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日本強行「廢琉置縣」

  1878年琉球王國對荷蘭及美、法公使的投訴，引起了某種反響。當時，美國公使表示，要將此事報告本國政府，請求指示。[28]而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也開始對日交涉。這樣，琉球問題出現了所謂「國際化」趨勢。這使日本政府感到憂慮。於是，新任日本內務卿的伊藤博文，則命令松田道之，迅速研究處理琉球的方法問題。

  同年11月，松田道之向伊藤博文提交了《琉球藩處分案》。這一方案，實際是日本政府於1879年「廢琉置縣」的藍本。為具體了解當年日本政府究竟是以何種「理由」，如何強行占有琉球的，現將松田道之擬定的方案要點，收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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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松田道之在其方案中，就琉球的歷史作了如下概述：「該藩自中興國王舜天開始，至當今藩王尚泰，世數三十八代，歷年六百八十六年（據稱國祖天孫氏二十五世，紀年凡一萬七千餘年）。王統連綿不絕，土人長期在其統治之下。昔時在我版圖之內，中時受薩摩藩主管轄，近時受政府直轄，但除裁判、兵權、貨幣、頒布曆法之外，一切政務委任藩王。是以，土人知有藩王，而不知有天皇陛下，知有藩政府，而不知有本邦政府。其尊信藩王之深厚，實為無量。為了藩王，有棄命舍財也不足惜之情。故而，其藩政雖然極為壓制苛酷，但因土人尊信藩王深厚，數百年來習慣既久，並無特別厭苦之情。然而，若仔細分析，尊信藩王者，乃是一般士民……其土民並非沒有多少厭苦。

  「至其風俗，士族以上者，嫻雅清潔，衣食住行，並非鄙野，自有上等人士之風。但土民不學，識字者少，弊衣徒跣，起臥於土間，有野蠻之風。其語言，為本邦古語和彼之方言與中國語言相混淆，但為一種方言，更與本邦之人不通（雖然官吏皆可使用本邦語言）。其人情溫順、儉樸，崇尚禮讓信義（雖然藩吏因苦苦仕於本邦與中國之間，頗能狡猾行事，商賈為免於鹿兒島商賈之籠絡，善用黠詐），且堅忍耐久，有勞力營生之質，又有固陋因循、忌諱新規之癖。其民力貧困（雖然處處有豪富者），官吏多富（雖然政府經常窮困）……。其政治以文教人倫為本，政教不分，兵備不用，土人不帶寸鐵，有敬神信佛之風，但不與土人宗教自由。文學以講究孔孟之道為主。官府民間帳簿、書札，皆與本邦相同，門閥子弟及久米村人（閩之人種），學清國書法，官吏概用本邦家流及俗文。其土地制度、稅法、殖產、貿易法等，因其國勢，頗為注意，且有往往使用本邦之制者。其中，稅法、祭祀、度量衡等，雖多是依照本邦之制，但百事皆不免壓制主義。」

  進而，松田道之預計了處分琉球的後果問題。他認為：「根據前述情況，其處分之初，一時將出現非常形勢，也即一般士民哀痛，不知所措，棄業忘食……，將以必死之心，抗拒處分。然而，其無兵力，無法行干戈之為（雖然土人相鬥，有擲石之癖），但將嘯聚強訴，紛擾百事，幾呈反狀。不過，孤島人民，終究無有抗拒之力，必將從命。至於處分之後，因其原本畏服，而非心服，所以明暗百般，不再妨害政治，最為困難。而土民識字者少，且語言不通，布令施政，又不得不以士族以上者為媒介。但其士族為不平之徒，難免偽傳上意，欺詐下情……。總之，在通暢施行政治期間，始終難免障礙，不能與內地輕易廢藩置縣相比……。」

  最後，松田道之則提出了所謂「可適當處分之方略」。內稱：「該藩之處分，雖專屬內政自主之權，但其條理出自國憲，其事由也可成為世界之議題，既令是微力之孤島，也不可以非條理加之。然而，原本為非常之變革，又不可以平時而論。倘若僅僅拘泥於條理，而不能活用變通事宜之法，則不僅有誤處置，而且有失條理之當。故而，為達到政府適當之目的，即使一時出於嚴酷處分，也當不背大體之條理，有可斷然實行之理。

