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下)

  郁達夫

  從此之後，魯迅就在上海住下了，是在閘北去竇樂安路不遠的景雲里內一所三樓朝南的洋式弄堂房子裡。他住二層的前樓，許女士是住在三樓的。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外人還是一點兒也沒有曉得。

  有一次，林語堂——當時他住在愚園路，和我靜安寺路的寓居很近——和我去看魯迅，談了半天出來，林語堂忽然問我：

  「魯迅和許女士，究意是怎麼回事？有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只笑著搖搖頭，回問他說：

  「你和他們在廈大同過這麼久的事，難道還不曉得麼？我可真看不出什麼來。」

  說起林語堂，實在是一位天性純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紳士，他決不疑心人有意說出的不關緊要的謊。我只舉一個例出來，就可以看出他的本性。當他在美國向他的夫人求愛的時候，他第一次捧呈了她一冊克萊克夫人著的小說《模範紳士約翰哈里法克斯》；但第二次他忘記了，又捧呈了她以這冊John HalifaxGentleman，這是林夫人親口對我說的話，當然是不會錯的。從這一點上看來，就可以看出語堂真是如何地忠厚老實的一位模範紳士。他的提倡幽默，挖苦紳士態度，我們都在說，這些都是從他的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錯覺）心理出發的。

  語堂自從那一回經我說過魯迅和許女士中間大約並沒有什麼關係之後，一直到海嬰（魯迅的兒子）將要生下來的時候，才茲恍然大悟。我對他說破了，他滿臉泛著好好先生的微笑說：

  「你這個人真壞！」

  本章節來源於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魯迅的菸癮，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時候，他吸的，總是哈德門牌的十支裝包。當他在人前吸菸的時候，他總探手進他那件灰布棉祅的袋裡去摸出一支來吸；他似乎不喜歡將煙包先拿出來，然後再從煙包里抽出一支，而再將煙包塞回袋裡去。他這脾氣，一直到了上海，仍沒有改過，不曉是為了怕麻煩的原因呢，抑或為了怕人家看見他所吸的煙，是什麼牌。

  他對於菸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講究的；對於酒，也是同煙一樣。他的量雖則並不大，但卻老愛喝一點。在北平的時候，我曾和他在東安市場的一家小羊肉鋪里喝過白干；到了上海之後，所喝的，大抵是黃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蘭地他也喝，不過總喝得不多。

  愛護他，關心他的健康無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問我：「周先生平常喜歡喝一點酒，還是給他喝什麼酒好？」我當然答以黃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卻說，他喝黃酒時，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來她在給他喝五加皮。並且說，因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時拔開，好教消散一點酒氣，變得淡些。

  在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為魯迅犧牲的偉大精神來，仔細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淚的，但我當時卻笑了，笑她的太沒有對於酒的知識。當然她原也曉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學常識，可是愛人愛得過分時，常識也往往會被熱摯的真情掩蔽下去。我於講完了量與質的問題，講完了酒精成分的比較問題之後，就勸她，以後，頂好是給周先生以好的陳黃酒喝，否則，還是喝啤酒。

  這一段談話過後不久，忽而有一天，魯迅送了我兩瓶十多年陳的紹興黃酒，說是一位紹興同鄉，帶出來送他的。我這才放了心，相信以後他總不再喝五加皮等烈酒了。

  我的記憶力很差，尤其是對於時日及名姓等的記憶。有些朋友，當見面時卻混得很熟，但竟有一年半載以上，不曉得他的名姓的，因為混熟了，又不好再請教尊姓大名的緣故。像這一種習慣，我想一般人也許都有，可是，在我覺得特別地厲害。而魯迅呢，卻很奇怪，他對於遇見過一次，或和他在文字上有點糾葛過的人，都記得很詳細，很永固。

  所以，我在前段說起過的，魯迅到上海的時日，照理應該在十八年的春夏之交；因為他於離開廈門大學之後，是曾上廣州中山大學去住過一年的；他的重回上海，是在因和顧頡剛起了衝突，脫離中山大學之後；並且因恐受當局的壓迫拘捕，其後亦曾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對於辭去中山大學教職之後，在廣州閒住的半年那一節事情，也解釋得非常有趣。他說：

  「在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隻雄雞，在和對方呆斗。這呆斗的方式，並不是兩邊就咬起來，卻是振冠擊羽，保持著一段相當距離的對視。因為對方的假君子，背後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經示弱，對方就會用無論哪一種卑鄙的手段，來加你以壓迫。

