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生猛的商幫：粵商與浙商

  晉商與徽商，雖然當地政府、專家及學者們還在津津樂道地探討著，但是，作為一個強有力的商人群體，他們早已煙消雲散了，只不過在其故土上還保留著一些飽含著傳奇色彩的高樓深院、古宅大房。而今，獨領風騷的是重新崛起的浙商與粵商，尤其是浙商，他們大有攻城略地、席捲八荒、氣吞萬里之勢。有人歡呼，有人敬佩，有人驚恐。正因為浙商厚積薄發的凌厲攻勢，尤其是最近兩年「長三角」的高歌猛進，消失已久的商幫又激發起了專家、學者、媒體及民眾的濃厚興趣。

  建國之後的30年，由於計劃經濟占主導地位，沒有真正的流通及產業，也就根本沒有所謂的商幫。改革開放25年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新時期的商幫風雲際會，應運而生。如果說，前20年粵商因為天時與地利成為了最有江湖感召力的商幫，那麼，在此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幫可能會奏響歷史的最強音。

  憑藉改革開放試驗田的先發效應，粵商成為最具感召力的商幫

  1978～1993年，即從正式改革開放到中國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前，幾乎是廣東獨霸外貿的時期。換句話說，這15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針對香港人的改革開放。這一時期祖國大陸70%以上的外資是港資，其餘30%才是所謂的國際資本。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促進了香港地區的繁榮，反過來，香港又帶動了與之一衣帶水的祖居之地——廣東。15年的外貿獨占讓廣東完成了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又鑄成了廣東經濟革命性的變化，廣東經濟的巨大成功反過來支撐了全國改革開放的雄心和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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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當時鄧小平同志要讓廣東先殺開一條血路？為什麼會選擇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第一，歷史上廣東就有開放的傳統，粵商因其處於特殊的區位，很早就有海洋意識、國際意識，因此，廣東人的外向性很強。第二，在地理上廣東與香港一衣帶水、唇齒相依，開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資，又可以近距離地震撼港人的心靈，為平穩收回香港埋下了重重的伏筆。第三，廣東長期是「化外之地」，即使改革開放的試驗失敗了，國內大局也不會受到大的影響。第四，按照黨一貫的思維和以往的經驗，一般是要先做樣板，成功了才會加以推廣。

  為什麼說這15年的改革開放主要是針對香港的改革開放呢？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香港地區是祖國與全球尤其是與西方發達國家對接的唯一通道。像打排球一樣，當時全國人民的球都托給廣東這個二傳手，它再轉託給香港地區這個扣球手，香港地區再將球扣向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扣向全世界。這樣，整個中國催肥了香港地區，也催肥了廣東。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廣東就像一個靠祖上的家產過著養尊處優生活的富家弟子。那時的廣東人賺錢簡直太容易了，連當時的民謠都說「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廣東不知道錢少」。多少熱血青年、仁人志士拋棄工作、檔案，告別妻子、兒女，跑到「珠三角」，以至於一時大地東南傾、孔雀東南飛。那時全國人民對老廣是又愛又恨，既羨慕，又排斥。即便是像中央電視台這樣嚴肅的主流媒體，在小品、相聲中諷刺暴發戶、奸商之時，其諷刺的對象操的往往都是帶廣東味的普通話。

  粵商一夜暴富春風得意，浙商堅韌不拔艱難創業

  當廣東的抽油煙機、洗衣機、冰箱、錄音機、電視機、飲料、電子表、遮陽傘、彈簧秤、尼龍襪、柔姿紗、T恤衫等風靡中華大地的時候，當廣東人操著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話昂首挺胸地遊走於中國的大街小巷、亭台樓閣、高樓大廈的時候，當廣東兵團扛著組裝的洋槍洋炮大舉「北伐」的時候，浙江還沒有商幫，因為它沒有廣東的天時和地利，沒有什麼優惠政策，也沒有什麼外商的投資。

  20世紀80年代的「長三角」，還完全籠罩在計劃經濟的雲霧之中。而這些浙江人，這些農家子弟，這些草根階層，卻在寂寞、孤獨中遊走於中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甚至天山腳下。男人彈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則擦鞋、修鞋、補鞋。那時的浙江商人，連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等地的人都可憐他們。當這些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還沉浸在「三畝薄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時候，浙江商人正經歷著地獄之火的磨鍊，的確是「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其實，整個中國25年來的發展歷程，就是粵商與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進化的歷程。它們以獨特、鮮明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幅新時期的「清明上河圖」。

