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地方察舉與公府徵辟，為東漢士人入仕之兩途。此兩制皆起於西漢。

  兩漢的察舉制，大體可分為在先的「賢良」與後起的「孝廉」兩大項。

  漢廷每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簡稱則曰「賢良」。其制初意，似仿戰國招賢，於世胄貲選外別開一格。高帝十一年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即此詔最先之濫觴也。文帝十五年始親策試。此制無一定之斯限，所舉大抵為現任官，漢士頗慕應其選，一時號得人，如晁錯、董仲舒、嚴助、公孫弘，皆賢良也。漢詔又有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武元光五年。「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域者」、元封五年。「文學高第」、昭始元五年。「明陰陽災異者」、元初元三年。「可充博士位者」、成陽朔二年。「勇猛知兵法者」元延元年。等，皆可與「賢良」歸入一類，皆為朝廷特意延訪此類人才也。「孝廉」為孝子廉吏之簡稱，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是為漢室令舉孝廉之始。元朔元年詔：「朕深詔執事，舉孝，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其議不舉者罪。」可見舉孝、興廉，系屬兩事。乃由朝廷設意獎進此項風氣，與延訪人才諮詢政事之意各別。宣帝地節三年詔：「朕既並舉賢良方正，而俗化闕焉，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亦可證此議。其先文帝十二年，已詔：「孝悌、力田、廉吏，朕甚嘉此。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於「孝廉」外複有「力田」一項。是年文十二年。並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蓋「孝廉」出於鄉官小吏，非有才學，恐不足以應天子之詔，故郡縣率不樂舉，而求應此選者亦少。宣帝黃龍元年詔：「舉廉吏，誠欲得其眞，吏六百石，位大夫，毋得舉。」可見漢廷意在獎進小吏，而郡國乃以大吏充數。而當時舉廉吏若已成例事，亦可於此詔中體味得之。

  至東漢初，則「茂材」、「孝廉」定為歲舉。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茂材四行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草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按：詔中無孝，惟明帝時樊鰷上疏，已有「郡國舉孝簾，率取年少能報恩者」之語，則似孝、廉並舉，成為例事，明帝時已然。

  循至歲以百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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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帝建初元年詔：「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二年：「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則知其時郡國察舉，頗已多弊。

  嗣後「孝廉」遂為察舉惟一項目，遂至勒為定額。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小均，丁鴻、劉方上言，「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本為孝子、廉吏，此則「孝廉」特為貢舉之一目矣。四十萬二人，上至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又繼之以限年，並別標行能，加以考試。

  順帝陽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不拘年齒。」按：至是則儒生、文吏、茂材、異行全與孝廉混並不分矣。又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則變薦舉為課試，與舉孝興廉原意全遠矣。蓋其先以茂材異能訪入才，以孝子廉吏獎風俗。及孝廉漸成例舉，郎官雖無員，亦自有限，郡國各舉孝廉一人，歲已二百許人。自是孝廉獨行，諸科漸廢。又社會文風日開，郡縣吏亦多彬彬儒雅，雖孝廉之選，其實無異於茂材，人競趨之，惟求出路耳，不問其為孝廉、茂材也。遂至有請托舞弊，而朝廷亦以種種條件限之，亦惟求人才耳，不限於得孝廉也。限年之議始自尚書左雄，雖與舉孝興廉原意不合，亦整頓選法之不獲已也。

  逐步漸近於後世之科舉。

  當時反對者有黃瓊、胡廣、崔瑗等。然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號為得人。其後黃瓊為尚書令，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至是則前漢賢良、孝廉兩專案，已同歸入歲舉中，而不過統以「孝廉」目之而已。

  此項制度之演進，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獎拔人才，鼓舞風氣；一面使全國各郡縣常得平均參加中央政局，對大一統政府之維繫，尤為有效。而更要的，則在朝廷用人，漸漸走上一個客觀的標準，使政府性質確然超出乎王室私關係之上而獨立。

  與察舉制相輔並行的尚有徵辟制。

  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東漢公卿尤以辟士為高。

  選舉多循資格，辟召則每以高才重名躐等而升，故當時尤以辟召為榮。崔實政論北堂書鈔六十八引。謂：「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崔語止此。於是名士養望，有被命不遽出，至五府俱辟如黃瓊，四府並命如陳紀者。以外戚秉權者曰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並外朝三公稱四府、五府。

  亦有朝廷聞高名，直接辟召。

  如樊英被征初至，「朝廷設壇席，待若神明。」李固語。陳寔少從樊英遊。官僅太邱長，家居後，朝廷每三公缺，議者多歸之。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以寔未登大位而身先之自愧。鄭康成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董卓征荀爽，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

  此等制度，使在野的聲名，隱然有以淩駕於在朝的爵位之上，而政府亦得挾此自重，以與王室相頡頑。

  在太乎冶安之世，而有此等情形者，惟東漢及兩宋為然。戰國列強紛爭，事當別論。秦漢創建大一統政府以下，王室高高在上，民眾遠隔在野，封建世臣之勢力取消，民間起布衣為公卿，朝進暮退；所由得與數百年遞襌之王室為抗衡者，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為門第，東漢、兩宋為士風，元、明、淸三代，皆汲宋儒遺脈，而所得淺深不同。

  自有此項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佔有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