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說自己多年以來保持了沉默，你可能會不信。這說明你是個過來人。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我們聽說，在過去的年代裡，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徵稅面非常的寬。因為有徵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麼，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的捐稅，事情就不很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麼？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只能擱在那裡臭掉，供後人恥笑。當然，拿徵募來的話語幹什麼，不是我該考慮的事，也許它還有別的用處我沒有想到。我要說的是：徵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里，落實在口頭上。在這方面有個例子，是古典名著《紅樓夢》。在那本書里，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裡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這件事讓我都覺得不好意思：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裡，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麼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裡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話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裡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曾經是個沉默的人，這就是說，我不喜歡在各種會議上發言，也不喜歡寫稿子。這一點最近已經發生了改變，參加會議時也會發言，有時也寫點稿。對這種改變我有種強烈的感受，有如喪失了童貞。這就意味著我違背了多年以來的積習，不再屬於沉默的大多數了。我還不致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點輕微的失落感。開口說話並不意味著恢復了交納稅金的責任感，假設我真是這麼想，大家就會見到一個最大的廢話簍子。我有的是另一種責任感。

  幾年前，我參加了一些社會學研究，因此接觸了一些「弱勢群體」，其中最特別的就是同性戀者。做過了這些研究之後，我忽然猛醒到：所謂弱勢群體，就是有些話沒有說出來的人。就是因為這些話沒有說出來，所以很多人以為他們不存在或者很遙遠。在中國，人們以為同性戀者不存在。在外國，人們知道同性戀者存在，但不知他們是誰。有兩位人類學家給同性戀者寫了一本書，題目就叫做Word is out。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