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德川後期（1716—1845） 1.農民市民運動的高漲與享保改革

  幕藩統治的腐敗

  17世紀後半期，幕府政治集中於挽救幕藩財政困難和防止武士浪人的背離，但封建經濟破綻百出，商品經濟發展勢不可遏，用行政措施彌縫，顯然是徒勞的。幕府以為恢復德川前期安定局面，照搬「古法」，便能解決危機，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四代將軍家綱（1651—1679）時，由於對大名旗本整飭紀律，判處「改易」、減封、沒收俸祿者達26件、80萬石，五代將軍綱吉（1680—1708）時，更增至46件、161萬石。在這種「武斷政策」下，許多失去領主的陪臣武士生活無著，淪為失籍浪人（「牢人」）。慶安四年（1651），江戶連續發生了浪人由井正雪、丸橋忠彌等的反幕事件，市內各處「遊俠」（旗本奴、町奴）鬧事，成為當時一大問題。幕府為防止浪人繼續產生，放寬了武家「臨終立嗣」制。[203]以後大名、旗本無後嗣，可由義子繼承，不再剝奪其武士家格。

  本書首發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元祿時代（1688—1703）五代將軍綱吉執政，他罷免了貪污專權的大老酒井忠清，打擊門閥勢力，先後任命近侍牧野成貞（1681）、柳澤吉保（1688）為側用人，整頓幕府機構，制訂禮法，實行將軍集權專制，史稱「側用人政治」。[204]由於綱吉尊重儒學，登用林信篤、木下順庵，荻生徂徠等儒者，[205]表揚地方上的孝子節婦，羅致室町時代以來有名門家世的人世襲「高家」[206]之職，企圖用儒家思想和繁文縟節來糾正武家政治積弊。但依靠三綱五常的說教、儀式、服制的文飾，不但解決不了政治經濟問題，相反，形式化的禮儀需要龐大的耗費。綱吉不僅熱衷於朱子學，還迷信佛教，聽信僧侶愚弄。說他沒有子女是前世多殺的報應，須切戒殺生，尤其因綱吉生於戌年，所以要特別愛護狗。幕府為此頒發《愛護生類令》[207]，於是百姓因殺傷狗及其他禽獸而被處死刑、流放的不斷發生，終致大家不敢養狗。幕府便向市民徵稅，建立大批狗舍來收容，群眾氣得罵綱吉為「犬公方」（狗將軍）。

  由於幕府腐敗，奢侈成風，使財政失調。綱吉任命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革財政，荻原利用職權，聽憑特權商人建議，於元祿八年（1695）起改鑄貨幣，降低成色，[208]使幕府獲利達500萬兩，暫得彌補財政。而鑄幣商（金銀座）乘機發財，荻原僅在寶永年間（1704—1710）受金銀座特權商的賄賂達26萬兩，其他贓品不計。因這時貨幣不是信用貨幣，僅按金銀塊價格流通（鑄幣者只憑個人信用，保證金銀塊的質量），致貨幣濫發，幣價大跌，引起物價高漲，民不堪苦，幕藩財政更困難。於是增稅乃至以「征借」為名，減低陪臣武士俸祿，如1646年長州等藩減俸十分之二。但這種做法也是有限度的，幕藩只得用貢米作抵當，向京、阪商人借款。家臣武士更艱苦，武士靠副業維生的愈多了。

  第六、七代將軍家宣、家繼統治時期（1709—1715），幕政由側用人間部詮房和儒臣新井白石執掌。白石制止了奢侈浪費，厲行儉約，改鑄了元祿時代濫發的劣幣，平抑物價。還罷免荻原重秀，處罰勾結荻原牟取暴利的銀座頭目，進而取締錢業行會。但新幣發行後，同舊幣的交換比率不當，缺乏市場信用，經濟仍十分混亂。為防止金銀流出，1715年制定《海舶互市新例》，統制對外貿易，每年限制中國、荷蘭商船進口和白銀出口，又廢除對朝鮮使節贈送的厚禮。此外，白石還計劃發展養蠶、開礦的政策。但他的改革主要為提高幕府的權威，許多政策流於形式，對幕藩統治的根本問題——農村問題無法解決，這些努力成效自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