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無法忘卻的那些記憶———長篇小說《》後記

  陳彥

  我在文藝團體生活過好幾十年，當離開的時候，忍不住獨自愴然淚下。我突然有一種撕裂感，覺得自己的精神肉體，與這一塊特殊的生存土壤，是刺啦一聲，皮開肉綻地撕裂開了。

  我的一切餵養，都靠的是這塊土壤，尤其是這塊土壤上生長的人，一種人們稱之為藝術家的人群。我與他們朝夕相處，做同事，做夥伴，做朋友，相互砥礪、激盪，也相互雕刻、形塑。幾十年下來，許多形象，已在我心中揮之不去地存活下來。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覺得這些形象、這些故事，是夠我受用此生了。

  也許我離開他們的時間，還有些短，距離還有點近，形象、故事，還都混沌如霧中廬山，寫作時，一提就是一嘟嚕，無法刪繁，無從簡約，幾次嘗試，都像街邊的雜貨鋪，已經擺得層層疊疊，壓胳膊枕腿兒了，可還有許多要緊的東西，覺得沒擺上去，因此，也就只好暫時放棄。

  可咋放棄，有一群人，還是總在我眼前晃悠，他們是這個群體以外的人，但又是這個群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就是裝台人。

  所謂裝台，對於這個行業以外的人，是需要解釋的。自然舞台，永遠就是那樣空空曠曠的，可以行車走馬，一旦演出，要在這個舞台上布置出一個故事的典型環境來，就需要裝台。裝台又分兩大部分，一是布景，二是燈光。布景還分軟景、硬景，軟景就是那些用平布畫的景，上面可能有樓房、山脈、村莊、宮殿，但卻是可以摺疊的，一疊起來，一包袱就可以提溜走。而硬景包括那些可以行走、運動、升降的平台、山巒、巨石等，一件是一件，有時一組平台就能裝幾卡車，裝在舞台上，也是要能力挺萬鈞的。現在舞台演出特別講「創新」，講「震撼」，內容創新不了，心靈震撼不動，就得上感官，有些演出，一組平台是要站上去百十號人，甚至數百號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不鋼筋結構，不渦輪增壓，豈能在掌聲中精彩謝幕？燈光就更神奇了，什麼花樣都能變幻出來，照明已經是它的副產品，重要的，據說是為舞台鑄靈魂。要為舞台鑄造靈魂談何容易，那層層疊疊、起起落落的神秘光斑、魔幻魅影，就需要大量的光源去支撐。而這光源，就來自數百隻，甚至上千隻作用不同的燈光的化合勾兌，最終才能形成不知天上人間今夕何年的效果。而一隻燈，有的重達百斤以上，這麼大的勞動量，自然就在傳統的七十二行以外，催生出一個新的行業來：裝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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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老戲樓，幾乎不用裝，有錢人家的戲台，本身就是雕樑畫棟的，請一班戲來，所謂布景、道具，也就一桌、二椅、三搭簾，「搭」是桌椅的搭布，「簾」是門帘、床幃，為了表演，做些必要的遮擋而已。那時沒有裝台這一說。演一晚上戲，就一個「撿場的」，桌椅搬上搬下，床幃挪進挪出，有時還兼管著後台的服裝、衣帽，業內叫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後來開始演時裝戲了，就講究一點環境的真實，過去靠表演就能說清楚的進門、跳牆、織布、紡線之類的做工戲，都用實物代替了，進的是真門，翻的是真牆，織布、紡線車也都是真木實料的能推能轉，以至弄得越來越邪乎，有的演出，竟然把真驢真馬、真汽車、真飛機都拽上了舞台，裝台這一行，不火都不由人了。

  其實最早裝台，主要還是靠演出團體的自家人，樂隊、演員、後勤人員一合手，畢竟是搞藝術，不是搞建築，不是搞各種水利、土木、機械、鋼鐵工程，局外人焉能染指。但後來舞台裝置越來越像搞建築、水利、礦山、木材、鋼鐵、機械加工，這些藝術家就不得不退位了，加上那活兒，已不需太多的藝術思維，只要照技術圖紙這隻「貓」，畫出「老虎」就是，且基本都是重體力活，因而，就把一群特殊的裝台人推到了前台。

  因為工作關係，我與這些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們是一撥一撥地來，又一撥一撥地走，當然，也有始終如一，把自己無形中「釘」在了舞台上的。熟悉了，我就愛琢磨他們的生活。他們大多是從鄉下來的農民工，但也有城裡人，往往這些城裡人就是他們的「主心骨」、「洪常青」，當然，也有的，就成了他們的「吸血鬼」、「南霸天」。別看裝台是個小行當，可在一個文化的熱鬧期，這行當就被放大了，有時幾乎到處都升起了吊著巨幅GG標語的氣球，那氣球包裹的中心，就搭建著一個又一個希望放大、放飛、炒紅自己的舞台。因此，裝台又不獨指文藝演出的舞台；演員，也不都是靠演唱討生活的職業演員，有的可能是企業家，有的可能是銀行家，有的可能是政治家，有的還可能是出家人，連知識分子也多有魂不守舍的，由「素心」變「葷心」，由「斗室」進「道場」，反正都在表演，都需要一個十分搶眼的舞台。

