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駐日公使的爭議

  1877年12月18日，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等經神戶到達東京。此前，滯在東京的琉球官員前往神戶，會晤何如璋陳述琉球國情，何如璋等到達東京後，琉球官員毛鳳來又「迭次求見」。

  1878年5月8日（光緒四年四月七日），何如璋經過具體考察後致書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言稱「阻貢一案」非同小可，實乃「另有別情」。「因琉球臣事我朝，（日本）必逼其貳我，而後可以逞其志，此阻貢之舉所由來也。琉球寡弱不敵，勢如累卵，不能不託庇宇下，以救危亡。故屢次遣員哀吁者以此。然惟稱日本阻貢，於廢藩改年號諸事皆隱忍不敢陳，是琉球之愚也」。何如璋進一步談道：「琉球初附東京，其王曾聲請率由舊章，中東兩屬。彼時，副島種臣為外務卿，經許其請。後乃竟阻貢使，遣官駐琉，欲鎖其港。琉人危拒，幾至騷亂以劫日人。觀日官批其所稟，絕無情意，不過一再曰：所請各事難以聽從而已。是日人未嘗不知理屈。四年以來，未驟滅其國、絕其祀者，則以我牽制之之故，欲候我不與爭，而後下手耳」。若遲遲不語，「日人或揣我為棄琉球，疑我為怯懦」，及至「日本行廢藩而郡縣之，以後更難議論」。主張「准理度情，此時不得不言者也」。

  進而，何如璋認為：日本「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行及朝鮮。否則以我所難行，日事要求，聽之何以為國」？況且，「琉球近台灣，我苟棄之，日人改為郡縣……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台澎之間，將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最後，何如璋認為：「雖謂因此生釁，尚不得不爭」，既便「口舌相從」，「終無了期」，「而日人有所顧忌，球人藉以苟延，所獲亦多」。[2]

  上述說明：何如璋雖是文弱官員，但對日本的用心卻能切中要害。因此，在其同時寫給總署的信中提出了三種辦法。據《滎陽三家文鈔》所載，何如璋所提出的三種辦法是：「為今之計，一面辯論一面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貢使，陰示日本以必爭，則東人氣懾，其事易成，此上策也。據理與爭，止之不聽，約琉人以必救，使抗東人，日若攻琉球，我出偏師應之，內外夾攻，破日必矣，東人受創，和議自成，此中策也。言之不聽時，復言之，或援公法邀各使評之，日人自知理屈，球人供俸圖存，此下策也。

  坐視不救，聽日滅之，棄好崇仇，開門揖盜，是為無策。」[3]

  然而，李鴻章於同年6月9日（光緒四年五月初九）卻致函總署，言稱「遣兵船責問，及約琉人以必救，似皆小題大作，轉涉張皇」，莫如「言之不聽時復言之，日人自知理絀，或不敢遽廢藩制改郡縣，俾琉人得保其土，亦不藉寇以兵」。[4]總署恭親王等也認為：「日本自台灣事結後，尚無別項釁端，似不宜驟思用武。再四思維，自以據理詰問為正辦理」，「擬由出使大臣，經據琉球陪臣面述情事，先為發端，使日本不敢遷怒尋仇，別生枝節」。[5]

  也即，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並無積極奮起抗爭之意，反有畏首畏尾之心。但日本政府在琉球問題上卻是得寸進尺，變本加厲。1874年，日本政府要員大久保利通歸國後，立即提出了處置琉球的新建議，內稱：「此次……征討番地，使之認作義舉，為受害難民支付恤銀。[琉球]雖表幾分為我國版圖之實跡，但仍難以判然定局」。值此之際，「宜遣輪船一艘，傳喚其通達時世之二三要人，懇切交談徵番始末，使之知曉對清談判曲折……肅清與中國之關係」，在那霸港內設置鎮台分營，從速接管琉球對外條約等等。[6]1876年，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也向外務卿寺島宗則提出：在琉球實施「海外通航證書」，以便「不顯琉球之名……使中國所謂屬國琉球，歸於無形空物」。[7]如此種種，說明日本政府強行占有琉球之欲，遠在恭親王等人的預料之上。這也就決定了爾後中日交涉的艱難。

  1878年9月3日，何如璋前往日本外務省會見寺島宗則，當面提出「近聞貴國使琉球內附，禁止對我清國朝貢」，「其情甚乖，請率由歸章」。但寺島卻稱：「以往我國雖然默視琉球之外交，但現今無獨立之權者，有被他國吞併之憂，故而禁其私交」，並稱琉球乃是日本屬地。[8]9月27日，雙方再次會晤，依然不得要領。10月7日（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何如璋向寺島遞交了如下照會：

