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兼讀注。歷代諸儒注釋不絕，最著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羅漢儒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論語》古注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為清代考據家言一結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經註疏》中，宋以前人讀《論語》，大率必讀此書。明、清兩代以朱《注》取士，於是讀《論語》必兼讀朱《注》，已八百年於茲。朱《注》不能無誤，清儒考據訓詁之學度越前人，朱《注》誤處均經發正。而清儒持漢、宋門戶之見過嚴，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異，轉復失之者。其所駁正，亦復眾說多歧，未歸一是。又考據家言，辭煩不殺，讀者視為畏途。故今社會流行，仍以朱《注》為主。

  民國以來，閩縣程樹德為《論語集釋》，徵引書目，凡十類六百八十種。異說紛陳，使讀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未精，轉為其失。故《論語》雖為一部中國人人必讀書，注《論語》者雖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則仍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

  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為《論語》作新解，事有兩難。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

  《論語》距今兩千載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劉氏《正義》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時代變，人之觀念言語亦多隨而變。如何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也。

  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難備列。程氏《集釋》篇幅凡百四十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為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於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凡所採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覆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於前，續加融貫之文於後。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於讀者之精契與密悟。

  《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體求簡要，辭取明淨，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語》本義為主。雖違前軌，亦具微衷。抑如朱《注》，義詁事據，多本漢儒，亦不逐一標明。惟引宋儒之說，始必著其姓氏，以見其為一家之解。余書非欲成一家言，僅求通俗易誦覽，自不必一一徵引出處。儻讀者必欲追尋本原，則上舉三書與程氏之《集釋》具在，循此蹤跡，宜可十得七八。縱慾掠美，實亦無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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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余之為《新解》，亦非無一二獨得之愚，越出於先儒眾說之外者。然苟非通觀群言，亦無以啟發新知。眾說己見，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煩涇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魚兔。魚兔既獲，筌蹄可棄，故亦不一一標出也。

  本書最先屬稿在一九五二年春，當時力求通俗，專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復悔之。意謂解《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

  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為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亦減。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確切。雖讀者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浚其深慧。惟苦冗雜少閒，乃遂擱置。

  嗣於一九六〇年赴美講學耶魯。課務不迫，乃決意改撰，獲成初稿。自美歸後，又絡續修訂，前後三年，粗潰於定。惟體例則一仍最先之舊。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釋，又次綜述一章大旨，最後為《論語》之白話試譯。全書篇幅，當不出三十萬字。其果可以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群言而歸於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謹以待讀者之審正。

  一九六三年十月錢穆識於沙田和風台寓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