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老闆是如何煉成的

  毋庸諱言，古老的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創造了震古爍今、登峰造極的農業文明。帝國的疆域遼闊，人口眾多，交通不便，信息不暢；乾旱、洪澇、山崩、地震，幾乎年年發生；邊境紛擾，外族覬覦；權臣、軍閥伺機蠢蠢欲動。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統治的手段是異常嚴密而殘酷的。

  正如孟德斯鳩所言：「在亞洲，權力就不能不老是專制的。因為如果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便要迅速形成一種割據的局面。」

  

  在這種特殊的地理、政治格局中，「士農工商」的排序就成為一種必然。在帝王的眼中，「商」很容易成為一股破壞性的力量，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孟德斯鳩還說：「在君主統治的政體下，貿易通常建立在奢侈的基礎上，雖然那裡的貿易也以實際的需要為基礎，但是貿易的主要目的卻是為貿易國獲取一切為它的虛驕逸樂和奇思妙想服務的東西。」

  因此，孔子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說，老子有「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之講。宋朝理學大家朱熹更是公開地說要「存天理，滅人慾」。

  正是在這種複雜、特殊的環境當中，為了維持農業文明的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專司貨物貿易的人，不管是「行商」還是「坐賈」，就只能在一個狹窄的空間中苟延殘喘，在社會的等級排序中只能屈居末尾。不僅如此，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對這些商人也是大加撻伐，比如「無奸不商」、「見利忘義」，比如「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到了毛澤東時代，因為特定的國際與國內環境，工人階級是領導力量，貧下中農是基礎力量，而商人再一次跌入社會的底層。四處遊走的商人同樣被視為破壞社會安定的因素，是「挖社會主義牆腳」，莊嚴的刑法甚至專為之設定了一個罪名「投機倒把罪」，違反者要嚴懲不貸。

  西方心理學家與社會行為學家認為，人的欲望可以被摧殘，可以被強力壓制，但卻永遠不可能被消滅。相反，壓抑的程度越深，反彈力就越大。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尤其是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之後，市場經濟第一次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我們社會的神聖殿堂。一時間，被打壓了幾千年的商潮如黃河決堤：排山倒海、洶湧澎湃、勢如破竹、一瀉千里。仿佛一夜之間，商人、老闆、企業家成為了這個古老帝國的新貴，登高望遠，把酒臨風，何等喜氣洋洋、暢快淋漓！過去人憎鬼厭、「狗不理」的商人們，成了備受民眾與媒體追捧的明星，鮮花、掌聲、閃光燈此起彼伏。名牌美服，周吳鄭王；香車寶馬，麗人環繞；談笑皆鴻儒，往來無白丁；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們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

  中國的商人、老闆或者企業家們如此富有戲劇性的命運變遷，在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可能都是空前絕後的。

  第一類老闆主要是來自社會底層，屬於草根階層。他們主要集聚在廣東的「珠三角」及江浙一帶（其中以浙江為最多）。

  廣東90%以上的老闆都是洗腳上田的農民，另外一部分是小手工業者。而浙江的民營企業100強中，90%的老闆出身是農民、裁縫、修鞋匠等小手工業者。

  這些人普遍家境貧寒、兄弟姐妹眾多，具有初、高中文化水平，有的只有小學文化水平甚至是文盲。可以說他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從小就飽嘗生活的艱辛，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他們無權無勢，沒有任何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與複雜的人際關係背景。他們也沒有任何資產，可以說是身無長物、兩手空空。為了家庭及個人的生計，他們很早就在社會上摸爬滾打，了解了社會的方方面面。

