區的外交手段來解決了，必須決心以「大和魂」（即訴諸武力）來對付沙俄。為此，他一方面密切注視國際關係的微妙動態，另一方面則秘密訓令駐德公使井上德之助，尋找機會接近德國皇帝，弄清日本若在遠東與某個國家開戰時，德國將採取什麼態度。

  事後不久，井上德之助發回電報，內稱已同德皇會面，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上述訓電的主要內容，當德皇詢問「某個國家指的是哪個國家」時，本使答以「沒有特別指定」。於是德皇連稱「明白了」。接著便說：「在那種情況下，德國將毫不猶豫地保證，對某個國家與其說是保持好意的中立，不如說是保持嚴正的中立」。接到這一回電以後，青木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自信「這樣，就可以打敗俄國了」。

  同年9月15日，青木外相對秘書口授《征俄上奏文》。其大意是：

  「俄國不僅要吞併滿洲，而且要吞併朝鮮的野心，業已到了毫不掩飾的露骨程度。……事已至此，以區區的外交手段相對應，已屬無益……。惟有毅然而起，外以挽回國運於未倒，內以喚醒民心於垂傾」。他要求天皇「賜決迅速商議討俄」。[33]

  上述事態說明：日本政府已把對俄作戰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

  沙俄占據東三省後，也擔心日本「進入朝鮮」。於是，同年年底通過日本駐朝鮮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所謂「朝鮮中立化」的建議。與此同時，俄國駐日公使伊斯沃爾斯基也詢問日方意見。然而，日本政府沒有立即答覆。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後任外務大臣）認為，俄國提出「朝鮮中立化」，將使日本失去現今在朝鮮的地位，並對日本的威信造成重大影響。他主張，如果不將滿洲也作為中立地帶，則不能同意俄國的建議。[34]這一主張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

  1901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對俄國作出答覆：「今日再次特別約定朝鮮中立，在事實上就等於幫助維持滿洲現狀，或至少有被視為默認這種狀況的危險」，因此只要中國東北局勢不恢復到俄軍占領之前的「狀態」，日本政府就不同俄國討論朝鮮問題。[35]

  這時，中俄在彼得堡的談判情況已經傳出。各國對沙俄企圖以「交地」為名，實現長期占有的企圖表示不滿。日本政府更是「說理與金錢並用」，極力阻止中俄締結有關協定。後來，俄國政府偽稱中國「捏造」事實，拒絕第三國干涉時，更使「日本政府感到，以自己的力量開展強烈的外交戰，已經沒有日本的出路。」[36]於是，1901年3月14日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對俄的「和戰問題」。

  此前的3月12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有一長篇匯報。內稱：「英國當局對俄國沒有試行強力抵抗的決心。……輿論也極為沉靜……。德國對於這個問題雖對日英兩國表示同情，但行動勢必有限，而美國則認為有必要進一步喚起各國注意，聲稱目前不能採取超出已經採取的措施」。他認為：現下已是迫使日本「獨力決定處理這一問題」的時候了。

  加藤進一步表示，現今可供選擇的方針有三種：

  一、「向俄國公開抗議，若達不到目的，便直接由戰爭來解決」；

  二、「向俄國宣布：帝國在平衡與自衛上所應採取的適當手段，並在朝鮮作出無須日俄協商的行動」；

  三、「對俄國的行動，只限於一般的抗議或保留權利，以待他日相機處理」。[37]

  上述情況表明，日俄爭奪東北亞的矛盾已經到了臨戰的邊緣。

  1901年3月24日，日本政府對俄國提出第一次抗議。內稱：俄國要求中國締結的「交地」協定，「超過了適當防衛俄國在滿洲歷來具有的權利的必要範圍」，「破壞了目前東洋的均勢」，要求俄國政府「修改協定方案，並為了適應各國的權利和利益，應將協定方案提交在北京的各國代表會議。」[38]此種抗議，與當年沙俄干涉日本歸還遼東相差無幾。