  「因而有一次，大學裡來請我講演，偽君子正在慶幸機會到了，可以羅織成罪我的證據。但我卻不忙不迫地講了些魏晉人的風度之類，而對於時局和政治，一個字也不曾提起。」

  在廣州閒住了半年之後，對方的注意力有點鬆懈了，就是對方的雄雞，堅忍力有點不能支持了；他就迅速地整理行囊，乘其不備而離開了廣州。

  人雖則離開了，但對於代表惡勢力而和他反對的人，他卻始終不會忘記。所以，他的文章里，無論在哪一篇，只教用得上去的話，他總不肯放鬆一著，老會把這代表惡勢力的敵人押解出來示眾。

  對於這一點，我也曾再三地勸他過，勸他不要上當。因為有許多無理取鬧，來攻擊他的人，都想利用了他來成名。實際上，這一個文壇登龍術，是屢試屢驗的法門；過去曾經有不少的青年，因攻擊魯迅而成了名的。但他的解釋，卻很徹底。他說：

  「他們的目的，我當然明了。但我的反攻，卻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正可以因此而成全了他們；第二，是也因為了他們，而真理愈得闡明。他們的成名，是煙火似的一時的現象，但真理卻是永久的。」

  他在上海住下之後，這些攻擊他的青年，愈來愈多了。最初，是高長虹等，其次是太陽社的錢杏邨等，後來則有創造社的葉靈鳳等。他對於這些人的攻擊，都三倍四倍地給予了反攻，他的雜文的光輝，也正因了這些不斷的搏鬥而增加了熟練與光輝。他的《全集》的十分之六七，是這種搏鬥的火花，成績俱在，在這裡可以不必再說。

  此外還有些並不對他攻擊，而亦受了他的筆伐的人，如張若谷，曾今可等；他對於他們，在酒興濃溢的時候，老笑著對我說：

  「我對他們也並沒有什麼仇。但因為他們是代表惡勢力的緣故，所以我就做了堂·克蓄德，而他們卻做了活的風車。」

  關於堂·克蓄德這一名詞，也是錢杏邨他們奉贈給他的。他對這名詞並不嫌惡，反而是很喜歡的樣子。同樣在有一時候，葉靈鳳引用了蘇俄譏高爾基的畫來罵他，說他是「陰陽面的老人」，他也時常笑著說：「他們比得我太大了，我只恐怕承當不起。」

  創造社和魯迅的糾葛，系開始在成仿吾的一篇批評，後來一直地繼續到了創造社的被封時為止。

  魯迅對創造社，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並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至於我個人與魯迅的交誼呢，一則因系同鄉，二則因所處的時代，所看的書，和所與交遊的友人，都是同一類屬的緣故，始終沒有和他發生過衝突。

  後來，創造社因被王獨清挑撥離間，分成了派別，我因一時感情作用，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在當時，一批幼稚病的創造社同志，都受了王獨清等的煽動，與太陽社聯合起來攻擊魯迅，但我卻始終以為他們的行動是越出了常軌，所以才和他計劃出了《奔流》這一個雜誌。

  《奔流》的出版，並不是想和他們對抗，用意是在想介紹些真正的革命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把那些犯幼稚病的左傾青年，稍稍糾正一點過來。

  當編《奔流》的這一段時期，我以為是魯迅的一生之中，對中國文藝影響最大的一個轉變時期。

  在這一年當中，魯迅的介紹左翼文藝的正確理論的一步工作，才開始立下了系統。而他的後半生的工作的綱領，差不多全是在這一個時期里定下來的。

  當時在上海負責在做秘密工作的幾位同志，大抵都是在我靜安寺路的寓居里進出的人；左翼作家聯盟和魯迅的結合，實際上是我做的媒介。不過，左聯成立之後，我卻並不願意參加，原因是因為我的個性是不適合於這些工作的，我對於我自己，認識得很清，決不願擔負一個空名，而不去做實際的事務；所以，左聯成立之後，我就在一月之內，對他們公然地宣布了辭職。

  但是暗中站在超然的地位，為左聯及各工作者的幫忙，也著實不少。除來不及營救，已被他們殺死的許多青年不計外，在龍華、在租界捕房被拘去的許多作家，或則減刑，或則拒絕引渡，或則當時釋放等案件，我現在還記得起來的，當不只十件八件的少數。

  魯迅的熱心於提拔青年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在說的。但他的因此而受痛苦之深刻，外邊卻很少有人知道。像有些先受他的提拔，而後來卻用攻擊的方法以成自己的名的事情，還是彰明顯著的事實，而另外還有些「挑了一擔同情來到魯迅那裡，強迫他出很高的代價」的故事，外邊的人，卻大抵都不曉得了。在這裡，我只舉一個例：

