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界遭到的冷遇

  1984年7月，「第二次火星案例研究會」即將在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德校區召開。會議的主辦方包括美國行星協會火星學院、波爾德科學與政策中心、國家空間學會以及美國宇航學會。

  換言之，這是正統的行星科學研究界舉辦的會議。

  而我們這個號稱已經找到「火星過去存在生物」證據的獨立研究小組，也受邀參加這場以「秉承注重事實、客觀判斷的科學中立精神」為宗旨的嚴肅聚會。根據自己對上一次會議的了解，我感到一絲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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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很多事情都是說不準的……

  會議的第一道障礙物是約定俗成的報告形式。按照傳統，一般的科學會議都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會議部分，發言者口頭向一組同僚闡述其觀點；其二是展示部分，把參會者的論文張貼在公告板上，展示給大家看。展示通常在正式會議的休息時間進行。

  一篇論文，無論是拿到會議部分上闡述，還是放在休息時間展示，都完全由會議主席決定，而此次會議的主席是科羅拉多大學空間科學專業的卡羅爾·斯托克。

  斯托克第一次與約翰·布蘭登堡談話時便明確表示，我們的論題「太過邊緣化，偏離了本次會議的主題——未來的火星殖民」，因此，她能做的只有把我們的論文放到展示部分。

  這種安排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我們在給論文起題目時的優柔寡斷所導致的：約翰先是想了一個體現迪彼得羅與莫倫納長期以來的工作成果的題目——《火星上的異常地物之四：根據多次火星探索所作的研究》。因為1981年的火星案例研究會上，迪彼得羅與莫倫納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連展示論文的機會都沒得到，而我覺得這樣做不對，就堅持要用一個表現我本人以及我們團隊研究新進展的題目：《火星獨立研究團隊的初步發現：原始居民新證據？》我認為這個題目既與會議的主題一致，又可以準確反映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會議的主題是「火星未來殖民」，而我們研究的則可以算作「火星過去的殖民」。

  不過，我們不打算因為論文只獲得了展示資格而與主辦方爭論，我們決定順其自然。畢竟，我們已經受到了比迪彼得羅與莫倫納在1981年更好的待遇，至少能參加此次會議！這意味著「海盜號」任務過去八年後官方對「智慧生物假說」的認可，顯然是一種進步。

  越過第一道障礙，我們又面臨另一個：如何描述我們的發現！

  科學的宗旨應該是客觀的、與價值無涉的，當研究對象十分遙遠，而且與研究者自身利益無關時（例如測量某個遙遠星系的原子輻射），這些就很容易做到；而當研究對象離得較近（從實際距離與心理而言），例如像我們這樣在附近的行星上尋找古代文明存在的證據時，事情就有些難辦。

  不過，我們處理得很成功。

  然而，最後還要面對的是達成共識的問題——5月底，我們把論文摘要寄給會議主辦方，供他們將這些內容加到提前分發給與會者的材料中。摘要內容如下：

  「題目：《火星獨立研究項目團隊的初步發現：火星異常地物的新思路》。」

  在摘要中，我們用上所有能夠搜羅到的各種科學術語，以實事求是的語氣概括了整篇論文。

  「……基於這些考慮，本項目的研究人員一致認為，目前尚未找到任何有說服力的理論，可以解釋『海盜號』照片中出現的異常地物。我們還認為，這些地物是某個已消失文明遺址的可能性是再也不容忽視的。」

  我們明顯讓會議組織者感到難堪，這非常奇怪，因為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火星案例研究會議上，還是這些組織者，他們那時候以身為主流行星研究領域的局外人為榮。他們的口號並不受歡迎——「我們應該為人類重返火星而努力」。

  而他們重返火星的目的非常驚人：殖民！

  他們甚至自稱「火星地下黨」，只要支持火星殖民這個瘋狂的念頭、徘徊在「主流行星研究領域邊緣」的人都可以成為他們的一員。然而現在，這批曾經自稱「激進派」的人卻在1981年的會議上禁止討論迪彼得羅與莫倫納關於「火星臉」的研究成果。

  顯然，1984年的會議上，他們的規矩並沒有改變。

  有人彬彬有禮地歡迎我們的觀點——「噢，這很有趣」，有人則粗魯地表示它們純屬荒唐——「但是……火星人怎麼沒有修路？！」

  我曾經提前打電話「警告」其中的幾位老朋友，我們將展示什麼樣的論文，而他們的表現甚至更加古怪。其中一位著名的太空專家不僅拒絕聽布蘭登堡介紹，還拒絕和我共進午餐，因為他不想與我討論我們在論文中提出的數據和它們的意義。然而，幾個月後，在一份著名的國際刊物《歐米尼》上，他卻聲稱自己熟知「智慧生物假說」並且非常有信心駁倒它。他表示：「……霍格蘭德（關於『火星臉』照片以及太陽角度的）的主張根本不符合事實。」

  勞滕貝格在說服行星學界研究者的過程中也沒有取得多少成功。他試圖以即將成立的加利福尼亞大學火星研究小組的名義，聯繫會議主辦方之一、火星學院的負責人克里斯·麥凱。然而當他問麥凱：「您是否希望加入一個新成立的正規小組來研究該問題呢？」對方乾脆地回答：「這些照片連NASA都沒有研究定論，你們又能搞出什麼名堂？」

