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蘇聯研究者見面了

  不久，又出現了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可以切實做點兒什麼，也許真的能讓兩個國家聯手探索火星。

  我在桑塔芭芭拉的朋友簡·諾貝爾把我的發現告訴了她的朋友：製片人大衛·伍爾孔波。7月下旬，伍爾孔波恰好要來舊金山，他想順便到位於東灣的我家拜訪，看看火星的照片。

  巧的是，他過幾天要去莫斯科與蘇聯談判一個名叫「空間之橋」的項目——使用一顆雙向衛星，在美國與蘇聯的一些城市播放電視節目。

  看完照片後，我們談了幾個小時，我拿出弗拉基米爾·埃文斯基的論文給戴維看，然後問他：「你明天能帶幾張照片和我的論文到蘇聯去嗎？能不能幫我找到這個弗拉基米爾·埃文斯基，把這些資料轉交給他？我想讓他知道我們兩人的想法非常接近，而他手中甚至可能還沒有海盜號的真實照片。」

  伍爾孔波一口答應，我小心地把最後兩張火星之城與「火星臉」放大照片的其中一張捲起來。如果通過這張照片能夠開啟美蘇之間關於火星異常地物的對話，這樣做完全值得。

  伍爾孔波非常熱心，他希望在與蘇聯談判時提到我們的事情，並且放在「空間之橋」節目中播出。勞滕貝格與我都覺得時機還不成熟，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在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情況將在美國與蘇聯的電視欄目中播出，而在基本的科學研究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就在電視上談論「火星紀念碑」，可能會適得其反。我們還覺得，這樣做也會破壞兩國的合作前景。

  最後伍爾孔波只好同意在「火星臉」的問題上保持低調，只幫我把東西轉交給埃文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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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周過去了，因為一直沒有得到埃文斯基的回信，勞滕貝格和我決定「開闢第二戰場」。根據「非正式外交」原則，這很正常，特別是對於蘇聯這種喜歡保持神秘的國家而言。

  由於我與埃文斯基的聯繫方式非常不正式，所以我們想出一個正式的交流方式：給蘇聯的「NASA」（屬於他們的國家科學院管轄）負責人發一封項目建議書，並且附上一封信。幸運的是，我們的新項目助理吉姆·希克曼恰好也要去莫斯科——他在著名的加利福尼亞埃薩倫學院負責蘇聯交換生項目。希克曼是非正式外交的先行官，他主動提出把我們的信件轉交給主管此事的蘇聯有關部門。

  這次行動並非兩名獨立研究者之間的交流，而是加利福尼亞大學致蘇聯國家科學院的建議。蘇聯人對獨立研究者的看法與西方國家很是不同，他們認為，無論所謂的「獨立研究者」如何表現，他們最終代表的都是美國政府。而他們遲遲不作出回答的原因，也許是搞不清自己回應的人是誰、對方是想要惡作劇還是代表來自政府的誠摯邀請。我們希望，以加州大學的官方名義與蘇聯溝通，能促使他們作出回應。

  1985年1月，爭取蘇聯合作的機會再次出現。

  我從伯克利前往紐約，再到北卡羅來納（趁著聖誕假期與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團聚），然後去華盛頓，再到紐約，再回華盛頓。這趟「曲折之旅」的目的卻很簡單：繼續為研究募集資金。

  而且，我還聽說1月12日在國家科學院有一個重要會議，會議的主辦方包括卡爾·薩根的行星協會。會議主題是「太空武器：太空技術在民用領域的應用」，人們還給它起了個綽號——「星球大戰會議」。與會者基本分為「星球大戰計劃」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兩大陣營，討論就在他們之間展開，蘇聯國家科學院宇宙研究學院的院長羅爾德·薩捷耶夫還將發表預測未來美蘇太空合作局面的談話。

  對我來說這是個理想的場合，因為可以與蘇聯代表團的成員見面——特別是薩捷耶夫，並邀請他們參與我們的火星項目。

  觀摩了上午的辯論會，我吃驚地發現，「星球大戰」的爭論與火星計劃的本質問題「賽多尼亞的異常地物是智慧生物建造的嗎？」之間存在有趣的相似之處。

  「星球大戰計劃」的反對者熟練地引用了各種數據，來證明該計劃是無法成功截獲蘇聯飛彈的。而且，與其說它能把飛彈打下來，不如說可以把越來越多的飛彈發射出去。這簡直是在浪費美國國防資金。

  而該計劃的支持者也熟練地引用了同樣的數據，勾畫出一副理想得多的圖景。所謂的「多層防禦」和「助推段鎖定目標」可以有效地阻止任何入侵——敵人的飛彈剛一發射就會被制止。