  因此，在該藩處分之際，當以如何方法呢？」

  「竊以為，該藩往昔之事，不可不暫且擱置，不可不以中時之事，尤其不可不以維新以來之事為基。然而，該藩不是萬國公法所論之隸屬國，也即不可以半主國而論，若純然以之為內國藩地，恰如對馬一般，則改革該藩現今不適合我國體之體制，有何憚哉？先前，副島種臣任職外務卿時，對該藩說過：其國體政體永久不變。此言雖說不是永遠不變之官令，但此言出於外務卿之職，不可謂為全無效力。故而，該藩將之作為金科玉律，經常作為維持舊制之辭。而且，政府也長期將該藩置於制度之外，使之處於曖昧之間，有欠典章。故而，現今俄然變革，不可無有適當之條理與言辭，而求其條理與言辭，則當以明治八年〔1875年〕對該藩命令，禁止其隔年向清國派遣朝貢使，禁止其在清國皇帝即位時派遣慶賀使節，禁止藩王更替時接受清國冊封之事，而該藩只是請願，至今未呈從命文書。明治九年〔1876年〕在該藩設置裁判官，該藩理當引渡裁判事務，但又是口稱請願，至今不予從命。此兩者最為重要，不可荏苒不問。

  「此外，派遣幸地親方，暗中向中國投訴，指使在留府中之藩吏，向駐在中國公使密訴，且出入各國公使館，要求各國公使斡旋。如此隱匿行為，不勝枚舉。當以此等事件，作為施行變革之條理名義，以斷然廢藩置縣，行使藩王住居東京等處分，或先以御用之名義，將藩王召至東京，遂加拘留，廢藩之事甚為容易，但其航渡數百里遠洋而來，闔藩士民恐懼，藩王必將稱病推辭，若強行使之服從，則不可不強迫處置，土人不免動搖……，莫如省去此等手續，直接下達廢藩置縣、藩王居住東京之命令。然而，廢藩置縣若止限於藩王住在東京，則得失參半。因只是廢藩也可預知土人動搖，加之令藩王脫離其地時，不問有無條理、政治利害，則是逐本求末。藩王若殊死不離其地，則將釀成幾重紛擾，終究不可不以強迫處置，遂以兵威一併拘留反人。故而，廢藩置縣當首先讓藩王退離居城，止讓其住在別墅，使之無復妨害縣治。倘若出現妨害之勢，則不問何時，皆當斷然採取嚴酷處置，而使之住在東京之事，也不宜遲。然而，土人氣質，堅忍因循，得寸進尺，反覆譴責，難見結局。因當初命令藩王住在東京，則有種種請願，當制訂許可藩王暫且滯在其地之順序（依照島津氏許其滯在鹿兒島之先例），可否使之逐漸退離居城，住在別墅。又，以上諸事之處置，抑或將來施行縣治，皆當示以威嚴，不可不準備實力，以預防凶暴，保護安寧，且需要相應之戍兵。」

  至此，松田道之又提出了14條具體方法。諸如：「若在發布命令、廢藩置縣的同時，派遣兵員，將被誤認為討伐，而招致無謂之動搖。故而，當在發布命令之前，向該地分營增派若干兵員，而後任命負責處分之官員與縣令，並使之同時進入琉球，處分長官奉命事情完了，當向縣令交接。將來之縣治，決不可急於施行完美之治，土地制度、風俗、營業，凡是該藩歷來士民習慣者，當以盡力不予破壞為主。尤其是家祿處分、寺社處分、山林處分等等，當避免重蹈內地舊藩處分之覆轍……」此外，還有所謂通知琉球「廢藩置縣，縣廳設在首里城」（第二條）；禁止琉球官吏滯在東京，並迅速返回琉球（第六條）；當向琉球王宣布：自今而後住在東京，公開交出首里城，前往東京之前，可住在別墅，「將原本屬於琉球藩的房屋、倉庫、地產、金銀、穀物、船舶等，與原本屬於藩王尚氏者，分開呈報」；「有關租稅、秩祿等其他需要將來處分者，處分長官當進行調查，並與縣令協商後，上報主管省」；「處分之際，土人必然狼狽騷擾，應盡力說諭，若有視為凶暴謀反時，可與分營協商，以兵威鎮撫」；「藩王若不離開居城，不遵行傳達條件，且有背反行為時，也可與分營協商，以兵威處分」；「藩王若不進行諸種交接，縣令當向人民傳達命令，警察之事，最為不可怠慢」（第八條）；「當在長崎至琉球間，鋪設海底電線」（第十二條）；「當在琉球縣設置裁判所」（第十三條）等等。[29]