  但是苦難的生活、強大的壓力、卑賤的地位，不僅沒有磨滅他們積極向上的鬥志，反而讓他們產生了更加強烈的出人頭地的願望。為了光宗耀祖、衣錦還鄉，他們可以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他們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者」，因此最具冒險精神及鬥爭意識——失去的僅僅是「鎖鏈」，而得到的卻可能是整個世界。當改革開放之風剛剛颳起時，當整個社會的「精英」們還在為「商品經濟」、「剝削」、「僱工」、「姓資姓社」等高深的理論問題爭論不休時，這些草根階層已經冒著被抓、被關的危險投機於南北、倒把於東西。當市場經濟塵埃落定時，他們中的佼佼者早已牢牢地紮根於大地母親的身體之上，積聚了向更高台階進發的實力與資本。

  在20世紀80年代，這些草根老闆們遭到了相當普遍的嘲笑與鄙視——不學無術，胸無點墨，只不過運氣好，才發了財。那時的小說、電影、電視無不充滿了對他們的仇視與敵意，當然還有按捺不住的嫉妒與羨慕。今日，他們已成為這個社會的主流群體之一，成為備受媒體與閃光燈追捧的大眾明星，但仍有許多人對其出身、水平、能力產生質疑：具備如此素質的企業家所領導的企業能走向世界、成為百年老店嗎？

  是的，這些草根老闆出身卑微，沒有接受過系統、專業的訓練，沒有優雅的談吐，也沒有瀟灑的舉止，但他們卻是中國八九億農民當中的龍中之龍、鳳中之鳳、精英中的精英！他們今天的成就不是來自於世襲，不是來自於欽命，而是來自於殘酷的生存競爭。他們的發展軌跡暗合了生存競爭的哲學——優勝劣汰，適者生存。

  人們看到的僅僅是他們的出身，但人們並不知道他們的成功率遠遠低於科班出身者，可能只有科班出身者的十萬分之一、甚至百萬分之一，但也正是這種高賠率，使成功的他們更具有傳奇色彩與生命力。

  就像戰爭年代的將軍、元帥一樣，他可能只是一個傻大黑粗的赳赳武夫，或是一個農民，甚至是一個和尚。但是，須知「一將功成萬骨枯」，他們在戰爭中學會了戰爭時所需要的一切知識，由於環境的特殊與殘酷，這種學習能力驚人地強。洪秀全的太平軍在短短數年之內就橫掃了大清的半壁江山，八旗兵被打得屁滾尿流，只有招架之功，卻無還手之力。如果不是後來湖南出了個曾文正公，大清可能會就此完結。而指揮太平軍作戰的親王、元帥、大將們，在不久前大多只是深山老林中卑微的燒炭佬或貧賤的農民，除了本村的人沒有人認識他們，革命之前，他們只有諸如「狗剩」、「發崽」、「旺財」等的小名，連大名都沒有。而被他們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叫娘的欽差大臣、總督、巡撫、將軍們則個個都是談吐高雅的飽學之士！

  可見，人有沒有所謂的「知識」，尤其是書本上的知識並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創業初期是這樣，重要的是有沒有生存的智慧以及在實踐中學習的能力。可以說，不管是權力角逐，還是市場競爭，勝敗的關鍵是智慧！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德國的大學問家歌德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所以，今天我們看見富豪榜上有這麼多的草根老闆，就很正常了。

  第二類老闆的出身各不相同，如何在政治、經濟二者之間走好鋼絲，並且達到「和平演變」之目的，就是這些人不斷磨鍊的生存秘籍。

  聯想的柳傳志、TCL的李東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華西村的吳仁寶等，都可以歸為這一類。創業時他們都有國有或集體的背景，所以，他們的奮鬥歷程儘管充滿了艱難險阻，但卻往往沒有前者慘烈、充滿血腥。他們的官方背景令政策、法律或世俗的力量對他們的生存與發展不但不是一種阻力，反而是一種力量。這時，只要他們頭腦靈活、行動快捷，兼具市場意識、管理能力，一般來說，他們都能獲得巨大的成功。