  粵商與浙商，在本質上都有共同之處：千辛萬苦、絞盡腦汁地完成了原始積累。但因各自所占據的天時、地利不同，其由「蝌蚪」變「青蛙」的進化方式也完全不同：一個是富家子弟；一個是貧家孩子。粵商猶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開了強盜藏寶的山洞，而錢來得太容易，蘿蔔快了不洗泥，容易養成一種暴發戶心態。而浙商「創業艱難百戰多」，其財富積累的過程猶如針尖挑土、聚沙成塔，像唐僧取經一樣，歷經了九九八十一難。這種煉獄般的進化，培育出了浙商堅韌不拔、刻苦勤奮、雖九死而猶未悔的執著精神。只要雲開霧散、天時更新、地利變化，這種在苦難中磨鍊而出的精神就會釋放出超強的能量。

  台灣地區著名作家龍應台曾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朋友從以色列來，帶給她一蓬枯草，它像已死掉一樣，沒有生氣，很難看。朋友告訴她，這叫沙漠玫瑰，把它浸泡在清水中，幾天以後就會復活；倒掉水，它會漸漸枯萎。藏上一兩年，再置於水中，它又會復活。半信半疑的龍應台將這捧乾枯的雜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沒有絲毫動靜；第二天，雜草從中心開始向外舒展，有一點綠意；第三天，模糊的綠已變成實實在在的綠；以後每一天，它的綠意都頑強地向外延伸著；到了第八天，展現在她眼前的是完整、飽滿、豐潤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復活了！

  而浙商就像這種沙漠玫瑰——嚴酷的生存環境造就了這些草根人物摧不垮、錘不癟、打不爛的強健生命力。氣候惡劣時，它會慢慢枯萎，了無生氣，但是只要有一點點清水、有一點點雨露，它就可以漸漸地復活，一圈又一圈頑強地擴展著它的綠意，演繹出驚天動地的生命讚歌。

  所以，當中華大地黎明破曉、春暖花開時，當狂飆突起、各個階層重新大洗牌時，當那些長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補鞋匠的內地「圈養動物」們茫然不知所措時，身為「野生動物」的浙江商人卻在如魚得水、虎嘯山林。

  粵商組裝洋槍攻城略地，浙商不棄薄利伺機而動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廣東媒體的都是諸如「廣東的崛起」、「大潮湧珠江」、「小廣東長高了」等新聞。那時的珠江東岸包括深圳、東莞、增城及惠州的一部分，利用「兩頭在外」的經濟模式，不僅形成了一條充滿活力的工業走廊，而且還探索出了一套「前店後廠」的模式，促成了「珠三角」與香港之間唇齒相依、良性互動的經濟關係。而以南海、順德、中山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雖然沒有東岸那樣的地緣優勢，但作為連接國內外市場的二傳手，其優勢也非常明顯。於是，西岸城市憑藉其先行一步的地緣優勢，將國外先進技術、全新理念及時尚消費品引進來，大做國內市場。電子、家電、建材、化纖等企業紛紛崛起，出現了粵商扛著組裝的洋槍洋炮大舉「北伐」的盛況，樂從的家具、順德的家電、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鎮的燈飾、沙溪的牛仔布等蜚聲全國市場。

  其實，這種依靠組裝的洋槍洋炮攻城略地、勢如破竹的廣東模式，並非是由於粵商多麼強大，而是因為它的對手太弱小。就像當年的清政府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時一樣，八旗兵的大刀長矛、棍棍棒棒，甚至畫符念咒，怎麼抵擋得住西洋的洋槍洋炮呢？從某種意義講，大清的覆滅是冷兵器敗給了熱兵器。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的成功，也不僅僅是廣東的勝利，它還是一個時代對另一個時代的勝利。