  在廣州的時候，有一位青年的學生，因平時被魯迅所感化而跟他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後，魯迅當然也收留他一道住在景雲里那一所三層樓的弄堂房子裡。但這一位青年，誤解了魯迅的意思，以為他沒有兒子——當時海嬰還沒有生——所以收留自己和他住下，大約總是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兒子的意思。後來，他又去找了一位女朋友來同住，意思是為魯迅當兒媳婦的。可是，兩人坐食在魯迅的家裡，零用衣飾之類，魯迅當然是供給不了的；於是這一位自定的魯迅的子嗣，就發生了很大的不滿，要求魯迅，一定要為他謀一出路。

  魯迅沒法子，就來找我，教我為這青年去謀一職業，如報館校對，書局夥計之類；假使是真的找不到職業，那麼亦必須請一家書店或報館在名義上用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當由魯迅自己拿出，由我轉交給這書局或報館，作為月薪來發給。

  這事我向當時的現代書局說了，已經說定是每月由書局和魯迅各拿出一半的錢來，使用這一位青年。但正當說好的時候，這一位青年卻和愛人脫離了魯迅而走了。

  這一件事情，我記得章錫琛曾在魯迅去世的時候寫過一段短短的文章；但事實卻很複雜，使魯迅為難了好幾個月。從這一回事情之後，魯迅就愛說「青年是挑了一擔同情來的」趣話。不過這僅僅是一例，此外，因同情青年的遭遇，而使他受到痛苦的事實還正多著哩！

  民國十八年以後，因國共分家的結果，有許多青年，以及正義的鬥士，都無故而被犧牲了。此外，還有許多從事革命運動的青年，在南京、上海，以及長江流域的通都大邑里被捕的，正不知有多少。在上海專為這些革命志士，以及失業工人等救濟而設的一個團體，是共濟會。但這時候，這救濟會已經遭了當局之忌，不能公開工作了；所以弄成請了律師，也不能公然出庭，有了店鋪作保，也不能去向法庭請求保釋的局面。在這時候，帶有國際性的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才在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蔡先生（孑民）等的領導之下，在上海成立了起來。魯迅和我，都是這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後來也連做了幾任的幹部，一直到南京的通緝令下來，楊杏佛被暗殺的時候為止。

  在這自由大同盟活動的期間，對於平常的集會，總不出席的魯迅，卻於每次開會時一定先期而到；並且對於事務是一向不善處置的魯迅，將分派給他的事務，也總辦得井井有條。從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魯迅不僅是一個只會舞文弄墨的空頭文學家，對於實務，他原是也具有實際乾材的。說到了實務，我又不得不想起我們合編的那一個雜誌《奔流》——名義上，雖則是我和他合編的刊物，但關於校對、集稿、算發稿費等瑣碎的事務，完全是魯迅一個人效的勞。

  他的做事務的精神，也可以從他的整理書齋和校閱原稿等小事件上看得出來。一般和我們在同時做文字工作的人，在我所認識的中間，大抵十個有九個都是把書齋弄得亂雜無章的。而魯迅的書齋，卻在無論什麼時候，都整理得必清必楚。他的校對的稿子，以及他自己的文章，塗改當然是不免，但總繕寫得非常地清楚。

  直到海嬰長大了，有時候老要跑到他的書齋里去翻弄他的書本雜誌之類；當這樣的時候，我總看見他含著苦笑，對海嬰說：「你這小搗亂，看好了沒有？」海嬰含笑走了的時候，他總是一邊談著笑話，一邊先把那些攪得零亂的書本子堆疊得好好，然後再來談天。

  記得有一次，海嬰已經會得說話的時候了，我到他的書齋去的前一刻，海嬰正在那裡搗亂，翻看書里的插畫。我去的時候，書本子還沒有理好。魯迅一見著我，就大笑著說：「海嬰這小搗亂，他問我幾時死；他的意思是我死了之後，這些書本都應該歸他的。」

  魯迅的開懷大笑，我記得要以這一次為最興高采烈。聽這話的我，一邊雖也在高笑，但暗地裡一想到了「死」這一個定命，心裡總不免有點難過。尤其是像魯迅這樣的人，我平時總不會把死和他聯合起來想在一道。他就是他自己，以及在旁邊也在高笑的景宋女士，在當時當然也對於死這一個觀念的極微細的實感都沒有的。

  這事情，大約是在他去世之前的兩三年的時候；到了他死之後在萬國殯儀館成殮出殯的上午，我一面看到了他的遺容，一面又看見海嬰仍是若無其事地在人前穿了小小的喪服在那裡快快樂樂地跑，我的心真有點兒絞得難耐。

