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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3 09:44:26
作者： 吳廷璆
美國的對日占領政策為什麼產生這種轉變？在轉變中為什麼又有不變？對這種現象如何解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三個法西斯國家遭到潰敗，英、法大為削弱，而美國卻依仗其在戰爭中膨脹起來的經濟、軍事實力，爬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地位。1946年4月6日，杜魯門在芝加哥公開叫嚷，「美國今天是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這不是自吹自擂。……這意味著，我們擁有這樣的力量，就得挑起領導的擔子並承擔責任」[16]。所謂挑起領導的擔子或「承擔責任」就是稱霸世界的同義語。美國的全球戰略由三個部分組成。毛澤東同志說，「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17]。
歐洲歷來是帝國主義角逐之地，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是美國抗衡社會主義陣營的前哨基地。因此美國對德的占領政策的轉變，比對日政策的轉變早一二年，且其深度和廣度都超過日本。
那麼，在全球戰略中如何處理歐亞關係？當時，以周以德為中心的共和黨議員主張「歐亞並重」論，甚至以「援助亞洲」為重點。周以德宣稱，「我們必須在亞洲取勝，否則我們最終將丟掉歐洲」[18]。麥克阿瑟也說，「與歐洲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相比，中國共產黨的勝利，對美國來說是一個更大的威脅」[19]。可是杜魯門、馬歇爾等美國實權人物把歐洲作為全球戰略的重點，竭力主張優先「援助歐洲」，以便既爭奪歐洲，又抗衡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因此，美國是在優先「援助歐洲」的前提下才對蔣介石提供「援助」的。可是中國人民解放軍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發動震撼世界的遼瀋、平津、淮海戰役，在短短的四個月殲敵154萬，沉重地打擊了美蔣。美國企圖把蔣介石統治下的中國變成其反對社會主義陣營和稱霸亞洲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壘的遠東戰略即將崩潰。在這種緊迫形勢下，美國不得不重新考慮日本在美國遠東戰略中的地位。1948年12月即將派道奇來日時，杜魯門總統召見他，並談了中國形勢和美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的關係。他說，「中國事態的進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20]。而道奇1949年在國會作證時也說，「過去一年，尤其是最近在這一地區事態的傾向，就強調了我們加強在日本的地位的必要性。我們將來的遠東政策的發展，要求把日本作為今後向遠東地區援助擴張的跳板和供應基地加以利用」[21]。這樣，日本取代蔣王朝在遠東的地位，成為美國在遠東推行其戰略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壘。對此，麥克阿瑟也直言不諱地說，「日本成為維護美英兩國權益的前線基地」，[22]成為「攔住共產主義東進和南進的壁壘」。[23]
從以上分析中看出，美國全球戰略和遠東形勢的變化，使日本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相應地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要求改變對日的占領政策，使它更符合於美國的新的遠東戰略。於是在占領政策中，和這種變化相吻合的部分沒有發生變化，而與此相違背的則要改變。這樣就出現了占領改革的轉變中有不變，不變中又有變的複雜現象。
其次，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轉變是反法西斯盟國關係破裂的必然結果。蘇聯和美英等結成盟國的基礎是打敗共同的敵人德意日法西斯，剷除這三國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和戰後對這些國家實行的改革，使反法西斯盟國達到預期的共同目的。蘇聯和美英等結盟的基礎隨之消失。於是反法西斯盟國內部存在的固有矛盾，即社會主義蘇聯和資本主義美英的矛盾，由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爭霸而逐漸激化，成為世界的主要矛盾。這一矛盾隨著兩個陣營的形成，又變成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
反法西斯盟國關係的破裂和利用昔日勁敵日德反對昔日盟國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政策，相輔相成，有其發展的過程。早在1946年年底，美國商務部長哈里曼（前駐蘇大使）就強調復興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1947年3月美國海軍部長福萊斯特爾又提出振興日德經濟在美國抗衡蘇聯中的重要性。同月，杜魯門拋出杜魯門主義時也暗示把日德納入反蘇陣營的用意。4月29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略委員會提出的報告，在強調德國在歐洲的重要性的同時，認為在亞洲能遏制意識形態上敵人的唯一國家是日本，因此應對復興日本經濟和軍事力量予以最大的關心。[24]在這種叫囂中，7月22日美國國務院和陸軍部分別向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提出《日本經濟的再復興》和《美國關於日本經濟問題的單獨行動》的報告。這些報告都強調復興日本經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兩者在是否和遠東委員會協調的問題上有分歧，國務院強調和該委員會協調，而後者則反對。可見，陸軍部的態度比國務院更為強硬。
