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貧民的鬥爭

  與農民運動相呼應，城市中興起的市民運動，則成為衝擊幕藩制的另一支力量。幕藩領主通過貨幣改革、壟斷和專賣特產品、強制商人捐獻等方式，壓榨城市市民。而大商人則通過收買官吏、囤積貨物、操縱物價等手段，把負擔轉嫁給占城市人口三分之二的、被稱為「租房戶」或「租地戶」的下層市民，即臨時工、手工工匠、僕役和小商販等。尤其當荒年米價暴漲時，下層市民的生活就更難維持，城市市民與幕藩領主及與其相勾結的特權大商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早在延寶三年（1675）4月，江戶市民就向町奉行所展開了請願鬥爭，提出「因米價上漲無法生活，要求借米」，迫使町奉行所允諾借米4萬俵。[213]正德三年（1713）6月，江戶市民又向町奉行所提出申訴，要求採取措施降低米價，並制止奸商囤積。享保十七年（1732），發生「享保大饑饉」，江戶米價暴漲，而與幕府勾結的米商高間傳兵衛卻囤積米谷，高價出售。江戶市民要求幕府增加撥給江戶的米量，取消由特定的批發商壟斷稻米販賣的辦法，但未被採納。享保十八年（1733）1月26日夜，不願坐以待斃的2000餘下層市民，高呼「拿米來！」「不許囤積！」等口號，衝進高間傳兵衛的住宅和倉庫，搗毀財物，撕碎帳簿。在幕府將軍身邊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鬥爭，終於迫使政府在3天後下令准許稻米自由買賣，滿足了市民的要求。[214]

  不斷高漲的農民、市民運動，出現聯合鬥爭的趨勢。元文三年（1738）12月16日，但馬藩生野銀礦，1000餘礦工及家屬起義，反對官吏與奸商勾結，減少礦工收入。但馬全藩農民也於12月28日武裝起義。幕府慌忙調集12個藩的軍隊前往鎮壓。因史料所限，雖未發現礦工與農民直接聯繫的事實，但它預示了兩者聯合鬥爭勢頭的不可避免。

  德川中期後，農民起義的鋒芒除直指幕藩領主外，也指向了「名主」或「莊屋」等村吏和地主富商。這說明商品經濟發展，推進了農村階級分化，貧苦農民身受領主、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重重壓榨。幕藩領主則依靠大商人和地主鎮壓城鄉貧苦大眾的鬥爭。市民與農民的鬥爭呼應，共同衝擊著幕藩體制，使日本封建社會在18世紀晚期逐漸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