  魯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誰也知道是北新書局。北新書局的創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魯迅的學生；因為孫伏園從《晨報副刊》出來之後，和魯迅、啟明、語堂等，開始經營《語絲》之發行，當時還沒有畢業的李小峰，就做了《語絲》的發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業者。

  北新書局從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擴張的時候，所靠的也是魯迅的幾本著作。

  後來一年一年地過去，魯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來了，北新和魯迅之間的版稅交涉，當年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北新對著作者，平時總只含混地說，每月致送幾百元版稅，到了三節，便開一清單來報帳的。但一則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項，老要拖欠，再則所報之帳，往往不十分清爽。

  後來，北新對魯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簡直連月款也不提，節帳也不算了。靠版稅在上海維持生活的魯迅，一時當然也破除了情面，請律師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稅的訴訟。

  照北新開給魯迅的舊帳單等來計算，在魯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該積欠有兩三萬元了。這訴訟，當然是魯迅的勝利，因為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這一點，就四出地托人向魯迅講情，要請他不必提起訴訟，大家設法談判。

  當時我在杭州小住，打算把一部不曾寫了的《蜃樓》寫它完來。但住不上幾天，北新就有電報來了，催我速回上海，為這事盡一點力。

  後來經過幾次的交涉，魯迅答應把訴訟暫時不提，而北新亦願意按月攤還積欠兩萬餘元，分十個月還了；新欠則每月致送四百元，決不食言。

  這一場事情，總算是這樣地解決了；但在事情解決，北新請大家吃飯的那一天晚上，魯迅和林語堂兩人，卻因誤解而起了正面的衝突。

  衝突的原因，是在一個不在場的第三者，也是魯迅的學生，當時也在經營出版事業的某君。北新方面，滿以為這一次魯迅的提起訴訟，完全系出於這同行第三者的挑撥，而忠厚誠實的林語堂，於席間偶爾提起了這一個人的名字。

  魯迅那時，大約也有了一點酒意，一半也疑心語堂在責備這第三者的話是對魯迅的諷刺，所以臉色發青，從坐位里站了起來，大聲地說：

  「我要聲明！我要聲明！」

  他的聲明，大約是聲明並非由這第三者的某君挑撥的，語堂當然也要聲辯他所講的話，並非是對魯迅的諷刺；兩人針鋒相對，形勢真弄得非常地險惡。

  在這席間，當然只有我起來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魯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語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樓。

  這事當然是兩方的誤解。後來魯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語堂之間，是有過一次和解的。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為勸語堂多翻譯一點西洋古典文學到中國來，而語堂說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但這當然也是誤解，當魯迅去世的消息傳到當時寄居在美國的語堂耳里的時候，語堂是曾有極悲痛的唁電發來的。

  魯迅住在景雲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盡頭的西面，去虹口花園很近的地方。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內山書店亦只有幾百步路。

  書店主人內山完造，在中國先則賣藥，後則經營販賣書籍，前後總已有了二十幾年的歷史。他生活很簡單，懂得生意經，並且也染上了中國人的習氣，喜歡講交情。因此，我們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總老喜歡到他店裡去坐坐談談；魯迅於在上海住下之後，也就是這內山書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滬戰發生，魯迅住的那一個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戰的第二日，我們就在擔心著魯迅一家的安危。到了第三日，並且謠言更多了，說和魯迅同住的他的三弟喬峰（周建人）被憲兵毆傷了，但就在這一個下午，我卻在四川路橋南，內山書店的一家分店的樓上，會到了魯迅。

  他那時也聽到了這謠傳了，並且還在報上看見了我尋他和其他幾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啟事。他在這兵荒馬亂之間，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種幽默的微笑；講到喬峰被毆傷的那一段謠言的時候，還加上了許多我們所不曾聽見過的新鮮資料，證明一般空閒人的喜歡造謠生事，樂禍幸災。

  在這中間，我們就開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籲，出刊物公布獰惡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魯迅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他的實際參加聯合抗敵的行動，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實際上是從這一個時期開始的。

  「一·二八」戰事過後，他從景雲里搬了出來，住在內山書店斜對面的一家大廈的三層樓上；租金比較地貴，生活方式也比較地奢侈，因而一般平時要想尋出一點弱點來攻擊他的人，就又像是發掘得了至寶。

  但他在那裡住得也並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緝令下來，上海的反動空氣很濃厚的時候，他卻搬上了內山書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陸新村（四達里對面）的六十幾號房屋去住了。在這裡，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時候為止。

  南京的秘密通緝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幾個，多半是與民權保障自由大同盟有關的文化人。而這通緝令呈請者，卻是在杭州的浙江省黨部的諸先生。

