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北議和與日本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與1911年12月南北議和破裂有關。但該政府的成立，又促使破裂的南北議和以不同的形式繼續進行。因此，南京臨時政府的另一大課題即是南北議和問題。

  孫中山歸國後反對南北議和。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當時為日本海軍軍令部（指參謀部）收集孫的動向，並及時上報。據他的報告，「孫的意見是絕對排斥（南北）議和，如果列強進行武裝干涉，其結果即使中國四分五裂，也在君主政體的名義下不講和。最後達不到共和國的目的，如十年達不到，則二十年、三十年也要爭取它」[41]。但孫的此種想法遭到南京方面的反對。因此，他也不得不贊成議和，並於1月2日復電袁世凱，「文不忍南北戰爭，生靈塗炭，故於議和之舉，並不反對」，「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保民族之調和，清室亦得安樂，一舉數善，推功讓能，自是公論」。[42]同日，孫又通過伍廷芳向袁表示，如袁迫使清帝退位，孫則把大總統之職位讓給袁。[43]

  對袁世凱來說，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既是對他的威脅，又是利用它來迫使清帝退位的有力武器。因此，袁對它採取了既想消滅又想利用的兩面手法。袁通過梁士詒、唐紹儀、伍廷芳與孫中山秘密進行南北議和。

  那麼，日本對這次南北議和與孫中山讓位採取了什麼態度？為了說明日本就此的態度，不能不涉及英國對此問題的態度和日英的相互關係。因此，以孫與袁、日與英這四者就此問題所開展的外交活動為中心，來考察日本對此問題所採取的態度。

  袁在此問題上也想得到英國的支持。袁接到孫的電報和內傳消息後，於1月11日派梁士詒詢問朱爾典公使：各方意見都認為目前情況下皇帝應退位，由他建立臨時政府，如建臨時政府列國是否予以承認？[44]朱爾典雖然沒正面回答，但暗示支持和承認。當時日本堅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政體，且反對袁上台執政。因此，袁、梁和朱爾典都擔心日本。12日朱爾典與日本公使伊集院密談此事，並問了日本的意見。[45]伊集院沒有直接表示意見。同一天，袁又找其日人軍事顧問坂西利八郎，探測日本的態度。袁說，英國不再支持君主立憲，其他列國也持旁觀的態度，如果這樣下去清廷只好瓦解；日本聲言贊成君主立憲，但在南方有影響的日人相繼參與革命軍的謀議；據新聞報導，日本官民似乎都贊成共和，日本國政府究竟對時局持有何想法？[46]這實際上是希望日本放棄君主立憲，支持共和制。對此，伊集院公使通過坂西對袁說：「如清朝廷瓦解則產生重大的後果，應認清此點。」[47]言外之意是不贊成清帝退位。但伊集院公使在對內田外相的報告中說，清帝退位是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如要抗衡這一大趨勢，讓清廷和袁世凱維持現狀，則須有從外部用實力援助它到底的決心。[48]伊集院為何如此堅持君主立憲，維護清廷呢？其理由有二。一是從政治上堅持君主立憲的政體。作為君主立憲的日本，從主義上不贊成共和，贊成共和等於否定了自己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因此，伊集院頑固堅持己見。二是從經濟上共和制對日本和列強非常不利。伊集院認為，清帝退位後中國必然失去中心，導致四分五裂，這會對日本和列國的對華貿易與經濟活動帶來嚴重的後果，而且有可能招來各列強瓜分蒙古、西藏等的爭奪戰。[49]

  這正值南京臨時政府希望日本承認該政權的時候，承認與和議的外交交涉是同步並行的。在此種情況下，如此頑固地支持君主立憲的日本，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是理所當然的。這便是日本未承認新政府的原因之一。英國是支持袁，支持共和制的。因此，英國出面做對日說服工作。1月16日，英國外交部通過駐日英國大使向內田外相傳達了梁士詒和朱爾典11日會談的內容。英大使對內田外相說，「知道日本何等強硬地反對共和政府的成立，如要建立那種政府，最為憂慮的就是這一問題」[50]。這就是說，日本是建立南北統一的共和政府的最大障礙，希望日本讓步。對此，內田表示了何種態度尚不清楚，但駐日英大使在致格雷外相的電報中推測，「當共和國政府成立並遇到承認這一政府的問題時，日本政府脫離我國政府採取特殊態度的意向是不會有的」。[51]莫理循也認為，日本為支持帝制進行干涉的可能性是沒有的。[52]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們的此種推測是正確的。

