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關係的新變化

  開港後，農民和城市貧民生活惡化，他們反封建的鬥爭規模也隨之擴大，帶有全民族的性質。農民起義次數劇增，1860年發生43起， 1865—1867年平均每年發生55.3起，這都超過了上一次農民運動高潮期——天保年間（1830—1843）每年平均發生32.5起的數目。[301]農民起義的性質也從全體農民起義演變為「改革世道」起義。這是以農民為基礎的反抗幕藩領主制、地主制、商業高利貸資本等剝削階級的鬥爭。鬥爭方式已不再「越訴」，而採取直接行動，摧毀地主富商住宅，要求減免租賦，自由販賣農產品。並燒毀「檢地帳」，平分土地財產，從而具有比18世紀初更進一步否定領主制的土地革命傾向。

  城市貧民起義的次數也顯著增加。1865—1867年平均每年發生16.6起，超過了天保年間每年7.2起的數目。[302]城市貧民搗毀暴動，大部分是反對幕藩領主和商人囤積糧食投機漲價的「米騷動」（搶糧暴動）。

  開港後物價高漲，使下級武士的生活更艱難。幕藩統治者非但無法救濟，反而繼續用「半知」「減知」的辦法剋扣祿米，致使他們「怨主如仇敵」。這些下級武士本屬封建社會的特權階級，但在幕末已成為日趨沒落的階層。他們有些人從事商業、手工業，當醫生、作家，有的設塾授徒，不少人甚至脫離藩籍成為浪人，實際上是在向城市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轉化；他們又是具有一定經濟文化、西方科技和政治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新事物敏感，他們已不再向幕藩體制尋求出路，而不同程度地希望從政治社會制度的改革中求生機。自天保改革以來，在薩摩、長州、水戶、土佐、肥前等藩，大部分下級武士游離在各派政治勢力鬥爭中，一部分被吸收到藩政改革事業里來。開港後，他們與代表領主門閥的上級武士的矛盾和鬥爭更加劇了。

  開港也刺激商品生產的發展。商品經濟發達下產生的新社會階層——新興地主富農，有的經營經濟作物的栽培，有的經營制絲工業，有的作行莊制包買主和從事運輸業等。農村生產者也有兼作商人的，這些商人被稱為豪農豪商。[303]幕藩領主實施領內物產專賣，勾結特權商人，壟斷運輸和貿易，採取壓抑商品生產者的政策，日益威脅豪農豪商的切身利益，因而後者具有反封建的意識。但豪農豪商中多有兼任村吏、依附封建制度進行剝削的，少數人還買得武士身份，或任官吏，所以他們又多少害怕革命，只要求在不根本改變封建制度的範圍內，發展資本主義。

  在內外矛盾日益加劇的形勢下，薩、長、土、肥和水戶等強藩大名與幕府矛盾加深了。這些大名要求參與幕政，反對幕府的專制，推動著尊王攘夷運動的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