  其實，對他們最嚴峻的考驗是，如何在迅速發展的企業與個人逐漸膨脹的野心之間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這也是對他們生存智慧的極限挑戰。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一群穿梭在灰色領域或複雜迷宮中的先行者。

  萬向集團的魯冠球、橫店集團的徐文榮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與時俱進」的模範人物，二人創業之時都是農村基層組織的支部書記，根紅苗正。當鄧小平同志要全國人民向前看、奔小康時，他們自覺自愿地戴起了「紅帽子」，乘著政策的春風加大了鄉鎮企業建設的步伐；當鄧小平同志要求大家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不要像小腳女人那樣、不要受「姓資姓社」的束縛時，他們紛紛搞起了股份制改革；當政府要求加快產權改革、轉變經營機制，國企紛紛易幟、鄉企紛紛變姓之時，他們順理成章地摘掉了「小紅帽」或者指定了接班人，悄悄地實現了「和平演變」。福布斯上相當一部分的江浙億萬富翁就是屬於這一類。

  以柳傳志、李東生為代表的老闆屬於另一類，他們將古老的東方智慧在新時期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演繹。這一類人在「忍」字上做足了文章，耐力之好、目光之遠、城府之深、手段之高直追春秋戰國時期的謀臣、策士。而健力寶李經緯的功虧一簣，青春寶馮根生的產權改革流產，皆因沒有柳、李那樣的定力與耐性。

  聯想這樣的企業，如果當初它在市場中被消滅了，可能也就沒有人關心了。但它卻做成了行業的一面旗幟，資產升至數百億，全社會的目光便聚焦於它。儘管當初柳大帥僅僅向老東家借了二十多萬的開辦費，並且這筆款項早就歸還，但從根本上講，聯想集團仍屬於集體資產。柳傳志太熟悉中國的國情和歷史文化了，他深知自己的屁股底下有一座阿里巴巴山洞，但那也是一座足以讓他灰飛煙滅的火山。所以，他花了足足十幾年的時間遊走於邊緣，與各色人等打起了太極拳，最後的結果是：國家認可、上級滿意、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元老重臣們高興，普天之下皆大歡喜。

  李東生老謀深算的功夫也十分了得。老李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了外圍實驗，90年代末期搞了所謂的「授權經營」，這種過渡非常的巧妙。當萬事俱備，天時、地利都到位之後，他通過引進所謂的「海外戰略投資」，自然就完成了複雜的產權改革，於是，他也就從一個「國有資產」的管理人變成了一個腰纏億萬的「資本家」。這種深謀遠慮、綿長細膩的功夫是已修煉到相當境界的人才可能做得到的。春蘭的改制胎死腹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存量」上下大力氣，難免會給人留下利用職權之便侵吞國有資產的口實，而李東生的民營化之路卻始終鎖定在企業的「增量」資產，這樣他就守住了這條不可逾越的底線。

  萬科的王石玩的則是另外一種策略。試問，王石為什麼僅僅只有區區數百萬的家產？要知道，他做的，可是上市公司的掌門人。為什麼許多跟王石一起在中國股市興風作浪的「江洋大盜」們多把船弄翻了，而唯獨他不僅把船開得平平穩穩，而且還直掛雲帆濟滄海，一路開進了新時代？

  王石說，他成功的秘訣是不貪。這所謂的「不貪」有兩個解釋：一是多數房地產公司追求暴利，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潤還嫌賺得少，他則相反，超過百分之十的不做；二是不少上市公司掌門人化公為私，窮廟富方丈，他卻滿足於自己的幾十萬年薪。但這些解釋都是結果，不是原因。

  事實上，作為一家大型品牌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王石之所以沒有成為億萬富翁，不是因為他與錢有仇，也不是因為他自命清高、潔身自好——如果真是這樣，王石早就被市場消滅了，哪會有今天的領袖風采？根本原因是，在以弱擊強、殘酷激烈的「鬥爭」中，作為國有資產的保護人，王石要取得公司的絕對控制權，首先就得拔刀「自宮」，保護好自己！