  那麼，大陸浪人等民間人士對此採取了什麼態度？日本政府和伊集院公使為堅持君主立憲反對共和，進而反對南北議和，但大陸浪人等民間人士則反對孫讓位於袁，因此，他們也反對南北議和。兩者雖然都是反對，但反對的內容則不同。孫沒有將議和、讓位等問題告訴在上海的頭山滿等日人。因此，頭山滿等都不知道南北議和的具體情況，更不知道孫讓位問題。可是在日本的內田良平探知了此消息。他認為，如果現在把政權讓給袁，則不知道老奸巨猾的袁會幹些什麼事情，其結果是革命的目的變成泡影，因此，此際決不應妥協，[53]並明確表示不贊成孫讓位。這是站在南方一面的日人的共同態度和主張。內田立即派葛生能久去南京，向頭山等人傳達這一消息和意見。頭山開始不信有此事，但事實終究是事實。頭山偕宮崎滔天、萱野長知、寺尾亨從上海親自赴寧總統府說服孫不要讓位，叫袁來南京，讓袁明白孫是革命的主人，然後北上。[54]葛生也赴寧說服宋教仁不要妥協，但宋固執己見。如前所述，內田良平等就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之事請宋東渡日本的背後還有這一目的。因此，宋也未去日本。

  可是，在朱爾典的支持下，袁積極推進了清帝退位、建立新政權的計劃。但伊集院公使卻被完全排斥在這一計劃之外，消息也非常不靈。朱爾典為說服伊集院曾給他透露過袁的這一計劃。但伊集院不僅仍然反對，且還認為，南北妥協而成立的「新政府自然提出強迫收回權益、修改關稅、廢除治外法權等問題，不難想其排外傾向，尤其排日傾向」[55]。因此，他依然反對經南北議和成立的新政府。伊集院建議內田外相：「帝國應站穩獨立的地位，以便讓其他國家明白顧忌日本國之必要，並讓它們感覺到拋開日本國不可能收拾時局。這會對俄國將來的行動帶來好處的。」[56]此時日本與俄國關係較密切。伊集院是想聯合俄國抗衡袁和英國所策劃的南北議和及新政府的成立。兩國公使經密談一致認為：「如果成立革命黨所主張的那種政府，它們則採取突發性的排外措施，惹起麻煩的外交問題。當此之際，列國預先牽制此種行動，收拾時局為好。」[57]俄國公使甚至建議在清帝退位之際，讓清朝廷退到熱河，然後從其王公中另立一位，由日俄兩國加以利用。[58]

  1月20日前後，孫在讓位問題上附加了種種條件，其對袁的態度明顯地強硬起來。[59]如前所述，頭山滿等就孫中山讓位的問題勸過孫，讓他以南京為中心建立新政權。因此，袁和莫理循等都認為這是日人在背後唆使孫的結果。[60]而且還認為鐵良、良弼等在京的反袁活動也與日本有關，因為他們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袁和朱爾典認為，伊集院公使和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少將在幕後指揮他們反袁。[61]因此，袁於21日召見伊集院，再次說明放棄君主立憲的理由，力圖說服他，但伊集院固執己見，毫不退讓。[62]

  袁世凱在南北的反袁勢力夾攻形勢下，故作姿態，一時放出辭職下野之風聲。這對英國是個衝擊。因此，23日莫理循找日本公使館二秘松岡洋右談日人唆使鐵良等反袁勢力迫使袁下台之事，並希望英日合作，勸袁不要辭職。[63]朱爾典也於同日訪伊集院談及此事，但伊集院拒絕這一要求，說袁耍手段，力圖得到外國的支持，如列國採取阻止他辭職赴津的措施，則正中他的詭計。[64]伊集院建議內田外相，此時帝國政府採取旁觀態度，任其自然發展，這樣也許促進帝國活動良機的到來。[65]弦外之音是袁的下台可能給日本的對華政策帶來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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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大陸浪人非常恨袁。袁下台赴津的消息傳出後，革命黨人白逾桓和大陸浪人平山周、小幡虎太郎等在袁於天津站下車時想暗殺他。他們在天津站襲擊了下車的「袁」，但他不是袁，而是天津道台張懷芝。這一計劃未實現後，他們在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司令官阿部貞次郎的支持下，於1月30日襲擊了天津鎮台衙門，但遭失敗。此次襲擊中，一名大陸浪人被擊斃，兩名被捕。