如上所述，這時期美國對日政策中較為突出的是復興日本經濟問題。這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時期美國對外爭霸的一種形式，猶如馬歇爾計劃一樣，是以「經援」的形式進行的。第二，日本工礦業生產指數，如以1930年至1934年平均為100，1948年則為64.4，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便引起日本工人和廣大群眾提高工資，改善生活的鬥爭，這一鬥爭日益威脅日本統治階級和美國對日占領政策。因此，美國允許日本從1947年8月開始實行民間的對外貿易，以便復興經濟。
重新開放日本的民間貿易後，美國大企業的顧問丁·加夫曼於同年8月赴日考察，回國後便提出一項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經濟領域中所實行的整肅和《集排法》等阻礙日本經濟的復興，盟軍總司令部所實行的民主化政策使日本接近「社會主義理想」，日本有共產化和親蘇化的傾向。他建議美國政府修改對日的民主化政策。加夫曼把這一報告散發給美國政府要人，進行政治性煽動。這便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美國政府便派陸軍部副部長德雷珀抵日，重新考察加夫曼報告的真偽。經考察，德雷珀完全贊同和支持加夫曼的意見。於是政策設計委員會主席凱南，[25]於10月31日向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提出日本可能「社會主義化」的警告。翌日，福萊斯特爾立即指令陸軍部長羅亞爾重新估計日本經濟在美國軍事戰略上的地位和作用。接著，凱南於11月5日向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世界形勢摘要》的報告，1948年2月24日又提出《對現狀趨勢的探討》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日本是美國在亞洲可以依賴的唯一國家，是美國的橋頭堡，為遏制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應利用日本潛在的工業力量。他認為，現行的對日政策，在解除軍國主義方面頗有成效，但對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方面沒有予以充分的考慮，因此應該重新研究對日政策。[26]
凱南於提出第二個報告後的第三天，即2月26日飛抵東京，就有關對日占領政策，和麥克阿瑟進行了會談。第二次會談中，凱南便提出：一、準備日本的「對外防備」力量；二、建立有效的經濟復興政策；三、為恢復日本政府的自主性，緩和占領政策。[27]在會談中，凱南和麥克阿瑟在日本是否有「共產主義威脅」等問題上雖有分歧，但在限制遠東委員會的活動等方面達成了一致意見。
凱南回國後，3月25日向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一份報告。他認為，日本有「共產主義化」的危險，因此應採取遏制政策。為此他建議：一、永久性地占據沖繩；二、重建一定限度的軍備；三、為防止共產主義化，加強警察力量；四、恢復日本政府復興經濟的權利；五、限制遠東委員會的權利；六、緩和賠償；七、不提出新的民主化措施，對已實施的不加壓力；八、整肅軍國主義分子和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會阻礙日本經濟的復興，因此應該批評修改；九、緩和對新聞的檢查；十、及早發現和處理乙級、丙級戰犯嫌疑中的無罪分子；十一、日本文化的親美化。[28]凱南的報告，從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提出了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的具體意見。這意見成為在對日政策轉變中的主導性意見。這樣，以凱南為中心的美國國務院掌握了這一政策轉變中的主導地位。
美國陸軍部也不甘落在國務院後頭。4月底，陸軍部便提出比凱南報告更激烈的意見：一、無限期地推遲對日媾和；二、允許日本再軍備；三、停止遠東委員會的職能；四、關於縮減總司令部人員、排除經濟力量過度集中的政策，對總司令部提出協助意見。[29]這樣，陸軍部的意見從單純的經濟復興擴大到政治、軍事方面。此後，陸軍部副部長德雷珀於5月中旬又提出報告。這一報告除重整軍備問題之外，和國務院的意見大致相同。
可是，國務院和陸軍部在賠償和遠東委員會的問題上發生分歧。陸軍部主張大幅度地減輕賠償，而國務院堅持賠償原賠償總額的30%。對遠東委員會問題，國務院雖然主張限制遠東委員會的職權，但表面上和遠東委員會保持一定的協調關係。而陸軍部則要明確宣布遠東委員會的工作業已完成，沒有存在的必要。遠東委員會是根據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的決定成立的。它是由11個反法西斯盟國組成，是決定對日占領政策的決策性機構，是維護戰後盟國關係的紐帶。當美國單獨改變對日政策時，它卻變成障礙。因此，極力主張轉變對日政策的陸軍部索性要取消它，進而使盟國關係最後破裂。而負責美國外交的國務院雖然同意限制該委員會的職權，擺脫戰時形成的盟國關係，但為保持美國的所謂國際信義，主張和它協調。
為了早日解決對日政策的轉變，政策設計委員會在重新研究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又草擬了《美國對日政策的勸告》，即NSC—13號文件，並於5月28日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這一報告基本上繼承了凱南3月25日的報告內容，在對日媾和及遠東委員會問題上沒有採納陸軍部的意見，對賠償問題也採取暫時迴避的態度。國務卿馬歇爾和陸軍部長羅亞爾，8月底至9月初，進行數次會談，力圖調整和統一兩個部門的分歧，但沒有得出統一意見。於是，國務院和陸軍部於9月24日分別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各自的報告，即NSC—13—1號。在這一報告中，國務院雖然同意結束戰時形成的盟國關係，但依然主張和遠東委員會的協調。