  （前略）查琉球為中國洋面一小島，地勢狹小，物產澆薄，貪之無可貪，並之無可並，孤懸海中，從古至今，自為一國。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國，封王進貢，列為藩屬。惟國中政令，許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憐其弱小，優待有加。琉球事我，尤為恭順。定例二年一貢，從無間斷。所有一切典禮，載在大清會典禮部則禮，及歷朝冊封琉球使所著《中山傳信錄》等書，即球人所著中山史略《球陽志》，並貴國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載之。又，琉球國於我咸豐年間，曾與合眾國、法蘭西國、荷蘭國立約，約中皆用我年號、歷朔、文字。是琉球為服屬我朝之國，歐美各國無不知之。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本大臣駐此數月，查問情事，切念我兩國自立修好條規以來，倍敦和誼，條規中第一條即言，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互有侵越。兩國自應遵守不渝。此貴國之所知也。今若欺凌琉球，擅改舊章，將何以對我國，且何以對與琉球有約之國？琉球雖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斷難以屈從。方今宇內交通，禮為先務。無端而廢棄條約，壓制小邦，則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萬國聞之，亦不願貴國有此舉動。本大臣奉使貴邦，意在修好。前兩次晤談此事，諄諄相告，深慮言語不通，未達鄙懷，故特據實照會。務望貴國待琉球以禮，俾使琉球國體政體一切率循舊章，並不准阻我貢事，庶足以全友誼固鄰交，不致貽笑於萬國。貴大臣辦理外務，才識周通，必能詳察曲直利害之端，一以情理信義為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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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如璋的照會並未逸出「據理詰問」。其中「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或許措辭嚴厲，但是若從日本政府「擅改舊章」，企圖強行占有琉球而言，似也並不過分。當年日本《近時評論》（1876年6月10日）在談到琉球問題時也稱：國家間的交際，應是「不失信義，不枉條理，堂堂正正」，「自身不欲遭受輕蔑侮辱，則不能輕蔑侮辱他人」。「倘不如斯，乃至欺小凌弱，強制之，凌礫之，其結果我亦將受他人之欺辱，遇到他人之侵暴，乃至罹受吞噬，也無之奈何」。[10]由此可見，何如璋不過是以其「直」言，詰問日本之「曲」也。然而，寺島在11月21日卻作了如下答覆：

  （前略）前接貴歷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來函，所述琉球島之事，皆已知悉。查該島之事，有如本大臣前與貴大臣兩次會晤諄諄相告，固係數百年來為我國所屬邦土，現為我內務省管轄。不料，今忽接貴簡，其文中有一節雲，方今我國禁止琉球進貢貴國，貴國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或雲欺凌琉球，擅改舊章，又言廢棄條約，壓制小邦等語……貴國政府尚未悉我政府有何理由發此禁令，而徒向我政府致有聲稱此等假想之暴言，是豈重鄰交修友誼之道乎？若果由貴國政府飭令閣下，發出此等言語，則知貴國政府似有以後不欲保存兩國和好之意也……[11]

  這一答覆，實際是妄言琉球與日本的關係（見下文），指責何如璋的照會。後來，美國卸任總統格蘭特從中調停時，也以此事累及清政府，史家也有謂何「以日本通自居」，「結果成為僵局」的說法。但就事實而論，造成此種「僵局」的根源，當是日本政府自食外務卿之言，直接損害了中琉的傳統關係。

  何如璋接到上述復照後，於11月9日要求作出答覆，但寺島又以「前日業已照復，無復可言」為辭，拒絕了何如璋的要求。[12]

  1879年3月3日，何如璋再次與寺島交涉。據日方記載，寺島言稱：「我政府處分琉球是有理由的，貴國不知其詳，而發出有如往日排列非禮之言的文書，是乃貴國極不友好之意」。何如璋對稱：「豈能謂我不懷好意？兩國交誼原非他國可比，鄙衷所蘊不敢包藏。閣下若以鄙言不懷好意，我也可謂貴國之處分不懷好意也。」[13]寺島稱：「此言若出於貴大臣的個人意見，則當提交謝罪文書」。而何如璋則稱：「現今即使改竄文字，也非為妥結。總之，若能明確琉球為貴國所屬之證據，則可歸於商議。」[14]但寺島卻說：「出示證據不難，若不撤銷前言，我不欲商議」。[15]

  3月11日，何如璋再次會晤寺島，要求日本撤退派往琉球的軍隊，而寺島依然抓住所謂何如璋的「前言之失」，斷然表示「難以撤退派往琉球之士兵」。[16]當何如璋再次談到琉球對中國進貢之事時，寺島更是強調：「進貢之事，無須論及。即使接受王號，也不能謂為屬邦。羅馬法皇將帝號授給法蘭西皇帝一世，亦可謂為屬國乎？」[17]至此，何如璋要求歸還前日照會，並表明可以另行照會。但是，寺島卻稱：「業已呈送我國政府，不能歸還」，並再次要求何如璋提交「謝罪書」，[18]依然不肯另行開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