  在反袁勢力的夾擊下，袁也不甘示弱，1月下旬，袁在反擊北京王公的反袁勢力，迫使清帝早日退位的同時，力圖切斷日本與南京臨時政府的關係。2月6日，外務部的曹汝霖對伊集院公使提出：日本政府停止對南京臨時政府的借款，對南北雙方維持嚴正中立。能否得到日本的借款是孫和南京臨時政府能否進行北伐，以武力完成革命的關鍵問題之一。有關招商局借款、滬杭鐵路借款、漢冶萍公司借款、東三省借款等問題，不少論著中都有闡述，在此不再複述。這裡僅談東三省借款與南北議和的關係。

  2月初，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面臨新的抉擇。一是從日本借款，繼續進行北伐，武力解決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國；二是與袁妥協，讓位於袁。孫中山力爭第一種選擇。據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之函，2月3日孫中山與森恪會談以東三省租借換取一千萬日元貸款之時，森恪問道：「五日內即至八日夜錢未弄到手，就決定和議嗎？」孫答：「然。」森恪又問：「和談方案已完成否？」孫答：「和議條件已經決定，唯發表前送參議院披露即可。」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在與清廷和袁繼續進行和談的同時，又與日本交涉借款問題。據森恪2月8日致益田孝之函及2月6日下午孫致森恪電中有「與袁世凱和議延至九日為止，故此確復一千萬貸款之事」之文，這就是說，9日前拿不到日本的一千萬日元貸款就與袁妥協讓位。但日本方面出於種種原因，未答應這筆貸款。其中一個原因是北方的袁無形中牽制了日本。在此種情況下，孫中山不得不做出了第二種選擇。於是南北議和達成協議，12日清帝退位，13日孫向臨時參議院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並推薦袁以代之。[66]由此推理，如日提供一千萬日元貸款，孫也許不會讓位。

  孫辭職讓位後，南北統一的新政府理應建在南京，袁也答應來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對此日本和英國採取了何種態度？孫讓位時袁雖答應南下就職，但他不能離開北洋軍閥的巢穴北京。袁認為，孫要求他南下就職的背後有日本的唆使。2月29日他派曹汝霖去日本公使館刺探伊集院的意見。伊集院是既反袁又反主張和的孫。因此他回答道：「孫的要求在道理上甚為無理，皇帝退位後按過去的秩序，應南方派委員到北方才是合為順序的。」[67]但這話也並非意味著就支持袁。他報告內田外相，袁陷入進退維谷之境地，又如往常一樣，袁求列國之幫助。[68]

  英國則反對袁南下，從側面支持袁。要支持袁，又得做對日的說服工作。2月24日朱爾典對伊集院說，我已對外務部首領胡德惟說過「從已退位的南方北上是順序」[69]，希望日本也支持這一意見。但伊集院沒有直接回答，伊集院不支持這一意見的理由之一是，如南方人知道為實現袁的主張而別國干涉，則南方因袁乞求於別國援助而心中對袁更加不快，使他們更加反感袁，使事態更惡化。[70]這似乎是為了袁，但實質上是不支持袁的一種託詞。在北京，莫理循與袁的心腹蔡廷干策劃了對付孫的措施。[71]在南京，英駐寧領事訪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鼓吹北京首都說。[72]

