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東漢士族之風尙

  東漢士大夫風習，為後世所推美。他們實有儘多優點。但細為分析，似乎東漢士大夫常見的幾許美德高行，不外如下列，其間都和當時的察舉制度有關係。

  一、久喪。此為孝行。西漢重孝，尚少行三年喪者。東漢則「謂他人父」，對舉主、故將亦多行孝三年，而父母之喪有加倍服孝者。

  三年之喪，自西漢中葉始漸推行。公孫弘後母卒，服喪三年。哀帝時，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錶，益封萬戶。原渉父死，行喪塚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薛宣後母死，弟修為臨淄令，去官持服。宣為丞相，謂弟：「三年服少能行者。」兄弟相駁，修遂竟服。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平帝時，王莽令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見此制始重，已在西漢末年。東漢則行喪三年為常事，甚有加倍服喪者。光武子東海王臻，喪母服闋，又追念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乃重行喪制。袁紹母死去官，三年禮畢，追感幼孤，又行父喪。甚至有行服二十餘年者。青州民趙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郷裡稱孝；然五子皆服中生，陳蕃致其罪。孔融殺父死墓哭不哀者。其變乃有阮藉臨喪食肉，上與戴良同風。（見範書逸民溥。）

  二、讓爵。父有髙爵，長子應襲，逃避不受，以讓其弟。

  此亦始始西漢，韋賢卒，子玄成讓爵於庶兄弘。宣帝高其節，許之。東漢更多見。如鄧彪、劉愷、桓郁、丁鴻、郭賀、徐衡，皆是。蓋時重孝廉，讓爵、推財，則孝與廉兼盡矣，故人爭慕為之。然讓者固髙，受者斯卑。臨深為峻，以人之汚，形己之潔，實非平道。范蔚宗丁鴻傳論已識之。

  三、推財。兄弟異財析居，推多取少。讓爵、推財，同為推孝以及弟也。

  其人如薛包、建光（安）中，征拜侍中，稱疾，賜告歸，蓋恬退人也。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曰：「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婦信充，置酒宴客。充乃跪白母，遺斥其妻。延平（殤）時，詔舉隱士大懦，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為博士。充以異析為不義，何不開譬其妻？妻設不淑，亦小當偽許，借斥妻而博高名，似非中和之道。而故相反者有許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末顯，欲令成名，於是分財三分，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白其事，所理產增三倍，悉以推二弟。今按：許武之為弟謀，賢矣；然當時自為謀而推財讓產者，當亦不乏也。

  四、避聘。避聘不就，以讓親屬，則與讓爵、推財，跡異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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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劉矩、以叔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辭，拜議郎；矩乃舉孝廉。魯恭，亦憐弟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皆與讓爵、推財，跡異心同也。至其他卻聘為高者，不勝具舉。

  五、報仇。家庭有仇怨，奮身圖報，此亦孝弟之激發也。

  其事如崔瑗、兄為人害，手刃報仇，亡去。魏朗、兄為人害，朗白日操刀，殺其人於縣中。蘇不韋父謙為司隸校尉李暠按罪死獄中。不韋與賓客掘地道至暠寢室，值暠如廁，殺其妾與子；又疾馳至暠父墓，掘得其父頭以祭父。等。古者刑不上大夫，故貴族階級相互有隙，不得直於法庭，則以私鬪決之。墨家非禮亦非鬪，儒家重禮故不非鬪，故荀子謂：「狗、彘尚有鬪。」然至秦漢以下，自可訴於官，不理於官而輒自讐殺，此為慕古而失其意矣。

  六、借交報仇。朋友有仇怨，亦許身代報，此推已孝弟以及人也。

  其事如何容、友有父讐未報，將死，泣訴於容，容即為復讐，以頭祭其父墓。郅惲惲友父仇未報，病將死，對惲欷歔。惲將賓客殺其人。以頭示友；友見而氣絕。等。禮有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父母而亡，固可以死許友。以死許友，即指借交報仇也。

