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問：「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固見得天道人道之極致。至文王『以王季為父，武王為子』，此殆非人力可致，而以為無憂，何也？」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此文王所以言無憂。如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耳。」又曰：「追王之事，今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如三年之喪，諸家說亦有少不同，然亦不必如呂氏說得太密。大概只是說『三年之喪通乎天子』云云，本無別意。」銖。

  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游楊是如此說，尹氏又破其說，然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燾。

  問：「『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武成言：「太王肇基王跡，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金縢冊「乃告太王王季」。大傳言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蓋雖與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銖。

  

  問：「古無追王之禮，至周之武王周公，以王業肇於太王王季文王，故追王三王。至於組紺以上，則止祀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至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諡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僩。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略。」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製，更不可易。」僩。

  「『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未必及其它者。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因言：「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個簡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不曉他周公當時之意是如何。孔子嘗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想亦是厭其繁。」文蔚問：「伯叔父母，古人皆是期喪。今禮又有所謂『百日制，周期服』。然則期年之內，當服其服。往往今人於此多簡略。」曰：「居家則可，居官便不可行。所以當時橫渠為見天祺居官，凡祭祀之類，盡令天祺代之，他居家服喪服。當時幸而有一天祺居官，故可為之。萬一無天祺，則又當如何？便是動輒窒礙難行。」文蔚曰：「今不居官之人，欲於百日之內，略如居父母之喪，期年之內，則服其服，如何？」曰：「私居亦可行之。」文蔚。

  正淳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卻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後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方子錄云：「左氏定禮皆當時鄙野之談，據不得。」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賀孫云：「如陳針子送女，先配後祖一段，更是沒分曉，古者那曾有這般禮數？」曰：「便是他記禮皆差。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個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谷二子卻是個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下得語恁地鄭重。」廣錄云：「只是說得忒煞鄭重滯泥，正如世俗所謂山東學究是也。」賀孫因舉公羊所斷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御」，荀息「不食言」，最是斷得好。曰：「然。」賀孫又云：「其間有全亂道處，恐是其徒插入，如何？」曰：「是他那不曉事底見識，便寫出來，亦不道是不好。若左氏便巧，便文飾回互了。」或云：「以蔡仲廢君為行權，衛輒拒父為尊祖，都不是。」曰：「是他不曉事底見識，只知道有所謂『嫡孫承重』之義，便道孫可以代祖，而不知子不可以不父其父。嘗謂學記雲『多其訊』，注云：『訊，猶問也。』公谷便是『多其訊』。沒緊要處，也便說道某言者何？某事者何？」賀孫。廣錄同。方子錄略。

  問：「中庸解載游氏辨文王不稱王之說，正矣。先生卻曰：『此事更當考。』是如何？」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固守臣節不稱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跡』，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虞芮質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