  南京政府繼續堅持袁南下就職。2月下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銘等迎袁專使北上，勸袁南下。蔡廷干預料蔡元培一行定拜訪莫理循，先對莫理循做工作，讓他對蔡一行說遷都南京的危險性和各國公使反對遷都之意。[73]而日本大陸浪人反對蔡等北上。內田良平等從回國的葛生那裡聽到這一消息後，又立即派葛生再赴南京，阻止他們。但葛生抵寧時，他們已北上。葛生跟蹤而去，到北京見宋教仁，勸宋赴日研究對付時局的新措施。[74]3月1日政友會議員小川平吉致電孫、黃和宋教仁，稱日本政府業已開展了承認中華民國的運動。[75]這是阻止南方與袁妥協的一種措施。但這些都未能阻止南京臨時政府與袁的妥協。

  2月29日至3月初，袁指使第三鎮統制曹錕在北京製造所謂的「兵變」，縱火搶劫，造成混亂。緊接著通州、保定、天津也發生同類事件。其目的是阻止袁南下。那麼，日本和英國對此採取了什麼態度呢？從袁製造此次「兵變」的目的來看，袁是希望列強介入。3月2日唐紹儀對朱爾典說：「希望外交團立即開會決定採取制止北京的掠奪、殺戮的手段。」[76]朱爾典對此心領神會，認為此為「希望外國軍隊戰領」北京。[77]當日駐京的各國公使開外交團會議，決定駐京的外國軍隊只在白天巡邏，並把駐京軍隊的人數增加到一千人。[78]3月3日，八國駐京官兵七百人整隊行軍在北京主要街道，以示列強的軍事威力。這並不是要用武力干涉「兵變」，而是為維護北京、華北的外國既得利益的一次軍事示威。但這卻給中國人，尤其給南京以八國聯軍捲土重來之感。當時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最擔心外國出兵干涉。因此蔡元培等迎袁專使見到此種情形立即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北京兵變，外人極為激昂」，「余盡可遷就，以定大局」。[79]其結果，南京參議院於6日允許袁在北京就職。這是對北京尤其是對列強動靜的判斷錯誤而致的。當時列強並無出兵干涉之意。

  在北京的伊集院公使力圖把這一兵變利用在反袁、反共和制之上，他報告內田外相說，「革命動亂後實行共和政治，如武漢事件發生以來屢次電稟的那樣，在中國早晚要爆發大動亂，這是本使當初之意見。可是此次北京事變意料之外地早爆發」，而且「明確地證明和自白袁世凱沒有收拾時局的實力」。[80]伊集院還沾沾自喜地說，「曾讚美袁世凱或謳歌共和政治的某國公使和莫理循之類現在似乎變得頗為軟弱」[81]，以此來證明自己反袁、反共和是正確的。

  伊集院想藉此機大肆伸手，以武力干涉來扭轉武昌起義以來處於被動地位的日本對華外交。他所採取的方針是先不出兵干涉，以便使「兵變」繼續擴大，而「兵變」擴大後，再出兵干涉。為此，他建議內田外相：「此際迅速干涉而過早地收拾時局，對日本的對華政策來說並非上策。寧肯犧牲一點，也把騷亂更加擴大為好。」[82]他希望北京「兵變」蔓延到全國，各地都發生大騷亂。因此，他在外交團會議上發表反對把外國軍隊重新部署在城內干涉「兵變」的意見，主張僅僅保護外國人的安全。他又建議內田外相：中國重新動亂時「就是（日本）帝國當然出動強大軍隊之時，從現在起事先做好其準備」[83]。可是內田外相立即與陸軍商議，決定先向京津地區增派一千二百名陸軍，其先遣隊於4日抵達北京，10日一千二百名軍隊從關東州調遣到天津。但此種迅速增兵卻與伊集院公使的願望相反，牽制了騷亂的擴大。因此，他又電告內田外相：「在刻下微妙的時機把單純增加軍隊看作為國威、國權的伸張，恐怕不能說是適合於今日機宜的見解。」[84]其意是不要急於派大批軍隊，騷亂更加擴大後再派軍隊干涉，以此擴大和提高日本在中國時局中的發言權和地位。但事與願違，南京參議院於6日允許袁在北京就職之後，騷亂也迅速平息了下來，伊集院和內田外相所盼望的大動亂時局並未到來。這樣，日本想借3月北京「兵變」大顯身手，扭轉對華外交被動局面的希望也遂成泡影。此後，伊集院公使在北京外交界更為孤立，後不得不調離回國。