  《王石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始終沒有把這個關鍵的命門點破。萬科的老東家是深圳大型的國有企業特發集團（特區發展集團公司）。王石特立獨行的個性與行為模式，使他與老東家的關係一直相當緊張。當初萬科欲上市時，如果不是市政府鼎力相助，可能早就夭折了。後來，王石為了擺脫官僚氣甚濃的老東家，曾打算將萬科的大股東地位拱手讓給北京華潤置業，其條件非常優惠，但即將簽合同時，老東家打了翻天印。試想一下，萬科是國有控股企業，他與老東家的關係又長期緊張，要是王石真的「貪婪」，那麼，他的下場可能比李經緯還要慘。作為老闆，王石自己的年薪僅有幾十萬，那麼，他手下的職業經理人們又怎麼可能發大財！為安全計，為鬥爭計，為「後院不失火」計，王石一直恪守的底線就是不犯侵吞國有資產或使國有資產流失的錯誤，不犯貪污、行賄受賄等經濟上的錯誤，這樣，那些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人就沒辦法置他於萬劫不復的深淵。

  正因為王石與老東家的關係劍拔弩張、複雜微妙，使得他不敢在灰色領域靈活穿梭，更不敢在明里暗裡為自己謀私利。另外，他也沒有必要為追逐暴利去冒翻船的危險。力百斤者負五十，輕裝上陣，剩餘精力去飛傘、登山，去玩值得一玩的任何時尚。「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回首當年與萬科一起出發的「海盜船」，不知是那些監守自盜，雖身家過億最終卻船毀廟滅的新富豪們成功幸福，還是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自由嘆世界的王石來得瀟灑。

  難怪，王石的哥們兒——北京萬通集團的董事長馮侖，在談到王石的成功時說：王石是逼出來的聖人！一語道破天機。

  有道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生活的真諦通常是充滿辯證法的。

  第三類老闆是那些有強烈的政治情結，但仕途卻陰差陽錯地被徹底堵死的人。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有四通的萬潤南、南德的牟其中等，後期的標誌性人物有海爾的張瑞敏、長虹的倪潤峰、華為的任正非、大午集團的孫大午等。

  這類老闆無疑是中國企業家之中最有才學、最有韜略、最雄辯、最充滿激情的一類。他們對金錢本身的興趣遠沒有對名譽、地位、權勢以及影響力的追求濃厚，也就是說，他們都有非常強烈、甚至狂熱的政治情節。他們的案頭置放的是中國的傳統經典，諸如《老子》、《孫子兵法》、《資治通鑑》、《毛澤東選集》等。但因造化弄人，他們已經沒有可能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學以及滿身的文韜武略了，於是便紛紛響應黨的號召下到海里，乘風破浪。

  華為的掌門人任正非，是一個政治情結很重的人。重慶郵電大學畢業之後，就「混進」了軍隊（因其父的歷史問題還沒有定論，政審馬虎了一點兒）。在部隊並非根紅苗正的任正非拼命地工作，刻苦地鑽研科學技術（好在他當的是技術兵，而非扛槍打仗的野戰兵）。在那個不堪回首的年代裡，老任（按理應該叫小任）儘管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的技術難題，儘管他的手下一個個立功獲獎，但他卻沒有得到一紙獎狀，更沒有光榮入黨。他就這樣不咸不淡地在部隊裡待了近十年。1976年，「野心家、陰謀家、妄圖篡黨奪權」的「四人幫」被一舉粉碎，任正非也開始揚眉吐氣了。1978年，作為「毛選學習標兵」的他，以非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了由鄧小平主持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全國科學大會，自是風光無限，老父親激動之餘，將他與中央領導的合影放大用鏡框小心地裝好，放在家裡最顯眼的地方。

