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籍的翻譯與出版

  中國清代康、乾兩朝的文化出版事業繁榮，巨型著作如《佩文韻府》《皇清經解》《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等陸續傳到日本，成為治學的參考文獻。

  日本在清人著作的影響下，也編了大型類書和叢書，如山岡明阿撰《類聚名物考》，塙保己一撰《群書類從》530卷和《續群書類從》1150卷。

  日本還翻譯了許多清人著作。享保年間（1716—1735）深見玄岱父子譯《大清會典》。吉宗也搜集幕府初期以來法典、法令、詔書編成《法度書》15冊。享保四年（1719）清世祖順治頒布的《六諭衍義》傳入日本，吉宗令荻生徂徠加訓點，室鳩巢譯成日文，成為民間的教科書。《朱子家訓》在日本流傳很廣，作為習字帖或掛軸出版。

  魏源的《海國圖志》於1850年傳日，1854年出版該書美國部分的譯本就有7種。其他英、俄、法等國部分先後譯成10多種單行本。漢文原本或翻印或訓點，廣為流傳。

  據統計，江戶昌平校及聖堂官版翻印的書籍，自周至清共有193部，其中清人著作有40部。地方各藩出版的漢籍，自天保（1830—1840）至明治維新（1868）共有50種，例如加賀藩的《欽定四經》、仙台藩的宋版《春秋左傳》、津藩的《資治通鑑》、熊本藩的《尚書正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