  如上所述，在北方的伊集院公使和在南方的頭山滿等大陸浪人都反對南北議和，但反對的內容有所側重。前者反對的是議和後成立的統一的共和體制的政府，而後者反對的是孫讓位於袁。他們反對的都是袁當權。在北方，英國和袁世凱結合成一體，積極推動以袁為中心的南北統一政權的成立，以便袁篡奪辛亥革命的成果，統治全中國。因此，雙方都用種種手段做對日工作。而日本雖然反對議和、反對袁，但對與它鼎立的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沒有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援助，以此來抗衡北方。如果日本積極地支持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南北議和的結局也許發生新的變化，孫中山也不會把總統的職位讓給袁。這便是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華外交未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一原因也正好反映了作為二流帝國主義的日本，不敢違背英國的意旨公然支持南方的客觀現實。由此可謂南北議和不僅是孫與袁、南京與北京清政府間的談判，也不僅是二者力量的較量，而是其背後日、英力量的較量，而後者在一定意義上起更大的作用。袁世凱就靠英國的力量牽制日本對南京的外交，從而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

  綜觀這時期中日外交，具有如下的幾個特點：

  這時期中國分裂為北袁和南孫，而圍繞分裂的中國的國際環境分裂為日本和英國。這四者既在相互對立、相互牽制，又在相互協商、相互妥協。這時期中日外交是在此種國內外關係中開展的。而這種國內外關係則決定了這時期中日外交的態勢、內容及外交交涉進程和結局。

  從外交態勢來看，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黃興等對日外交是積極主動的，自始至終期待於日本，把日本作為頭等的外交對象國，其希望日本提供支持和援助。對此，日本是消極的，甚至持反對的態度。日本雖然如此，但與英國等其他列強相比，相對來說，還是有所傾向於南京，暗中提供貸款和武器，大陸浪人和民間有識之士直接參與南京臨時政府和革命軍的工作。其目的，除極少數之外，都是為日本帝國在華的權益。兩者的期待和支持的目的雖不相同，但客觀上，可以說對南京臨時政府是有好處的。而且日本大陸浪人等反對孫讓位於袁，事實上是正確的。

  袁與日本的外交態勢是與前者完全相反。袁對日有戒心，處處防備日本，不期待、不希望於日本，而日本對袁耿耿於懷，懷恨在心，積極反對袁，甚至想暗殺袁。這兩者基本上是對立，甚至敵對的態勢。

  孫與日、袁與日的外交態勢如此不同，其原因何在？孫、袁與日本的關係，在辛亥革命前就不同，其結果必然如此。再者，這時期中日外交關係不僅僅是中日兩國關係，其背後還有英國。在主義上英國對南方的共和制表示理解，甚至讚賞。但對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不抱有任何好感，沒有提供任何支持。而日本，如上所述，與此相反。如何解釋日英的此種矛盾現象？這與英國和日本在中國的爭奪有關。日英在中國具有兩重性的外交關係，即一面為維護在華的殖民權益相互協同一致，共同侵略中國；但另一方面為擴大殖民權益又相互爭奪。其爭奪的第一個焦點即是爭奪中國的握有實權的領導人。日英都認為，孫中山不具備統治中國的實力，而袁是中國唯一的強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袁在辛亥革命前與後都傾向於英國或美國，而與日關係日益疏遠。日俄戰爭後日本逐漸代替英國，成為侵略中國的主要國家。因此，當時當權的袁與日的矛盾加劇，袁「以夷制夷」，靠英美來與日本抗衡。這一爭奪戰中英國明顯地處於優勢，英國在辛亥革命中的外交成功也在於此。因此，英國即使政治上讚賞共和制，但外交上卻支持獨裁者袁；而日本政治上反對共和，但外交上卻暗中支援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其目的是抗衡英國，與英國爭奪。日英兩國間的此種相互爭奪所產生的矛盾現象，又反過來影響和促進了上述的孫與日、袁與日的相互關係，並決定了兩者與日本相互間的外交態勢。而這種態勢又進一步影響和決定了這時期中日外交的內容和外交交涉的進程及結果。