  同樣的數據，兩個極端的不同解讀。

  午餐休息期間，我站在國家科學院的穹頂下面與幾位朋友交談，突然瞥見卡爾·薩根大步穿過科學院的圓形大廳。他很快看見了我，於是調整了一下前進方向，恰好從我們身邊走過，隨口問我：「你打算在這待上一段時間嗎？」

  我知道薩根的來意……不是為了討論新太空防禦計劃的。

  幾個月前，《發現》雜誌的文章發表之後，參議員斯帕克·松永曾經在國會召開聽證會，討論薩根提出的美蘇合作火星探索項目的實現方式。勞滕貝格與經濟學家大衛·韋伯曾在華盛頓和薩根、哈爾·馬蘇爾斯基以及路易斯·弗里德曼（行星協會的執行主管）見過面，他倆給薩根看了一些可能對火星探索有幫助的「海盜號」照片。

  卡爾沉默地察看著勞滕貝格的放大照片（這是他數月前從我那裡「借走」的），還時不時地給弗里德曼指點一下——說明這些照片引起了他的特別興趣，弗里德曼卻堅定地拒絕看它們，還說所謂的火星遠古文明「完全是胡說八道」。

  卡爾還研究了一下我們以加州大學名義提出的建議——引進新的圖像處理技術，分析他剛才仔細看過的這些照片。

  看完之後，薩根鼓勵勞滕貝格和韋伯繼續為加州大學的火星計劃打好基礎，但他也表示，一旦研究成果公布，如果把握不當，可能會起到錯誤的輿論引導作用。

  有趣的是，他甚至把韋伯拉到一邊，特意強調說，如果有人問起來，他會「否認今天與你們見面的事……而且我也沒有看過那些照片」。

  現在，在國家科學院的穹頂下面，卡爾·薩根竟然主動和我——所有麻煩的焦點——說話。我們已經認識了15年，早在我們把「先驅者10號金屬板」的主意告訴薩根之前，我們就認識，所以我心裡很清楚他的意圖。

  「你是不是還對火星上的東西感興趣？」這是他的開場白。

  我們兩人都靠在一根巨型大理石柱子上，一共有十二根這樣的柱子支撐著科學院的穹頂，一些人故作鎮定地看著我們，表情和動作卻難掩好奇之意。

  薩根是著名的公眾人物，也是行星協會的主席，他的舉動自然是人們注目的焦點，大家通過觀察他的行為來猜測其想法。現在，薩根在科學院圓形大廳這麼顯眼的地方與一個「陌生人」講話，毫無疑問會引起路過者的興趣。

  「是的，」我一邊回答，一邊擔心周圍人會「竊聽」我們的談話。

  「你還打算寫一本相關的書嗎？」這是他下一個問題。

  啊哈！此次「偶遇」的真實原因浮出水面了。

  「是的。」我又說，意識到這是他最關心的事情。我會寫一本書，讓全國的人都來關心火星上的東西。

  在某種程度上，薩根似乎有討好的意思。他很了解所謂的科學出版物，其本人就曾獲得普立茲獎，他擔心我的書可能吸引較多的讀者，從而造成政治效應——而這正是我的打算。

  火星異常地物的存在以及它們向現代科學提出的難解謎題——這些內容確實會吸引一大批讀者。

  「你知道嗎，」薩根接著說，「有人委託我評價所有關於那些『東西』的論文和資料……」

  「是的。」看起來這個詞是最合適的回答，我只好第三次重複一遍。我回想起薩根對約翰·布蘭登堡的獨立研究小組論文的評論——論文的對和錯都不重要，關鍵在於作者沒有資格參加討論。

  「我相信你已經看過我寫的這方面的論文了，」我提醒他，想起他看到我對伊利森金字塔的評論時的表現，「它就在『加州大學建議』的附件里。」

  「是的，」他抗議道，「但是論文裡沒有插圖和示意圖。」

  「對，」我說，「我們做出插圖之前，論文已經裝訂好了，如果你想要，等我回到加利福尼亞，我可以給你寄一份帶插圖的論文。」

  這場條件交換似的對話，讓我覺得非常愜意。

  卡爾·薩根——尋找地外智慧生物領域的權威領袖——與一位可能找到地外文明證據的人正在互相刺探對方的動機，都試圖了解一個關鍵問題：火星上曾經存在生物的證據是不是真的藏在「海盜號」照片裡？我注視著大廳穹頂上的「普羅米修斯盜取天堂之火」與「阿波羅駕馭太陽車穿過天空」壁畫，它們表現的是源自希臘神話的西方文明精髓，代表一個文明的起源，決定著人們的世界觀……我和卡爾·薩根靠著的柱子所支撐的穹頂，似乎是人類哲學的隱喻，與我們研究與探尋的內容息息相關——我們是誰？從哪裡來？