  憋了十多年的任正非，正意氣風發、準備乘長風破萬里浪時，造化弄人，他所在的部隊因為大裁軍整體轉業，無奈之下，老任依依不捨地脫下了軍裝，變成了一介平民，被迫下到了海里。如果今天有人告訴你，任正非下海之初，被人騙得很慘，你相信嗎？不過，這是事實。可見，那時的他還沒有完全靜下心來。但任正非與牟其中、禹作敏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多了點兒理性。當發現已經沒有可能走「又紅又專」的仕途時，他非常果斷地將自己的整個生命激情、智慧與才華全部傾注於當下的事業，而且心無旁騖。經過若干年艱苦卓絕乃至九死一生的拼搏，他終於開闢了一片天地。

  凡是存在過的註定要留下痕跡。仔細研究華為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任正非的市場攻略、客戶政策、競爭策略以及內部管理與運作，無一不深深地打上了我們傳統的權謀智慧以及毛澤東鬥爭哲學的烙印。翻開任正非的內部講話材料和華為的宣傳資料，其字裡行間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戰爭術語，你仿佛置身於一個別樣的戰爭環境，心速加快、眼中放光、熱血奔流。以至於有人說進入華為的人都被洗了腦，老任並不否認這一點，卻反說，一個自信的企業最大的底氣來自於它改造人的力量。但不管怎麼說，任正非利用他的文韜武略、權謀智慧，硬是打造出了一支招之即來、來之能戰、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鐵甲兵團，將西門子、朗訊、阿爾卡特、摩托羅拉等跨國公司巨頭打得落花流水，硬是用三流的實力占領了一流的市場。

  任正非的身上烙上了毛澤東時代的深深印記。他們這一代人因為特殊而複雜的家庭背景，有著與生俱來的「原罪感」，似乎他們人生的目的就是通過不斷的奮鬥、拼搏，從而達到贖罪之目的。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種「狠斗私字一閃念」的贖罪意識表現於外，就是堅韌的毅力、不屈不撓的奮進、燃燒的激情、樂於奉獻的犧牲精神以及滲入骨髓的民族憂患意識。他們這一代人是天生的苦行僧、笨拙的享樂者，他們往往率先垂範，吃苦在前，享樂在後，他們對員工說得最多的是「跟我上」，而不是「給我上」。

  大雨滂沱、汽車拋錨時，脫掉皮鞋，捲起褲腳，冒雨推車；將廢品做成「獎品」發給相關的研發人員；為了提醒生產及研發部門的領導深入實際，居然給每人送一雙工作靴。凡此種種，發生在任正非身上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

  這種懷著深深的原罪感而自覺不自覺地在苦水裡泡三遍，在鹹水里泡三遍，再在血水裡泡三遍的精神歷練，使任正非滋生出強烈的民族意識、長線意識以及憂患意識。當海爾大張旗鼓地說「海爾，明天的世界500強」時，任正非則鄭重其事地講，華為在三代之內不要談這個問題。在IT業革命形勢一片大好之時，老任卻發出了不和諧的聲音——華為的冬天要來了！比之狼來了還要恐怖，憂患、焦慮之心之情溢於言表。

  據說，《我的父親母親》一文是任正非親自撰寫的，發表前還叮囑部下，不准擅自改動一個字。讀完這篇流傳一時的文章，感慨之餘，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該文是新時期的《陳情表》。當年的李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最終讓皇帝收回成命，使他得以在家中盡孝，而他本人也因《陳情表》而留名青史。

  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以纏綿、細膩的筆調傳遞出了複雜、多元的信息。只有他那個時代的人，也只有具有他那樣複雜、特殊身世背景的人，才會用如此委婉、曲折的手法將其心中的萬千感慨，通過筆墨傾瀉而出。