  裝台人與舞台上的表演，完全是兩個系統、兩個概念的運動。裝台人永遠不知道，他們裝起的舞台上，那些大小演員到底想表演什麼，就需要這麼壯觀的景致，這麼富麗堂皇的照亮？而舞台上表演的各色人等，也永遠不知道這台是誰裝的，是怎麼裝起來的，並且還有那麼多讓人表演著不夠愜意的地方。反正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裝台的歸裝台，表演的歸表演。兩條線在我看來，是永遠都平行得交匯不起來的，這就是我想寫裝台人的原因。

  小說說到底是講生活，他們在生活，在用給別人裝置表演舞台的方式討生活。他們永遠不可能登台表演，但他們與表演者息息相關。當然，為人裝台，其本身也是一種生命表演，也是一種人生舞台，他們不因自己永遠處身台下，而對供別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甚或砸場、塌台、使壞。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棄對其他生命的溫暖、托舉與責任，尤其是放棄自身生命演進的真誠、韌性與耐力。他們永遠不可能上台，但他們在台下的行進姿態，在我看來，是有著某種不容忽視的莊嚴感的。

  我與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交流。尤其是當我準備寫他們的時候，還有意與其中幾位比較熟悉的，進行了長談，並且做了好多筆記。魯迅說，他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我小說中這些人物與故事，也在偷著向魯迅學，是黏合起了好多裝台人的形象，最終摶成了刁順子這樣一群特殊的裝台人。

  底層與貧困，往往相連結，有時人生只要有一種叫溫暖的東西，即使身在底層，處身貧困，也會有一種恬適存在。最可怕的是，處身底層，容身的河床處處尖利、兀峭、冰冷，無以附著，再加上貧病與其他一些生命行進裝備的胡亂組裝，有時連親人也不再相親，兒女都羞於倫常了，更遑論其他。問題是很多東西他們都無法改變，即使苦苦奮鬥，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們突然抖起來、闊起來、炫起來，繼而讓他人搭台，自己也上去唱一出體面的大戲。他們永遠都不可能在森林裡遇見連王子都不跟了，而專愛他們這些人的美麗公主，抑或是撞上天天偷著送米送面、洗衣做飯，夜半飄然而至，月下勾頸擁眠的動人狐仙。他們只能一五一十地活著，並且是反反覆覆，甚至帶著一種輪迴樣態地活著，這種活法的生命意義，我們還需要有更加接近生存真實的眼光去發現，去認同。

  無論寫作時，還是寫完後，我還都沒有琢磨出更多的意義，只是因了那些不能忘卻的記憶。我沒有整塊時間去梳理這些記憶，只能在晚上和節假日休息時間，去一點一點地接近他們，還原他們。

  眼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時間都去哪兒了》，問得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時間，再回刷一次屏。其實一個再忙的人，哪怕忘了吃飯、誤了約會，都不缺交給心靈的時間。我覺得寫作，就是肉身給心靈的思想匯報。記得幾年前寫長篇小說《西京故事》的時候，每天晚上六點下班後，就開始給自己匯報思想，直匯報到凌晨一兩點，第二天上班反倒是清醒的。一晚上不匯報，哪怕九、十點就上床，早上開會反倒打哈欠。前一陣看新聞，好像開會丟盹，在某個國家還是要拿大炮斃腦袋的事體。可見清醒有多重要啊。一個人忙一天，晚上若能把精神盤存一下，當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無論得意也罷，失意也罷，高興也罷，不快也罷，能定期定時盤整回望，當更有助於明天後天那些驚人相似且帶著輪迴樣態的生活面對。對於我，這個盤整就是寫作。

  業餘時間，我喜歡把自己關起來，擰了反鎖，拉了深色窗簾，讓暗室只留一個光源，能照耀出一塊僅夠罩住兩隻伏案胳膊肘的光圈足矣。光圈以外的地方，越幽暗越好，目光止處，思想前行。寫不下去了，我也會一個大禮拜重讀一遍《悲慘世界》，或《卡拉馬佐夫兄弟》，或《霍亂時期的愛情》什麼的，出了門，所有的物質，包括人，都是四個以上的多維影像。熟人見了，還疑似我目中無人了。讀書與寫作，對我是一種盤存，更是一種能孤獨享用的快樂與休息，無論生活中，你經歷了多少無奈、傷害與精神痛楚，一旦進入寫作，那些神經都會變得麻木起來，只有筆下的人物借我的軀殼不住地抖動著。有人說，我總在為小人物立傳，我是覺得，一切強勢的東西，還需要你去錦上添花？即使添，對人家的意義又有多大呢？因此，我的寫作，就儘量去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尤其是尋找一點奢侈的愛。與其說為他人，不如說為自己，其實生命都需要訴說，都需要舔傷，都需要愛。

  感謝作家出版社不棄，副總編輯黃賓堂先生親自審讀拙作，並給予鼓勵，責任編輯李亞梓老師，更是認真負責，為成書，甚至耗掉不少由北京到西京的長途資訊費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先生，著名作家劉震雲、阿來先生撥冗推介，讓《裝台》平添了一份「上演」的信任，在此一併謝忱！

  2015年5月26日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