  說起杭州，魯迅絕端地厭惡；這通緝案的呈請者們，原是使他厭惡的原因之一，而對於山水的愛好別有見解，也是他厭惡杭州的一個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許欽文到杭州去玩過一次；但因湖上的悶熱，蚊子的眾多，飲水的不潔等關係，他在旅館裡一晚沒有睡覺，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來了。自從這一回之後，他每聽見人提起杭州，就要搖頭。

  後來，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時候，他曾寫過一首詩送我，頭一句就是「錢王登遐仍如在」；這詩的意思，他曾同我說過，指的是杭州黨政諸人的無理的高壓。他從五代時的記錄里，曾看到過錢武肅王的時候，浙江老百姓被壓榨得連褲子都沒有得穿，不得不以磚瓦來遮蓋下體。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書里，我到現在也還沒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詩的原意，卻就系指此而言。我因不聽他的忠告，終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結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黨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這一位吃黨飯出身，積私財至數百萬，曾經呈請南京中央黨部通緝過我們的先生，對我竟做出了比鄰人對待我們老百姓還更兇惡的事情，而且還是在這一次的抗戰軍興之後。我現在雖則已遠離祖國，再也受不到他的姦淫殘害的毒爪了；但現在仍還在執掌以禮義廉恥為信條的教育大權的這一位先生，聽說近來因天高皇帝遠，渾水好撈魚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對老百姓的這一種遠溢過錢武肅王的德政。

  魯迅不但對於杭州沒有好感，就是對他出身地的紹興，也似乎並沒有什麼依依不捨的懷戀。這可從有一次他的談話里看得出來。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時候，有一回我們談起了前兩天剛見過面的孫伏園。他問我伏園住在哪裡，我說，他已經回紹興去了，大約總不久就會出來的。魯迅言下就笑著說：

  「伏園的回紹興，實在也很可觀！」

  他的意思，當然是紹興又憑什麼值得這樣地頻頻回去？

  所以從他到上海之後，一直到他去世的時候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絕沒有回去過紹興一次。

  預言者每不為其故國所容，我於魯迅更覺得這一句格言的確鑿。各地黨部的對待魯迅，自從浙江黨部發動了那大彈劾案之後，似乎態度都是一致的。抗戰前一年的冬天，我路過廈門，當時有許多廈大同學曾來看我，談後就說到了廈大門前，經過南普陀的那一條大道，他們想呈請市政府改名「魯迅路」以資紀念。並且說，這事已經由魯迅紀念會（主其事的是廈門《星光日報》社長胡資周及記者們與廈大學生代表等人）呈請過好幾次了，但都被擱置著不批下來。我因為和當時的廈門市長及工務局長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應他們說這事一定可以辦到。但後來去市長那裡一查問，才知道又是黨部在那裡反對，絕對不準人們紀念魯迅。這事情，後來我又同陳主席說了，陳主席當然是表示贊成的。可是，這事還沒有辦理完成，而抗戰軍興，現在並且連廈門這一塊土地，也已經淪陷了一年多了。

  自從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後，和他見面的機會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當我上上海去的中間，無論如何忙，我總抽出一點時間來去和他談談，或和他吃一次飯。

  而上海的各書店、雜誌編輯者、報館之類，要想拉魯迅的稿子的時候，也總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魯迅交涉的回數多。譬如，黎烈文初編《自由談》的時候，我就和魯迅說，我們一定要維持他，因為在中國最老不過的《申報》，也曉得要用新文學了，就是新文學的勝利。所以，魯迅當時也很起勁，《偽自由書》《花邊文學》集裡許多短稿，就是這時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轉交的。

  此外，像良友書店、天馬書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學》雜誌之類，對魯迅的稿件，開頭大抵都是由我為他們拉攏的。尤其是當魯迅對編輯者們發脾氣的時候，做好做歹，仍復替他們調停和解這一角色，總是由我來擔當。所以，在杭州住下的兩三年中，光是為魯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後總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這中間，和他見面的機會更加少了。但記得就在他作故的前兩個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訴了我以他的病狀，說醫生說他的肺不對，他想於秋天到日本去療養，問我也能夠同去不能。我在那時候，也正在想去久別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們最近的社會狀態，所以也輕輕談到了同去嵐山看紅葉的事情。可是從此一別，我就再也沒有和他作長談的幸運了。

  關於魯迅的回憶，枝枝節節，另外也正還多著；可是他給我的信件之類，有許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燒了，有幾封在上海北新書局裡存著，現在又沒有日記在手頭，所以就在這裡，先暫擱筆，以後若有機會，或許再寫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