這時，在歐洲，美蘇就柏林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在遠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遼瀋戰役，中國革命形勢開始發生根本變化。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從9月以來一直把中國問題和日本問題一併進行研究，並於10月9日通過了轉變對日占領政策的NSC—13—2號文件。NSC—13—2號文件，基本上繼承了以凱南3月25日報告為藍本的NSC—13號文件精神，只是把遠東委員會和賠償等問題暫時擱淺。可是，時隔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又發動平津和淮海戰役，並獲得了偉大勝利。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新形勢下，國民黨要舉行和平談判。但兩黨的北京和談，於4月20日破裂，百萬雄師橫渡長江天險，相繼解放南京、上海。在這一新形勢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949年5月又通過了NSC—13—3號文件，就擱淺的遠東委員會和賠償問題，完全同意了陸軍部的意見。
NSC—13—2、3號文件標誌著美國和蘇聯、中國等反法西斯盟國關係的破裂和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正式轉變。從此美國不顧反法西斯盟國的反對，大力推行對日的單獨媾和。1951年9月4日在舊金山召開有52個國家參加的對日和會。結果占反法西斯盟國總人口70%的12億人民沒有參加或者拒簽和約。這樣，舊金山和約成為名副其實的單獨講和。這是反法西斯盟國關係破裂和美國轉變對日占領政策的必然結果。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美國對日占領政策的轉變時間和標誌問題。通常把1948年1月6日陸軍部長羅亞爾在舊金山的演講作為美國轉變對日占領政策的時間和標誌。羅亞爾說，「廣泛地非軍事化的原來概念同建設一個自立國家的新目標之間出現了不可避免的衝突」。他結束講演時說，希望日本「能充當對今後遠東可能出現的任何其他極權主義戰爭威脅的障礙物」[30]，即成為美國稱霸亞洲的前哨基地。他的這次講演雖反映了美國政府，尤其是軍部力圖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的企圖，但並不是美國政府最後的決定性意見。這時，以凱南為中心的國務院也正在研究對日政策的轉變，其意見和陸軍部尚有分歧。而且這時日本問題由國務院和陸軍部的職能機構在研究，還沒有提到美國政府首腦部。美國首腦這時主要處理歐洲和德國問題，無暇顧及遠東問題。此外，決定美國對日占領政策轉變因素之一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雖然從1947年夏天開始進入戰略進攻階段，但決定戰爭全局的三大戰役尚未開始，因此，這時美國雖然在研究對日政策的轉變，但還沒有作出最後的決定。如上所述，美國正式決定對日政策的轉變是1948年10月9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NSC—13—2號文件之時，因此把1948年1月6日羅亞爾的演講作為轉變的時期和標誌是不恰當的。
注釋
[1]詳見世界知識出版社編：《日本問題文件彙編》，1955年版，第6～7頁。
[2]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日本占領及管理重要文書集》第1卷，東洋經濟新報社1949年版，第92～108頁。
[3]同上書，第180～200頁；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前引書，第12～19頁。
[4]外務省特別資料部編：前引書第1卷，第92頁。
[5]世界知識出版社，《日本問題文件彙編》，第13頁。
[6]《日本國憲法》，有斐閣1961年版，第6頁。
[7]《朝日雜誌》，1981年5月22號，第24頁。
[8]小林義雄：《戰後日本經濟史》，日本評論社1964年版，第30頁。
[9]齋藤真等編：《戰後日美關係資料》，日本評論社1970年版，第35頁。
[10]楫西光速：《續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有斐閣1957年，第327頁。
[11]小林義雄：《戰後日本經濟史》，日本評論社1964年版，第22頁。
[12]有澤廣已、稻葉秀三編：《戰後二十年史資料——經濟》，日本評論社1970年版，第68頁。
[13]袖井林二郎：《麥克阿瑟的兩千日》，中央公社1974年版，第270頁。
[14]吉田茂：《十年回憶》，第2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137頁。
[15]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6卷，青木書店1977年版，第267頁。
[16]《基辛氏當代文獻——1946—1948》，第7826頁。
[17]《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80頁。
[18]鄒儻：《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第449頁。
[19]F.R杜勒斯：《美國對中共的政策》，第75頁。
[20]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22卷，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340頁。
[21]岡義武編：《現代日本的政治過程》，岩波書店1978年版，第211頁。
[22]信夫清三郎：《戰後日本政治史》第3卷，勁草書房1968年版，第923頁。
[23]同上書，第981頁。
[24]中村隆英編；《占領時期的日本經濟與政治》，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版，第40頁。
[25]政策設計委員會是國務院的「參謀部」，在制定美國對外政策中起重要作用。凱南是該委員會主席。他曾任美國駐蘇大使館館員及代辦。1947年4月，他在《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極力主張遏制政策。
[26]《美國的外交關係》1948年第1卷，第2期，第525頁。
[27]中村隆英編：前引書，第72頁。
[28]中村隆英編：前引書，第74～76頁。
[29]中村隆英：前引書，第76頁。
[30]辻清明：《戰後二十年史資料——政治》，日本評論社1970年版，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