  與此同時，日漸壯大的浙商在做什麼呢？以溫州、台州商人為代表的浙商，那時正處於從「流氓」到「紳士」轉型的關鍵時期。他們也做實業，但因為沒有廣東那樣的天時和地利，只能從做假冒偽劣產品開始其從流通到實業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皮鞋差不多就是偽劣商品的代名詞。1992年前後我去溫州，發現他們很尷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們的假，比如他們先幫日本打火機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後竟做得跟真的一樣，但價格只有真品的1/10；另一方面，溫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因為當他們從「流氓」變成了「紳士」，開始生產自己的品牌時，比他們更弱小的同胞們又在模仿他們，侵犯他們的智慧財產權。

  總之，當粵貨風行中國之時，浙商一方面通過快速仿造或偷襲，實現角色的轉換（由流通商變成產業家）；另一方面則又像一位少了火氣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產一些針頭線腦的東西，不要說財大氣粗的老廣不屑一顧，連窮得起火的內地人也未必看得上。紐扣、拉鏈、線團、螺絲釘、線路板、低壓器、皮鞋、襯衣、西裝，無所不做。他們就像沙漠玫瑰，靜靜地等待著屬於他們的陽光雨露。

  粵商漸顯頹勢，浙商厚積薄發

  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浙商已經開始顯示出厚積薄發的強勁力量，比如義烏的小商品城、紹興的輕紡工業城等，它們起步的思路和氣度就非同尋常。進入21世紀，粵商日漸式微，浙商開始異軍突起。健力寶老闆鋃鐺入獄了，科龍易帥了，最具象徵意義的是樂百氏被娃哈哈徹底地擊潰，整個班子一起下課。

  歷史的車輪就這樣轉過去了。造成這種歷史循環的原因是什麼呢？其實，答案就在其成長的過程之中。廣東的先天優勢造成了粵商的後天缺失，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後天的優勢。這就叫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什麼是先天優勢？即得天時、占地利、具人和。所謂「得天時」，是指中國的改革開放，世界經濟的大轉型，全球產業的重新洗牌；所謂「占地利」，是指廣東臨近港澳，是中國連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橋頭堡，是中國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謂「具人和」是指廣東本身的開放傳統和意識。

  此外，在粵商崛起之時，整個中國正處於市場短缺的階段。企業承包經營、放權讓利、供給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領域的迅速開放，使占據960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費能量，而長期在計劃經濟之下形成的工藝水平和製造能力已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消費需求。在此背景下，廣東充分利用它的地緣優勢，通過香港地區將國外成熟的技術、現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質量優良的零部件大量引進，並快速組裝成洋槍洋炮，因此，他們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此時的競爭乃產品競爭，消費者的品牌意識還在沉睡之中。

  然而，風水輪流轉，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終於從短缺經濟全面過渡到過剩時代，從賣方市場轉化為買方市場。市場競爭也由產品競爭時代進入品牌競爭時代，品牌成為企業克敵制勝的不二法門，成為企業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翻開中國名優企業排行榜，不難發現，「農家出身」的浙商已經遠遠超越了身為「富家子弟」的粵商。

  浙商的狂飆突起與粵商的日漸式微，除了因為中國的經濟已經從短缺時代進入到過剩時代外，第二個原因是香港回歸之後，廣東外貿獨占的歷史也已經徹底結束了。遊戲規則變了，由原來的「打排球」變成了「踢足球」。誰有本事盤球過中場，就可以直接射門——這個門就是世界市場之門。伴隨著中國加入WTO，整個中國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香港已不是中國聯結世界的唯一通道，廣東這樣的二傳手也已經不再需要了。此時，上海首先將球踢向了歐美，山東的青島和遼寧的大連直接將球射向了日本和韓國，東北則將球踢向了俄羅斯。此時的競爭，已經不是客觀上的競爭，而是主觀上的競爭。「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浙商在改變客觀過程的時候，主觀世界所經歷的磨鍊與提升，是任何商幫都無法與之並肩的。

  第三個原因，整個中國的市場經濟從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到大張旗鼓、高歌猛進，民營經濟終於枯木逢春、異軍突起，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國的主流社會。浙江的民營企業「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短短几年就超過了號稱「市場經濟搖籃」的廣東。襯衫、西服、時裝、皮鞋、皮具、飲料、汽車配件、輕紡製品、電子產品等名牌，從深海中一個又一個地浮出水面。浙商過去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全部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就像沙漠玫瑰一樣，開始舒枝展葉，他們在艱難成長過程中積累起來的以及歷史所賦予的種種優勢，逐漸得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