  七、報恩。此皆故吏對舉主，弟子對業師，移孝作忠，亦家庭道德之推擴也。此又分兩類。

  （一）急難舉主、業師有患難，挺身護救。

  其事如李固弟子郭亮、固被戮，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屍。杜喬故掾楊匡、喬被戮、匡守護其屍不去。第五種門下掾孫斌、種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徒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斌知種往必遇害，格殺送吏，與種俱逃。劉瓆郡吏王充，瓆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充為瓆郡吏，送喪運，終畢三年乃歸。劉君吏公孫瓚；詳下。而廉范之於鄧融，尤為壯烈。隴西太守鄧融，在職不稱，廉范為功曹，知其必獲罪，乃謝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異常，融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也。」融系出困病，范隨養視；及死，終不自言，身將車送喪至南陽，莽畢而去。今按：廉范尚在東漢早年。又前如沛人趙孝、彭城人劉平、北海淳于人淳于恭，此等皆在王莽時，信古而陷於愚，勵誠而幾於偽，正與王莽上下相應。此等立節敦行之風，蓋自王莽世已然，並不為受光武提俱。光武實亦自受當時風氣之影響也。自此演而愈烈，如廉范事僅難能，然終似非正辦。

  （二）服喪舉主、故將死，為之服喪。

  如李恂、樂恢為郡將，荀爽為舉主，袁逢舉爽，不應。逢卒，為服喪三年。侯苞、馮胄為業師等。並有棄官行喪者。如吳匡、風俗通：「弘農太守吳匡，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寃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亊；而猥顧私恩，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察，而歸之厚。』」若此類者非一。傅燮、桓典等。又崔寔以期喪去官。荀攸祖父曇卒，故吏求守墓，推問乃殺人亡命。

  八、淸節。一介不取，准財與人。東漢重廉吏，社會亦尚廉節。

  如廉范、父客死於蜀，范年十五，人蜀迎喪。其父故吏太守張目資送，不受；船觸石破沒幾死，穆追送前資，竟不受。范家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奉仲遺命以田歸範。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今按：范自守甚高，然推田與毛，似屬矯情，並非愛人以德也。肅宗崩，范奔赴。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曰：「當是廉叔度。」 麟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此見當時風尚已成，故人盡勉為而不自覺。種暠、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以賑鄉里貧者，遂知名。范冉。受業於樊英、馬融。史稱：「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看姊病，妹設食，冉留錢二百。此等良可詫笑。袁奉高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為可貴矣。

  其他高節異行不勝舉。大體論之，則東漢士風，亦自有其缺點：

  一則在於過分看重道德。

  道德自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過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惟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種種流弊也。過分看重道德之流弊，又可分兩端言之：一則道德乃人人普遍所應有，並非可以爭高鬪勝。道德乃起碼條件，非終極標準，人不應不道德，（此乃消極的嚴重性。）卻不能定要比人更道德。（積極的便成不自然性。）若專以道德來分別人高下，便造成社會上種種過高非常不近人情的行為，而其弊且導人入於虛偽。宋蘇軾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是也。二則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種可循之軌轍。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於重形式虛名而忽略了內容與實際。將軍死綏，亦是一種道德。若過重道德，或只重道德，則往往可以軍隊尚未徹底敗北，而早圖從容自殺，忘了最後的反鬪。漢士人名列黨錮，束手就縛，自覺心安理得，亦是同樣心理。

  二則東漢士人的道德似嫌褊狹。

  他們似乎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西漢儒生頌莽功德，要求漢室讓位，從君臣私人的友誼論為不道德，從對社會、國家全體論，未見其為不道德。即如王莽、劉歆，後人皆以不道德目之，皆受東漢人影響也。「孝」與「廉」為東漢士人道德之大節目，然此二者全屬個人和家庭的，非國家和社會的。廉只是消極的。為吏不可不廉，不能僅廉而止。不孝、不廉固然不夠做人和從政的標準，然只是孝、廉，亦不夠得做人和從政的條件。

  因東漢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實的效果，所以名士勢力日大，而終不能剷除宦官的惡勢力。及袁紹盡誅宦官，而事已潰爛，不可收拾。

  因東漢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傾覆後，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晉以下之衰運。

  然東漢士人正還有一種共遵的道德，有一種足令後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雖傾，天下雖亂，而他們到底做了中流砥柱，個別的保存了他們門第的勢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