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呂大鈞、大臨

  宋學正統，二程稱洛學，張載稱關學。當時關學之盛，不下於洛學。後來宋室南渡，關學中絕，洛學則楊時一派，四傳而得朱熹，遂臻大盛。呂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祖始迀藍田。大鈞乃關學之翹楚。載倡學關中，一時寂寥，絕少和者。大鈞與載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他後又從二程學，但論其學脈，確然是關學之矩鑊。

  載講學，以禮為先。大鈞承其意，愛講井田兵制，以為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作具體推行之想。大鈞為人質厚，所知已自信而又力可及者，遂行無稍疑畏，時人方之為子路。他曾做一兩任小官，自說：「學未優，道未明，不願再仕進。」他推本載教法，先為《鄉約》，先在他本地推行，關中風俗為之一變。這卻是配合經濟與道德來融鑄入普遍日常人生的一種社會運動，也可說是一種寓有社會主義的社會教育。歐陽修《本論》，只注重上層政治；范仲淹義田，才著眼社會經濟，但亦僅是一種私人性的慈善事業。大鈞的《鄉約》，可說是《本論》之本，想實從鄉村中提倡新風氣，建立新人生。這一運動，卻是提倡儒學，排斥佛、釋，而深入農村的備有具體方案的活動。

  下面摘要述說他《鄉約》之內容：

  

  一、德業相勵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鬥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他之所謂「德」，一切都是能。他之所謂「能」，全表顯在個人處社會群體之實際事業上。政治則只占最末的一項。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他之所謂「業」，全是日常人生，而是日常人生中與人相接的一面，卻不指私人單獨生活言。這可見關學與洛學精神之根本相異處。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鄉約》主要精神，在舉出人人可能者，而由團體力量來互相督勵。雖各自自由，而有一種集體的心理上之制裁與引導。

  二、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酗博斗訟。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巳不已者。二、行止踰違。三、行不恭遜。四、言不忠信。五、造言誣毀。六、營私太甚。

  犯約之過：一、德業不相勵。二、過失不相規。三、禮俗不相交。四、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交非其人。二、遊戲怠惰。三、動作失儀。四、臨事不恪。五、用度不節。

  這裡所舉的「不修之過」，也不指私行言，乃指私人生活之有關涉於公共生活者而言。如不衣冠入街市，犯第三條。與人約了時間不遵守，犯第四條。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值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凡此所舉，在古代儒家則有禮，在佛教中則有戒律。僧人不守戒律，例得驅逐。這些在政府法律上，則不能照顧，也不能約束。又不是專指私人道德言，因此社會應有公眾的制裁。惟不由宗教團體來任此制裁之責，那是呂氏《鄉約》之用意。

  三、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年長二十以上。長者，長十年以上。敵者，少者，少於己十歲以下。幼者。少於己二十歲以下。造請拜揖凡三條，請召送迎凡四條，慶弔贈遺凡四條。

  此處條文，因禮俗隨時而變，不具引。

  右禮俗相交之事，值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這是鄉村間一種生活公約。讓我們姑舉一例：

  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來馬，則迴避之。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

  此等當然是當時的禮俗，鄉約只是在禮俗上加上一種團體約束的力量，好使此種禮俗加廣推行，經久維持。宗教團體有約束禮俗主持推行的力量，但當時佛教偏重的是出世，因此對社會日常禮俗不得不由儒者來另訂，並結成新團體來主持推行它，這是呂氏《鄉約》用心之所在。相傳程顥曾進佛寺，嘆道「三代禮樂，想不到在這裡了。」此刻則是要把禮樂重新推行到佛寺外的社會來。

  謝良佐監西京竹木場，朱震自太學偕弟往謁，坐定，朱震說：「震願見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謝良佐說：「好！待與你說一部《論語》罷！」朱震私念日刻如此，如何來得及講一部《論語》？已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荼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他才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章，又舉「師冕見」一章。他說：「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夫道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現在是想把如何見齊衰者，如何見瞽樂師，一切時代化，群眾化，好讓社會群眾全在這上躬行而實踐。那是《鄉約》精神，亦是關學與洛學精神之亦同亦異處。

  四、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水火。二、盜賊。三、疾病。四、死喪。五、孤弱。六、誣枉。七、貧乏。

  這七項，范仲淹義田先注意到，但仲淹似乎專注意在經濟問題上。這裡的第六項，卻不關經濟，但也是一種患難，也該援助。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值月徧告之，並為之糾集而繩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仆，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上引是呂氏《鄉約》之具體內容。政治管不盡社會一切事，南北朝、隋、唐，大門第和佛寺便分別管領了這一切。到宋代，門第衰替了，社會上只有宗教團體，只有和尚寺，還在管領著社會。呂氏《鄉約》，便要把儒家精神，客觀化，具體化，普遍滲透進社會群眾之日常生活里，來代替宗教團體之任務。所以說，呂氏《鄉約》乃歐陽修《本論》之脫化，而更尤是基本的。張載曾要試驗推行井田均地的新農村，但並沒有成功。大鈞《鄉約》，便是承接載之新村運動之遺意。這一精神之具體實現，便是張載《西銘》篇所講理想之具體化。他把一鄉化如一家般，參加《鄉約》的，對其同約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對其家庭般。可惜不久北宋跨了，完顏氏南下，關中淪陷，《鄉約》運動便告中斷。後來朱熹想再度推行呂氏《鄉約》，對大鈞《鄉約》原條款，也並沒有多增損。可見呂氏所訂，於當時社會現實所需，是頗能配合的。范育作《呂大鈞墓表》，說他：

  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心，心之所知者踐之身。

  但他所實踐之身的，有些處和洛學著眼不同，那是關學的精神。這是一新運動，應該為研究宋學者所注意之一項目。

  呂大臨字與叔，大鈞弟。亦先學於載，後學於二程。程顥有名的《識仁篇》，乃為他而發。後人把他和謝、楊、游、尹合稱程門五弟子。朱熹在程門中最取大臨，說他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惜不壽，四十七歲便死了。但他究竟是關學。程顥說：

  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才有說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學的。所以說：

  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

  因此他與他兩兄大忠、大鈞，一面勉勉以進修成德為事，另一面又共講經世實濟之學，而又嚴異端之教，那是關學特色。他論選舉，欲立士規以養德勵行，更學制以量材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核實得人，制考法這是考課，非考試。以責任考功。後人說：「其設甚悉，實可施行。」那些也如大臨《鄉約》，均見關學精神。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與書說：「古者三公，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此豈世之所望於公者？」弼復書答謝。可知他們自不會像謝、楊諸人般，後梢皆溺入禪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