  次日，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對日本公使珍田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對有關兩個獨立國家正在談判的問題提出「此種通諜」。同時聲稱：「滿洲問題完全是專屬於俄國的重要事件。日本提議將之交附北京會議，是與俄國歷來採取的原則不相容的。」[39]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開始與英國進行同盟交涉，企圖「以此聯合勢力，迫使俄國順應我方的要求」，[40]並使沙俄「儘可能地遠離滿洲。」[41]4月6日，日本政府對俄提出第二次抗議。言稱：「帝國政府對目前的形勢，保留髮表意見」，並對拉姆斯道夫的說法「表示遺憾和不能同意」。至此，日本政府直接對俄交涉告一段落。4月20日，日本政府要求架設釜山至馬山浦的電線及海底電信的上陸權，以對抗俄朝連接電信。[42]11月底至12月初，離職首相伊藤博文訪問彼得堡，同維特和拉姆斯道夫進行會談。俄方「彬彬有禮」，但「否決了日本在朝鮮的獨立的行動自由」，並希望按照下列公式與日本解決「滿韓問題」，也即「我們取得滿洲，完全歸我們，我們給你們朝鮮，但不全歸你們。」[43]

  沙俄政府拒絕日本的「滿韓交換」，同時暴露了「朝鮮中立化」的虛偽性。至此，所謂「日俄協商」宣告徹底結束，日俄爭奪東北亞的矛盾已經走向激化。

  注釋

  [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8卷，第127頁。見芝原拓自等：《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對外觀》，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43頁。

  [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1卷，每日新聞社1974年版，第100頁。

  [3]見喬治·亞力山大·倫森：《俄國向東方的擴張》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13頁。

  [4]《列寧選集》第2卷，第733頁。

  [5]格隆特·菲爾斯托娃：《帝國主義時期的俄國》，莫斯科1959年版，第43頁。

  [6]見藤村道生：《日清戰爭》，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17頁。

  [7]見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第178頁、180頁。

  [8]見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第197頁。

  [9]見大山梓編：《山縣有朋意見書》，解說部分，第10頁。

  [10]見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三聯書店出版社1957年版，第3頁。

  [11]見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31頁、第333頁。

  [12]A·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第225頁。

  [13]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135頁。

  [14]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135頁。

  [15]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136頁。

  [1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分，第172頁。

  [17]У·A·雅康托夫：《俄國與蘇聯在遠東》，倫敦1932年版，第46頁。

  [18]A·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俄國與亞洲》，第229頁。

  [19]藤村道生：《日清戰爭》，第193頁。

  [2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分，第175頁。

  [2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分，第175—176頁。

  [22]林茂等編：《日本內閣史錄》第1卷，第一法規出版會社1981年版，第255頁。

  [23]A·洛巴諾夫—羅斯托夫：《俄國與亞洲》，第227頁。

  [2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年表部分，第128頁。

  [25]鮑·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2頁。

  [26]鮑·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中譯本，第181頁注。

  [27]日本外務省編：《日俄交涉史》，原書房1969年版，第291頁。

  [28]日本外務省編：《日俄交涉史》，原書房1969年版，第293頁。

  [29]羅森：《外交工作四十年》第1卷，第157—158頁，見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歷史考察》，第89頁。

  [3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文書部分，第186頁。

  [31]亞爾莫林斯基：《維特伯爵回憶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83頁。

  [32]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71頁。

  [33]中田千畝：《日本外交秘話》，第199—201頁。

  [34]日本外務省編：《日俄交涉史》，第354頁。

  [35]鮑·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中譯本，第253頁。

  [36]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歷史考察》，三秀舍1959年版，第129頁。

  [37]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政策的歷史考察》，第129—130頁。

  [38]日本外務省編：《日俄交涉史》，第323頁。

  [39]日本外務省編：《日俄交涉史》，第324頁。

  [4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4卷，第67頁。

  [41]平塚篤編：《伊藤博文秘錄》附錄，春秋社1929年版，第10頁。

  [4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年表部分，第143頁。

  [43]鮑·羅曼諾夫：《俄國在滿洲》中譯本，第285—2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