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近代化研究》前言

  1986年，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先後接受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的委託，承擔了《日本近代化研究》這個課題。經反覆討論，決定以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為主，吸收南開大學法律系、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天津市委高校等兄弟單位20餘位專業研究者參加，在統一規劃下，分別撰寫專題論文，前後形成一部類似日本「講座」式著作。從那時起歷時8年，終得問世。全書具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拓寬了研究領域。歷史研究本是多面的、多層次的，如恩格斯所說，「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1]。他具體提到了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並特別注意經濟史與法律史、宗教史、文學史以及一般文化史之間的關係。毛澤東說，應該「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2]。然而，若干年來，我們的史學研究大多集中於政治史特別是階級鬥爭史，研究課題一再重複。近十幾年，在我國改革和開放政策的指導下，史學界學風出現了顯著變化。我們這項研究也做了新嘗試，即在闡明基本規律的同時，從國際環境、經濟、政治、思想、法律、社會、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對日本近代化問題展開專題研究，從而擴大了研究領域。

  第二，努力運用多學科、多方面的知識和研究方法。本書各論涉及日本近代的外交、科技政策、資本的萌芽和原始積累、統一市場的形式和發展、財政、稅收、農村工業化、國際貿易、產業政策、教育、家族制度、民法等法律體系、近代日本特有的元老政治、一黨多派、天皇制和象徵天皇制，以及近來日具影響的現代日本國際化等各類專題。我以為，本書在以多彩的學科和方法研究日本近現代史方面做出了初步的嘗試。

  第三，重視當代史的研究。歷史研究者是生活在當代社會的人，應具有當代認識的水平，其目的是為了理解現實，面向未來。本書各論，涉及當代者較多。從江戶時代幕府末期，一直論述到20世紀80年代。把日本近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既注意了歷史的連續性，更重視明治維新和戰前戰後改革在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的革命性變革，同時也指出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發展的新形勢和新特點。其中有關經濟高速增長、科技立國及「國際化」等專題，更具有現實意義。應能獲得讀者的關心，促進更深入的研究。

  第四，展開百家爭鳴，積極與各種學派進行對話。

  

  在規劃這個研究項目時，我們強調各抒己見。我們相信，讀者也可以看出，各篇論文的作者都是力求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進行各項專題研究的。至於對具體問題分析和結論則並不求同。各位作者廣泛吸收中國、日本以及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並且與之進行對話，表達了自己的見解。總之，積極進行對話，採取辯證態度，吸收一切有價值的成果，促進自身理論的完善和發展。本書在這方面似乎有一個好的開端。

  以上這些嘗試，既是各位作者通力合作的結果，更是國家改革和開放政策為學術研究提供了良好學術環境的結果。至於本書的質量，既肯定其長處，更盼望繼續提高。本書各篇內容，有待讀者評論。除列明本書的作者外，有一些學者、專家不止一次參與規劃和討論，幫助我們開闊視野和思路，特別是呂萬和同志始終贊襄其事。還有幾位日本學者，如芝原拓自教授等在我校講學、訪問期間，也積極參與規劃，提供意見。我樂觀此書問世之際，謹此一併致以衷心的感謝。

  （1993年10月於南開大學）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頁。

  [2]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