  上述種種，則是松田道之《琉球處分案》的基本內容。其中，所謂琉球「昔時為我國版圖」的說法，有如前述，毫無根據。而日本天皇始封琉球王，隨後強行控制琉球司法權，強制琉球使用日本年號、曆法，並向琉球派遣警官、巡查等情況，則是1872年以後實施的。除此之外，似乎難以找出日本政府強行處分琉球的理由。而且，松田道之也承認，在其此前出使琉球之際，之所以反覆論辯日本維新以來，對琉球所採取的強行措施，正是因為「根據〔琉球〕攝政、三司官的……書面意見，我國政府管轄琉球，遠在清國管轄之後……，豈敢喋喋不休徒論往昔耶」，「是為余所深深注意者也」。[30]由此可見，日本政府所謂處分琉球的理由，自始便是牽強的。

  1879年1月，松田道之奉命第二次出使琉球。25日，松田道之及其隨行人員抵達那霸，其受命的任務是：「督責」琉球斷絕與中國的關係，且向日本交接裁判事宜。[31]為此，1月26日，松田道之向今歸仁王子，遞交了寫給琉球王尚泰的書面材料，內稱：「去年敝人出差爾藩，與閣下數次應答，但不從命，遷延幾至六旬有餘，故而敝人中止應答。決然離去之際，因藩吏衷情懇請，遂允閣下致書太政大臣，令藩吏徑直進京請願，並約定倘若仍不聽許，則可命進京藩吏直接從命。敝人與藩吏同時歸京，政府果然不聽請願。然而，後來依然言稱請願，不予從命。延緩至今，實在使政府感嘆，也可謂對敝人之食言……。又據敝人所聞，幸地親方暗中前往中國，向彼政府投訴，又指使在京親方，依賴某些駐在外國公使，有種種隱匿行為。若果真如此，則實乃對政府之最大不敬，而且嚴重違反國憲。現今政府嚴加督責，乃是閣下咎由自取，祈望自省」。進而則稱：「關於另紙下達之條件，當從速進呈從命文書，廟議決定，若是仍不從命，則將嚴加處分……。對另紙通知書之答覆，當限定為下月三日，過期仍不回答，則視為不予從命，敝人將立即歸京復命。」[32]

  然而，時至2月3日，琉球王國依然拒不從命。同日，琉球王尚泰通過代理人具志頭按司，向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遞交了如下文書，內稱：「關於敝藩與清國之事，以及裁判事務等，有如近頃百般申請，於情義上有難以實施之由。因清國駐東京公使向敝藩使者查問實情，故而明確告之。既然已照會外務省，若在尚未達成協議期間從命，則不僅不能向清國交代，而且將受到彼之譴責，敝藩必定進退兩難，不堪愁嘆，實在不能從命……」[33]

  對此，松田道之在同日致書尚泰，言稱「今日對下達條件之答覆，可視為拒不從命之意。尤其是言稱清國駐日公使對我外務省，發出照會云云。我國政府與清國政府間的事情，與閣下對我政府奉命答覆之事，並無關係。然卻專門以之為口實，拒不從命，甚不條理，我政府終究不能容許。閣下之代理人及三司官等，請求敝人宜加考慮，但對敝人前日參城時的誠懇說諭，以及敝人所呈文書之宗旨，俱不貫徹。事已至今，敝人已無斟酌餘地，當迅速歸京復命，閣下可待後命耳。」[34]與此同時，則是迫令琉球施行前述的護照制度，言稱：「自今而後，大小藩吏，不問公私，凡是進京或旅行外地，皆得向內務省提出申請，未經許可，不得外出。其申請書，當經由當地之內務省派出所提出」，並指責琉球，至今依然使用光緒年號，是為「反政府行為」。[35]2月4日，松田道之憤然離開那霸。13日到達東京，次日向日本政府進呈《復命書》，內稱：「希望迅速決定廟議，實施伊藤內務卿之處分建議，實為今日之急務」。[36]

