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是東京

  魯迅從仙台回到東京，在公寓裡住了些時候，夏天回家去結了婚。那時適值我也得著了江南督練公所的官費，派往日本留學，所以先回家一趟，隨即同了他經上海到東京去。自一九○六至一九○九年這四年間，因為我和魯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夠知道，不過說起來也實在不多，因為年代隔很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過的全是潛伏生活，沒有什麼活動可記，雖然這是在作後年文藝活動的準備，意義也很是重大的。

  魯迅最初志願學醫，治病救人，使國人都具有健全的身體，後來看得光是身體健全沒有用，便進一步地想要去醫治國人的精神，如果這話說得有點唯心的氣味，那麼也可以說是指我們現在所說的「思想」吧。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藝，主要是翻譯介紹外國的現代作品，來喚醒中國人民，去爭取獨立與自由。他決定不再正式地進學校了，只是一心學習外國文，有一個時期曾往「獨逸語學協會」所設立的德文學校去聽講，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購德文的新舊書報，在公寓裡靠了字典自己閱讀。本來在東京也有專賣德文的書店，名叫南江堂，丸善書店裡也有德文一部分，不過那些哲學及醫學的書專供大學一部分師生之用，德國古典文學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書方面現成的買得不多，說也奇怪，他學了德文，卻並不買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實在只是「敲門磚」，拿了這個去敲開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學的門，這在五四運動之後稱為「弱小民族的文學」，在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內容卻是一致的。具體地說來，這是匈牙利、芬蘭、波蘭、保加利亞、波希米亞（德文也稱捷克）、塞爾維亞、新希臘，都是在殖民主義下掙扎著的民族，俄國雖是獨立強國，因為人民正在力爭自由，發動革命，所以成為重點，預備著力介紹。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難得，因為這些作品的英譯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還有，在瑞克闌姆小文庫中有不少種，可惜東京書店覺得沒有銷路吧，不把它批發來，魯迅只好一本本地開了帳，托相識的書商向丸善書店定購，等待兩三個月之後由歐洲遠遠地寄來。他又常去看舊書攤，買來德文文學舊雜誌，看出版消息，以便從事搜求。有一次在攤上用一角錢買得一冊瑞克闌姆文庫小本，他非常高興，像是得著了什麼寶貝似的，這乃是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說《絞吏的繩索》，釘書的鐵絲鏽爛了，書頁已散，他卻一直很是寶貴。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譯的，菲律賓革命家列札爾（後被西班牙軍所殺害）的一本小說，原名似是《社會的瘡》，也很珍重，想找英譯來對照翻譯，可是終於未能成功。

  魯迅的文藝運動的計劃是在於發刊雜誌，這雜誌的名稱在從中國回東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並寫拉丁文的名字。這本是同人雜誌，預定寫稿的人除我們自己之外，只有許壽裳、袁文藪二人。袁在東京和魯迅談得很好，約定自己往英國讀書，一到就寫文章寄來，魯迅對他期望最大，可是實際上去後連信札也沒有，不必說稿件了。剩下來的只有三個人，固然湊稿也還可以，重要的卻是想不出印刷費用來，一般官費留學生只能領到一年四百元的錢，進公立專門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間籌款是不可能的事，何況朋友也就只有這三個呢？看來這《新生》的實現是一時無望的了，魯迅卻也並不怎麼失望，還是悠然地做他準備的工作，逛書店，收集書報，在公寓裡燈下來閱讀。魯迅那時的生活不能說是怎麼緊張，他往德文學校去的時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間小房裡。早上起來得很遲，連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幾支紙菸，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飯，下午如沒有客人來（有些同鄉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閒的），便出外去看書，到了晚上乃是吸菸用功的時間，總要過了半夜才睡。不過在這中間，曾經奮發過兩次，雖是時間不長，於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幫助。其一是在一九○七年夏季，同了許壽裳、陶冶公等六個人去從瑪利亞孔特（亡命的俄國婦女）學習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為每人六元的學費實在有點壓手。用過的俄文讀本至今保留著，魯迅的一冊放在「故居」，上邊有他添注的漢字。其二是在一九○八年約同幾個人，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先生講文字學，其時章先生給留學生舉辦「國學講習會」，借用大成中學的講堂，開講《說文》，這回是特別請他在星期日上午單給少數的人另開一班。《說文解字》已經講完，民報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這特別班也就無形解散了，時間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這對於魯迅卻有很大的影響。魯迅對於國學本來是有根柢的，他愛楚辭和溫、李的詩，六朝的文，現在加上文字學的知識，從根本上認識了漢文，使他眼界大開，其用處與發見了外國文學相似，至於促進愛重祖國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別一種作用了。

  在這兩年中間無意地又發生了兩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運動變相地得到了實現的機會。一九○八年春間，許壽裳找了一所房子，預備租住，只是費用太大，非約幾個人合租不可，於是來拉魯迅，結果是五人共住，就稱為「伍舍」。官費本來有限，這麼一來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個時候魯迅甚至給人校對印刷稿，增加一點收入。可巧在這時候有我在南京認識的一個友人，名叫孫竹丹，是做革命運動的，忽然來訪問我們，說河南留學生辦雜誌，缺人寫稿，叫我們幫忙，總編輯是劉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們於是都來動手，魯迅寫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飛詩論》外，大抵都已收錄在文集《墳》的裡邊。許壽裳成績頂差，我記得他只寫了一篇，題目似是《興國精神之史耀》，而且還不曾寫完。魯迅的文章中間頂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羅詩力說》，這題目用白話來說，便是「惡魔派詩人的精神」，因為惡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換用未經梁武帝改寫的「摩羅」。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國正宗詩人罵拜倫、雪萊等人的話，這裡把它擴大了，主要的目的還是介紹別國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權威，爭取自由的文學便都包括在「摩羅詩力」的裡邊了。時間雖是遲了兩年，發表的地方雖是不同，實在可以這樣地說，魯迅本來想要在《新生》上說的話，現在都已在《河南》上發表出來了。

  第二件事是編印《域外小說集》，這也是特別有意思，因為這兩小冊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藝部分，只是時間遲了，可能選譯得比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總是比聽過文字學以前要更進一步了！雖然這部小說集銷路不好，但總之是起了一個頭，刊行《新生》的志願也部分地得以達到了，可以說魯迅的文藝活動第一段已經完成，以後再經幾年潛伏與準備，等候五四以後再開始來作第二段的活動了。正如《河南》上寫文章是不意地由於孫竹丹的介紹一樣，譯作《域外小說集》也是不意地由於一個朋友的幫助。這人叫蔣抑卮，原是秀才，家裡開著綢緞莊，又是銀行家，可是人很開通，他來東京醫病，寄住在我們和許壽裳的寓里，聽了魯迅介紹外國文藝的話，大為贊成，願意借錢印行。結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冊，二集五百冊，但是因為收不回本錢來印第三集，於是只好中止。同時許壽裳回杭州去，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教員，不久也介紹魯迅前去，這大概是一九○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寫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報告事實。如果事實有不符，那就是原則上有錯誤，根本地失了存在的價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記憶不能很確，而親友中又已少有能夠指出我的遺漏或訛誤的人，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1.選自《魯迅的青年時代》。標題為本書編者新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