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藝復興時代問題

  如上所述，元祿前後町人中出現某些變革社會的思想，德川時代文化同歐洲早期資產階級文化的某些傾向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此，有的學者主張日本也有過西歐那種文藝復興時代。[201]福本和夫更把元祿文化前後190年（1661—1850）規定為日本的文藝復興時代，即晚於西歐360年發生。日本究竟發生過文藝復興運動沒有？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德川時代日本人的意識形態里，確定出現了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類似的現象。由於商品經濟發達，町人抬頭，元祿前後出現了市民階級的新文化。它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對於古典文化的重視。有如歐洲人文主義者恢復和傳播在中世紀被忘卻的古代文化遺產，擺脫經院哲學和教會封建文學傳統那樣，德川時代的古學和國學，也表現了這種精神。古學派反對官學朱子學，主張直接追蹤孔孟經典，恢復先秦儒學的本來面目；國學派重視古語的研究，反對儒家及佛教對《萬葉集》中和歌作的道德性解釋，提出按照古語解說古典，恢復被儒佛歪曲了的古代精神。這種復古主義——要求回到《萬葉集》《源氏物語》的人性時代，與西方人文主義者「回到希臘去」的口號多少相近，兩者同樣發露了否定中世道德宗教訓誡解放人性的心聲。

  （2）人文主義精神的發揚。批判中世紀神學對人類思想自由發展的障礙，倡導反封建的人文主義精神，爭取資產階級的利益，這是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又一個方面。古典學派反對朱子學的理氣二元論，倡導一元論的哲學，主張以人情講道德；國學派反對封建道德說教的儒學，力主尊重自然和心理。在文學上，本居宣長提倡「人情」，強調古代日本人一如神的意志那樣生活，要從那裡尋求人生的理想。井原西鶴描寫性愛與市民現實生活，否定儒學道德，以享樂為人生要義。近松門左衛門的作品同情戰勝道學恢復人性的人們。風流小說、滑稽小說譏笑諷刺教主、聖人、武士、腐儒的描述，都似乎與西方人文主義一息相通。

  （3）自然科學的進步與唯物主義自然哲學的出現。日本在18世紀蘭學興起前，古醫術、本草學、和算及天文歷學在中國傳統科學影響下有發展，但未達到認識自然、打破儒學世界觀的程度。哲學也只停止在關於「天」的古代宗教觀念和物活論的思想上。歐洲文化傳入後， 18世紀20年代起，幕府採取「殖產興業」政策，經過蘭學者們研究，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出現了平賀源內的應用科學，安藤昌益對儒、佛、國學的激烈批判，山片蟠桃（1748—1821）的無神論，經世論者等重商主義政策和人類平等的先進思想，新井白石開創了科學態度研究歷史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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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川時代儘管出現上述與西方文藝復興時代類似的現象，但文藝復興本質上是早期資產階級反封建主鬥爭的反映。確定文藝復興的標準，不僅在有無文化繁榮和追索古典文明的風氣，而且在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資產階級反封建思想鬥爭的事實。

  德川時代中後期，日本資本主義萌芽既不成熟，市民階級的力量又遠沒有14至16世紀西歐資產階級那樣強大。恩格斯指出：「歐洲式文藝復興的時代是以封建制度普遍解體和城市興起為基礎的。」[202]當時日本的町人，雖有稱得上巨富的人，但極少發展為產業資本。他們只是依附於幕藩體制，根本沒有同封建勢力抗衡的力量。在閉關鎖國下，沒有海外貿易的條件。不僅與西方從事產業資本和海上活動、具有手工業工場基礎的早期資產階級（大商工業者、銀行家）不同，就是與日本室町時代依靠海外貿易致富的堺和博多的町人也不能相比。

  其次，由於町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不成熟，因而政治上沒有成為變革社會的力量。如果說他們有進步性，那麼只是在封建統治範圍內，為自身爭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已。元祿時代雖也出現了井原、近松、松尾這些具有新思想的作家，但他們的作品與歐洲文藝復興的作家比起來，顯得蒼白無力和先天不足。井原的小說只是站在商人立場嘲笑封建道德，肯定人的欲望與愛情，認為人的創意與努力，比傳統的權威重要。這與歐洲早期資產階級將批判鋒芒直指封建統治是不同的。

  最後，德川時代日本町人思想的局限性。表現在任何意識領域中，理性的色彩還很薄弱，除了個別思想家，看不到什麼完整的新思想，大多仍與道德論雜糅。即使山片蟠桃的無神論，也沒有脫離儒學影響。國學者中本居宣長等攻擊佛教，卻自陷於神道的鼓吹。這是由於德川時代日本市民階級的力量還遠沒有歐洲那樣強大，封建統治勢力還很頑固。寬政異學之禁等鎮壓不斷加緊，人性解放的主張不得不通過隱蔽的形式提出。町人中多數或對「棄捐令」吞聲飲泣，或把朱子學作為處世哲學。他們面對黑暗，缺乏鬥爭氣力。古典文化的探求和市民文藝的發達，只被引向滿足富商巨賈官能享樂的方面。文學描寫町人營利和處世方法，暴露出他們聚財以供遊蕩揮霍的心愿。這正是德川時代武士巨商奢侈淫逸，小生產者日趨貧困的反映。可見朝氣蓬勃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不能見於後進國的日本，絕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