  同年2月18日，日本政府決定「處分」琉球，命令內務省調查實施手續。松田道之再次受命起草「處分方法」，並具體負責「處分」事宜。3月8日，日本政府命松田道之第三次出使琉球。11日，由太政大臣向其指令「處分」事項。除與前述內容相同者外，尚有「讓舊藩王履行向縣令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帳簿等手續」；「在處分問題上，可對舊藩王行使指揮權」；「舊藩王或舊藩吏若抗拒此一處分，拒不退離居城，拒不交接土地、人民及官方帳簿等，本人可交付警察部拘留，若有謀反凶暴行為，則當與分營商議，使用武力處分」；「土人狼狽騷擾時，當盡力誠懇說諭，採取適當方法加以鎮撫，若有謀反凶暴行為，則由警部加以逮捕，或與分營商議使用武力，可依據情況採取相應處分」；「舊藩王及王子等，即使就居住東京之事請願推辭，也決不可容許，若有偽詐逃避規定行為，在不得已時，可拘留送往東京。但若因病實在難於啟程時，當呈報政府接受指令」。[37]如此種種，進一步說明了日本政府所謂的「處分琉球」，全然是一種暴力的強制。

  3月12日，松田道之等率領160餘名警視、警部和巡查，從橫浜出發，前往琉球。隨後，又有分遣部隊向琉球進發。20日，松田道之向隨行人員講述「處分梗概」，並為了預防泄漏消息，禁止隨行人員與家中通信。25日，松田等人抵達那霸。27日，在首里城向琉球王代理今歸仁王子宣布「廢藩」決定，命令交出有關土地、人民等一切文書，並當即責令藩吏作嚮導，由隨行人員加封、監管，且指令琉球王尚泰移居東京，此前應先行退出首里，可暫時住在嫡子中城王子尚典的住宅內。為了防止琉球方面的對抗，松田道之還特意責令封鎖首里城門，沒有證件者不得通行，以行鎮壓和防止琉民向中國逃散。[38]

  面對這種形勢，琉球攝政伊江王子、琉王代理今歸仁王子和三司官等，以及各地50餘名士族代表，依然堅持抗爭，反覆陳述請願，但最終無濟於事。臥病中的尚泰王，被迫於3月29日夜間10點退出居城，「士族官吏數百人圍著駕輿，婦女和眾人哀號者不知幾許，實在目不忍睹」。[39]據載，這種強行的暴力曾在琉球產生了無形的抗拒。為此，松田道之還專門以所謂縣令代理木梨精一郎的名義，向首里、那霸、久米和泊村等地的村鎮官員，發出當依照往常工作的任命書，並將隨從的內務省官員三人一組，配備翻譯，派往國頭、中頭和島尻等地的「間切」，向地方官員頒發任命書，以使之向琉球民眾傳達「廢藩」之事。

  然而，各地的琉球官員，依然繼續要求保留琉球王位，對日本採取「廢藩」之舉，不予合作。諸如，有的不聽告諭、拒絕接受任命（如島尻的半見城）；有的拒絕移交各種公文（如中頭的勝連和國頭各郡）；有的在日方宣讀告諭時，傲然居座，乃至煽動下屬，實行總體退席，公然表示反抗（如中頭的西原、國頭的羽地、久志、金武和島尻的知念）。更有的士族相互發誓：不作日本人的走狗，在被要求向日本政府納稅時，則表示「既使如何威脅，也要予以拒絕」，倘若以武力相威脅，則以「是乃島中存亡之際，當不惜身家性命」，「不作任何與大和人內通之事」，倘若違背，則「本人性命聽其自然，父母妻子受到流刑」，也在所不辭。[40]總之，日本強行「廢琉置縣」，是在琉球政府的抗爭和農民階層也有動搖，「全島陷入異常緊張和不安的狀態」中進行的。[41]

  1879年4月4日，日本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宣布將琉球改為沖繩縣，並公布鍋島直彬為第一任縣令。為了迫使尚泰進京，日本政府隨後又派出敕使富小路敬直，前往琉球。但尚泰王依然以疾病為由，拒絕前往東京。4月16日，伊江王子、今歸仁王子等38人，以及那霸、久米的士族代表105人，繼續聯名請願，並提出了讓中城王子尚典進京請願的要求。是時，松田道之為了鎮壓琉球士族的反抗，認為讓王子尚典進京也是使琉球士族失去擁立有力人物的「一舉兩得」之策。[42]於是，在政府的同意下，由富小路敬直與王子尚典一同進京。5月2日，尚典到達東京，日本政府不僅沒有準許延緩琉球王進京的要求，反而就此把尚典留在東京，並指令松田道之按既定方針施行。以致5月27日，尚泰王也被迫前往東京。