  如果連NASA都沒發現「海盜號」拍的照片裡面有什麼蹊蹺，我們又怎麼能發現？這種觀點是會議上大多數行星學界專家的普遍反應。

  我的回應是：「不去嘗試，永遠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但是沒有扭轉大局。

  甚至當我表示「NASA沒有把這些照片中的全部數據都挖掘出來，而迪彼得羅與莫倫納憑藉有限的資源卻做到了這一點」時，也沒有改變大家普遍認為「NASA不可能犯錯誤」的印象。

  在這些科學家對我們的否定背後，隱藏著惡毒的言外之意：局外人不能插手他們的領域。他們似乎在說：「只有我們才擁有研究火星照片的專業能力……而且只有我們有資格斷言火星上是否有生命！」卡爾·薩根也曾經比較委婉地告訴布蘭登堡：你們是正確或者錯誤的都不重要，先生，關鍵在於你們有沒有參與討論的資格……

  同樣令人煩惱的是報導此次會議的記者們的一知半解。遇到涉及我們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大部分看起來都對NASA的「規矩」持贊同態度，這與新聞界在「水門事件」時候的表現截然不同。畢竟，對於一個投入10億美元公款「搜尋火星生命」（而且可能一無所獲）的官方機構而言，如果承認我們的發現，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假如我們這批「圈外人」真的取得了官方機構無法取得的成就，他們又該怎麼辦？NASA將給國會和公眾留下怎樣的印象？

  然而，對於NASA這種「希望討厭的火星獨立研究者走開」的態度，報導會議的記者似乎沒有人意識到它是十分危險的。

  為《發現》雜誌采寫會議報導的記者在最後定稿時甚至根本沒有提到我們的論文——儘管論文的作者來自各大著名機構，如美國斯坦福國際研究院、加利福尼亞大學和桑迪亞實驗室等等。原因很簡單：我們不是「圈內人」，所以我們不存在，聽起來很熟悉吧？

  而這種「奧威爾式」的潛規則後來甚至影響到了會議本身：大會論文負責人克里斯·麥凱向我們索要了團隊合創的論文，用於編入會後出版物。然而不知為什麼，共40頁的論文卻沒被編進會議記錄中，好像我們從未參加過會議似的。

  不過，我不能就此斷言，我們會一直吃閉門羹。

  對我們來講，會議的可圈可點之處在會場與正規議程之外。我到波爾德去的真正原因，是尋找機會與到場的一些關鍵人物面對面地討論某些數據，他們對我們下一步的研究——制定「重返火星」的長期戰略——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這些關鍵人物其中之一是哈爾·馬蘇爾斯基。他是一名高級地質學家，任職於亞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美國地質調查局天文學分部。

  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哈爾和我保持了近15年的遠程聯繫，當時我剛剛加入CBS的新聞欄目，開始為沃爾特·克朗凱特以及「特別事件新聞組」采寫「阿波羅號」與「水手號」項目的報導。作為一名傑出的科學家，馬蘇爾斯基有一種認真謹慎與大膽好奇兼具的品質。他正直坦率，勇於探索未知領域和捍衛乏人問津的冷僻觀點，這總會給我驚喜。

  自1971年「水手9號」項目開始，哈爾一直處於「火星渠」爭論的前沿陣地。他堅持認為火星表面一度存在液態水，而以當時的情況，即使提到火星上可能存在過流動的水，都會被大多數行星科學家踢出主流圈子之外；馬蘇爾斯基甚至走得更遠，他在各種會議上多次指出，「水手號」拍攝的照片顯示，火星過去曾出現過一個溫暖濕潤的時期，他甚至大膽地推測，照片中的地貌與地球上河谷的成因是相似的——

  都是瀑布形成的！

  因為我們需要幾位一流的地質學家加入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火星研究小組，而至少有一位要熟悉常見的火星地質問題以及相關的爭論，毫無疑問，我的第一選擇就是哈爾·馬蘇爾斯基。實際上，他也打算參加波爾德會議，宣讀一篇主題為「備選火星車/樣品返回登陸點」的論文。這對我來說，是把我們的研究成果當面介紹給他的好機會。雖然之前哈爾沒有加入我們的火星獨立研究項目團隊，但通過他，我們就有可能呼籲科學界安排一次探索火星賽多尼亞地區的項目——如果以後美國打算重返火星的話。

  因此，布蘭登堡的十分鐘陳詞開始前，我按捺住興奮的心情，與哈爾·馬蘇爾斯基一起站在會議展示室里，指著一張11×14英寸的D&M五邊金字塔放大照片，直截了當地問他：

  「你能解釋這個嗎？！」

  馬蘇爾斯基好幾分鐘都沒說話，只是站在那裡，盯著照片中的異常地物。布蘭登堡陳詞結束後，他才轉向我和布蘭登堡，提出他的看法。

  科學家、前太空人布萊恩·奧拉利的反應也很有趣。他是為了到火星去才立志做太空人的，他還是個為人忠厚的行星科學家，1974年曾擔任「水手10號」水星無人探索任務圖像小組的副組長。

  這些豐富經驗使得奧拉利成為從事我們新研究項目的理想候選人，如果能吸引更多的擁有多樣化背景的研究者，我們就能儘快建立起一個科學模型，來有效解決火星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