  在文章中，他向我們的政府、我們的黨傳遞了一種深沉的訴求，「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要取得信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像普通農民、工人那樣政治純潔。他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社會中，這個社會又是多元化的，不可能只有一種純潔的物質。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向黨交心，他們思想改造的困難程度要比別人大得多，所受的內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們把一生中的任何一個細節都寫得極其詳盡，希望組織審查」。

  「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是中堅分子，但卻無愧於黨和人民。他們對黨和國家、對事業的忠誠，已經歷史可鑑。」

  正因如此，任正非才委婉地批評道：「革命的中堅分子在一個社會中是少的，他們能以革命的名義，無私無畏地工作，他們是國家與社會的棟樑。為了選拔這些人，多增加一些審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這樣或追隨革命、或擁護革命、或不反對革命的人是多的，他們比不革命好，社會應認同他們並給以機會。不必要求他們那麼純潔，花那麼多精力去審查他們，高標準地要求他們。」

  老任在此使用的是「春秋筆法」，明里是為父母大人鳴不平，暗地裡是在說自己——我一手締造的華為雖然不是「根紅苗正」的國有企業，不像它們那樣純潔，但是我們仍然像父輩一樣，「擁護革命，追隨革命，愛國愛黨」，我們奉公守法，照章納稅，從不亂說、亂動，所以希望主流社會不要用有色眼鏡看我們，不要用放大鏡審視我們的純潔度，而要用寬厚、包容的心態來認同我們、接納我們，如此就是民族之幸、國家之幸。

  任正非告訴我們，其父親、母親終其一生，僅僅就是希望主流社會能夠接納、認同及善待他們這些因不可抗力而背景複雜的人。當然，這種訴求是通過感人的細節描寫來表達的，如老父親將任正非出席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與中央領導的合影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都引以為豪」。

  任母去世前，任正非早已是千萬、億萬富翁了，為什麼任母她老人家還要辛辛苦苦地攢下幾萬元，說是任正非不可能永遠都好，留點錢救他。華為創業之初，任正非的父母曾來深圳與其同住，兩個老人節約得近乎吝嗇，「當時在廣東賣魚蝦，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們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內地還新鮮呢！晚上再出去買菜與西瓜，因為賣不掉的菜要便宜一些」。其實，老任在創辦華為之前，早就通過銷售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程控交換機賺了上千萬了，否則，他怎麼敢創辦一家費力耗錢的高科技企業？那麼，兩位飽經風霜的老人為什麼要這麼「小氣」呢？

  原因只有一個，經歷過「文革」洗禮的他們，直到今日，內心仍然忐忑不安、憂愁滿腹、顧慮重重，始終充滿恐懼感。而早已功成名就的任正非又何嘗不是如此！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畏四鄰，一有風吹草動，就夜不能寐，心驚肉跳。於是，華為總部那長長的走廊上，掛滿了一幅幅任正非與中央領導同志的合影照片，這仿佛就成了他的護身符。

  任正非在文中最後說：「我一生無愧於祖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事業與員工，無愧於朋友，唯一有愧的是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好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好他們。」

  任正非的《我的父親母親》一文，除此之外，還傳遞了多種令人玩味的信息，比如關於華為的背景。華為的巨大成功，讓國內外的諸多人士對其崛起的原因產生了諸多的猜測，有人說任正非是高幹子弟或者有高幹背景，又有人說華為有軍方背景，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篇飽含深情的美文一經發表，這些臆測之詞便不攻自破。當然，擅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也想通過這篇文章讓華為的員工及社會上眾多關注華為發展的人，認識另一個任正非——在錚錚鐵骨、堅韌不拔背後的「俠骨柔腸」，「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

  我們擔心的是，老任的這種能力是否可以培養？他的繼任者將怎樣跨越這樣的障礙？這樣的戰爭文化能否在其接班人的手中發揚光大？隨著競爭的日益規範，這種穿梭於灰色領域的靈活手法是否還會有效？我們拭目以待——華為這頭「土狼」怎樣快速地進化成「獅子」！

  華為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