  據琉球耳目官毛精良、通事蔡大鼎等三人於同年九月間（舊曆）向中國總署告急的情況來看，日本政府在「處分」琉球的過程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毛精良等人言稱：「本國官員……來閩傳報，敝國慘遭日本侵滅，已將國主世子執赴該國，屢次哀請回國，不肯允准，乃謂現與中國相互葛藤，應候大局已結，飭行復國。本年五月王弟尚弼等，業經特飭向廷槐等，抵閩請教，舉國昕夕，實深盼望。詎意日人於六月十四日，率領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宮，先將各門緊守，迫索歷朝頒賜詔敕。此乃小邦鎮國之寶，虔誠供奉，豈敢輕示於人。當即再三懇請，日人不聽，各官與之據理論爭。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數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脅去，至天朝欽賜御書、匾額、寶印，亦恐被其奪掠……。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紳耆士庶……多被日人劫至各處衙署，嚴行拷審，或有固執忠義，自刎而死者。又將諸署所有簿冊暨倉庫所藏錢糧，一概脅取，且馳赴諸郡，迫以投納賦稅，即行嚴責，復將所積米谷，擅行劫去……。既吞國執主，復囚官害民，苛責掠奪，無所不至。」[43]

  由此可見，當年日本政府的廢琉之舉，不僅是恣意強行，而且收掠中琉往來的歷史見證，以及琉球「自是一國」的錢糧、帳簿、文書，以期消憑匿證。如是手段，實可謂首開近代以來日本對外兼併、占有的惡例。

  注釋

  [1]全文見《大久保利通文書》第六，第237—239頁。

  [2]見岩倉公實跡保存會編：《岩倉公實記》下卷，第572頁。

  [3]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0頁。

  [4]關於這一點，日本白川縣住職佐田介石，當年寫給左院的意見書中也稱：「琉球素奉中國正朔，且久已事奉冊封，其為中國之屬國，無需再論。據此理而言，殺害琉人之罪，非我國當問之事。」與此同時，佐田還質問政府此前介入琉球之事，認為琉球既然為中國屬國，日本何又介入其間，授予琉王藩號，清國若以此理相責，屆時日本「不但征台無名，而且有押領中國屬地之罪」。據色川大吉等監修：《明治建白書集成》第3卷，第877—878頁。見吳密察前揭論文，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262—263頁。

  [5]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第110頁。

  [6]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84頁及《岩倉公實記》下卷，第572—573頁。

  [7]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84—85頁。

  [8]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95頁。

  [9]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04—107頁。

  [10]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101頁。

  [11]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18頁。

  [12]據東亞同文會，前揭書，第102頁。

  [13]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21—123頁。

  [14]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24—125頁。

  [15]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27—128頁。

  [16]喜舍場朝賢：《琉球見聞錄》，第98頁。

  [17]《琉球處分》，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65頁。

  [18]見同上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66頁。

  [19]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12頁。

  [20]同上。

  [21]《琉球處分》，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74頁。

  [22]見佐藤三郎，前揭書，第113頁。下村富士男氏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73—174頁，收有光緒十年（1876年）十月十五日，尚泰王「特遣」向德宏等「細備情狀，投請督撫兩院，奏請聖猷」的書信，內中載有「幸經貴司照料周詳，行咨探問，遂將行其咨復之處，報知倭國，方得告情之便」云云。兩者顯有差異，這裡存疑。但據當時情況，「方得告情之便」一語，似為不確。

  [23]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頁。

  [24]見《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一，第21頁。

  [25]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79—180頁。

  [26]見芝原拓自等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對外觀》，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425頁。

  [27]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第127頁。

  [28]據喜舍場朝賢：《琉球見聞錄》，第142頁。

  [29]全文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201—213頁。本書分段，稍有刪節。

  [30]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23頁。

  [31]據日本太政大臣1879年1月8日簽署的文件，見同上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89頁。

  [32]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89頁。

  [33]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191頁。

  [34]同上。

  [35]同上。

  [36]見同上書，第193頁。

  [37]見《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217頁。

  [38]參閱《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第219、222頁。

  [39]橫瀨夜雨：《明治初年の世相》，第233頁。見佐藤三郎：《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第116頁。

  [40]據橫瀨夜雨，前揭書，第234頁；幣原坦：《南島沿革史論》，第209頁等，見佐藤三郎前揭書，第116—117頁。

  [41]見佐藤三郎，前揭書，第117頁。

  [42]同佐藤三郎：《近代日中關係史研究》，第118頁。

  [43]見王芸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1卷，第131—1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