  我帶著強調的語氣表示：「我希望完成這些數據的研究，我希望徹底弄明白這一切。我想知道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它們為什麼會在火星上！」

  卡爾·薩根好笑地看我一眼，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

  「好吧，」他最後說，「我猜我們可以互相交換一下在文獻上發表的論文。」

  所謂的「文獻」當然是討論科學問題的傳統陣地——正規科學期刊。薩根既然這麼說，就是承認火星問題確有討論的必要性。這是我們招募他加入研究的第一步。

  然而，現在回想起來，雖然薩根確實擔心我們的研究會產生一定的公眾影響，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在其他方面我的推斷都是錯誤的。

  下午的重點是，我將會見蘇聯國家科學院宇宙研究院院長羅爾德·薩捷耶夫博士。

  我決定等到會議結束再找到薩捷耶夫，邀請他與美國合作進行火星研究。這樣做有兩個原因：首先，當時以我的能力還遠不能引起薩捷耶夫的重視，還有就是我們根本不了解這個薩捷耶夫究竟是誰。

  在會場中等待的時候，我看到他在主席台，正和幾個與會者交流，並回答聽眾的提問。我想，在我正式邀請他參加火星研究之前，也許這就是他與美國進行合作「研究」的主要方式。

  薩捷耶夫對「星球大戰計劃」的看法並不出人意料：他認為，人類應該和平地探索宇宙，而美國總統提出的這一計劃不利於實現這個目標，特別是將會影響到未來的美蘇合作。

  雖然他與蘇聯官方腔調保持一致，表示里根總統提出的戰略防禦計劃是為了「太空軍事化」，但我看得出來，他對星球大戰計劃的反感是發自內心的。薩捷耶夫顯然認為，美國的新太空防禦計劃將在技術上與防禦戰略上徹底敗北。然而同樣重要的是，從他的專業觀點來看這一計劃也將對未來的行星探索產生重大影響：它會使美蘇兩國把本該屬於行星探索的資源都用於太空軍備競賽。

  意想不到的是，他重複提到「將要在火星上發現的奇蹟」，也許是暗示美國與蘇聯聯合探索火星——如果美國提前部署「星球大戰計劃」的話。我發現，薩捷耶夫對星球大戰的反對是基於他個人的觀念與科學方面的考慮。他懼怕的是，如果防禦計劃失敗，即使一場小規模的核戰爭也會導致「核冬天」的到來。

  換言之，他看起來是個嚴肅認真的科學家，致力於探索宇宙的奧秘，而不僅僅是個政客。我希望他對賽多尼亞地區的神秘地物研究持歡迎態度，支持相關的合作研究。

  會議主辦方開始設宴招待與會者和新聞媒體，我認為這是向薩捷耶夫介紹我自己的好機會。

  科學院的圓形大廳再次熱鬧起來，觥籌交錯間，我終於和薩捷耶夫見面了。他旁邊站著一群蘇聯駐美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我懷疑其中幾個一定是克格勃——面無表情，在一旁暗中監視人們的談話），儘管如此，我還是迎上前去。

  「薩捷耶夫博士，」我說，「我名叫迪克·霍格蘭德，我這裡有——」我拿出加州大學建議書，「加利福尼亞大學的一份項目計劃書，裡面列舉了我們發現的火星上的一些奇怪現象，還有一份願意對此進行深入研究的科學家的名單……」

  「是的，」薩捷耶夫回答，我甚至還沒說完，「我看過這份文件。」

  這說明吉姆·希克曼的「信使任務」成功了！

  「好的，如果你看過的話，」我繼續說，儘量表現得冷靜克制，「你已經知道它的內容了。我想正式邀請你參加這個重要的研究，如果火星地物確實如我們中的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我們的合作對於解決這個問題將是至關重要的，也對我們兩個國家的未來關係有利。」

  這時，所謂的「大使館工作人員」開始用非常奇怪的眼神看著我，再加上薩捷耶夫的反應，我立刻意識到，他們還沒確定如何回應我們的邀請——這也是我們幾個月都沒收到回復的原因。不過，這是他第二次見到建議書，而且受到我的當面邀請，至少這有利於開啟接下來的協商階段。

  我鄭重其事地把文件交給薩捷耶夫，他立刻把它交給其中一名「使館工作人員」。見此情景，我得體地告退，順便表示我誠摯希望他能「在研究我們的建議之後」答覆我們的邀請，接著便向吧檯走去。

  這時，我發現了薩根，他顯然從大廳另一邊看到了我與薩捷耶夫見面的全過程，我很想知道他對此事的憂慮會如何影響到他在蘇聯科學院中的同僚，以及美蘇聯合火星研究。

  再過幾個月我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