  本章第一節原載於《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

  第二節原載於《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

  第三節原載於《南開學報》1996年第5期；

  第四節原載於《南開學報》1991年1月；

  第五節原載於《紀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

  注釋

  [1]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10～1425頁。

  [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09～110頁。

  [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09～110頁。

  [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11～112頁。

  [5]1911年12月7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內田外相電，機密第104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6]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三鈴書房1973年版，第431頁。

  [7]1911年12月13日《清國革命黨員渡來之事》乙秘第1917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8]《清國革命黨員關係者談話》乙秘第1938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9]原奎一郎編：《原敬日記》第3卷，福村出版1965年版，第202頁。

  [10]1911年11月16日駐漢口川島第三艦隊司令致齋藤海軍大臣《關於清國事變警備報告要領》第18次，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1]《南京特派員情報》（甲），1911年12月23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2]1912年1月17日參謀本部《清國事變特報附錄》第28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3]1912年1月17日參謀本部《清國事變特報附錄》第28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4]《原敬日記》第3卷，第21頁。

  [15]1912年1月8日駐上海本庄繁少佐致參謀總長電，第17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6]《山縣有朋關係文書》，見《日本歷史》1987年8月號，第88頁。

  [17]1912年1月17日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致內田外相電，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1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72頁。

  [19]1912年1月21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10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0]副島義一：《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抱負與經歷》，見《早稻田大學講演》1912年5月改卷紀念號，第56頁。

  [2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128頁。

  [22]1912年1月22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1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23]1912年1月23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14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4]1912年1月23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14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5]1912年1月23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14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5頁。

  [27]1912年2月4日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致內田外相電，第38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8]1912年2月4日駐漢口總領事松村致內田外相電，第38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9]以上引文均見1912年2月14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機密第1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0]1912年2月4日駐南京領事鈴木致內田外相電，第38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1]《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443頁。

  [32]《梅屋莊吉關係文書》，小坂哲琅、主和子藏。

  [33]車田讓治：《國父孫文與梅屋莊吉》，六興出版1975年版，第234頁。

  [34]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編：《辛亥革命研究》第8號，第78頁。

  [35]副島義一：《我參加中國革命的抱負與經歷》，見《早稻田講演》1912年5月改卷紀念號，第46～52頁。

  [36]1912年1月3日新高艦長致齋藤海軍大臣電，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7]1912年1月8日口述照會《革命軍招聘我海軍武官之事》，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8]1912年2月5日駐粵總領事瀨川淺之進致內田外相電，機密第7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9]1912年2月5日駐粵總領事瀨川淺之進致內田外相電，機密第7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40]1912年2月5日駐粵總領事瀨川淺之進致內田外相電，機密第7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41]宗方小太郎自上海致海軍軍令部函，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2]《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頁。

  [43]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850頁。

  [44]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41頁。

  [4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3頁。

  [4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3～544頁。

  [4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4頁。

  [4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4頁。

  [4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4頁。

  [5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5頁。

  [5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5頁。

  [52]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832頁。

  [53]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原書房1966年版，第446頁。

  [54]頭山滿翁正傳編纂委員會編：《頭山滿翁正傳》（未定稿），葦書房1981年版，第247～248頁。

  [5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2頁。

  [5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2頁。

  [5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3頁。

  [5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603頁。

  [59]《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6～27、30、38頁。

  [60]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842頁。

  [6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53頁。

  [6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47～551頁。

  [6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53頁。

  [6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55頁。

  [65]《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56頁。

  [66]以上引文均見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庫藏。

  [6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70頁。

  [6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70頁。

  [69]《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71頁。

  [7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71頁。

  [71]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887～888頁。

  [72]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第485～487頁。

  [73]駱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899頁。

  [74]《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卷，第450～452頁。

  [75]《小川平吉關係文書》（二），第452頁。

  [76]《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88頁。

  [77]《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88頁。

  [78]《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89頁。

  [79]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8），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25頁。

  [80]《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90頁。

  [81]《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90頁。

  [82]《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90頁。

  [83]《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90頁。

  [84]《日本外交文書——清國事變（辛亥革命）》，第5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