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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先生，」信上寫道，「我很高興能向您報告我和兒子同17號的保姆進行了友好的接觸，這使得調查能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因為有時候我能看上一眼當事人的約見記錄本，從而得知她的行蹤去向，同時還能每天檢查一下當事人所用的字紙簍。我隨信附上一件從字紙簍里搜撿出的有趣物證，看後請寄還並說明意見。當事人還記有日記，其中的一本已記了多年，但到目前為止，保姆（為使事情更加穩妥起見，今後我將稱其為我的朋友）尚未能接觸到此日記，原因為當事人將上述物件上了鎖保存。此情況或屬可疑，或屬不可疑。除隨信附上的重要物證之外，當事人似乎還將大量時間花費在不按約見簿上的安排赴約之上。必須將約見簿視為一種障眼物，儘管在此類調查中，為各當事人方利益計，必須做到事實準確，我個人並無意抱持某種貶損之見或偏見。」

  

  傷害我們的並不僅僅是悲劇：荒唐事也會傷人。它們身上佩著外觀可笑、不登大雅之堂的傷人利器。有時候，我真恨不得把帕基斯先生那些東拉西扯、缺乏效率的報告當著他兒子的面塞進他本人嘴裡。事情看起來似乎成了這樣：我在試圖為薩拉設圈套（但這樣做的目的究竟何在？是為了傷害亨利，還是傷害我自己？）的時候，讓一個小丑翻著筋斗闖到了我倆的親密關係之間。就連「親密關係」這個詞本身都沾著點帕基斯先生報告的味兒。有一回他不是這麼寫過嗎：「雖然我沒有在雪松路16號找到發生過親密關係的直接證據，但當事人確實表現出了欺騙的企圖。」不過那是後話了。從眼前他的這份報告裡，我只是獲悉：有那麼兩次，薩拉在約見記錄本上寫了去看牙醫和找裁縫，但如果說牙醫和裁縫都確有其人的話，她可是並沒在自己寫下的約見時間裡露面；她躲開了追蹤。帕基斯先生那差勁的報告用細細的韋弗利手體字和紫色墨水寫在廉價的便箋紙上。我翻到報告的反面，便看到了薩拉自己那粗大、整潔的字跡。我沒料到過了將近兩年之後，自己還能認出它來。

  那只是一張用針別在報告反面的紙片，上面用紅鉛筆標了一個大大的「A」字。在「A」字下面，帕基斯先生寫著：「鑑於可能發生的法律訴訟，所有書面證據均應送還歸檔。」紙片是從字紙簍里搶出來的，又被人像情人那么小心地用手給撫平了。它一定是寫給哪位情人的：「我不必給你寫信或者對你說話，在我能把話說出以前，你已經無所不知了。不過人在愛的時候，會覺得有必要採用自己一直在用的老辦法。我知道自己是剛剛開始在愛，但我已經想棄絕除你之外的任何東西、任何人了。只是恐懼和習慣在阻礙著我。親愛的……」下面就什麼也沒有了。紙片放肆地瞪著我。我不禁想到：她曾經寫給我的那些短箋上的每一行字怎麼都叫我給忘了？如果那些紙條也是這麼徹底地表白出她的愛情的話，我不是就會把它們都保存下來了嗎？在那些日子裡，為了怕我保存，她不總是——用她自己的話說——「用字裡行間另有意味的方式」給我寫信的嗎？可這場最新的戀愛卻掙破了「字裡行間」的牢籠。它可不肯被關在字裡行間，讓人見不著呢。我確確實實還記得我倆之間用過的一個密語——「洋蔥」。在彼此的往來書信中，我們用這個詞來謹慎地表示自己的熱戀。愛情變成了「洋蔥」，就連愛的行為本身也變成了「洋蔥」。「我已經想棄絕除你之外的任何東西、任何人了。」我氣恨恨地想到了洋蔥——我們好的時候，信里寫的可是洋蔥。

  我在紙片下端寫上「沒有意見」，然後把它裝進一個信封，在信封上寫上帕基斯先生的地址。可夜裡醒來時，我還是能在腦海里把整個事件給自己重演一遍。「棄絕」這個字眼以許多具體的形象呈現出來。我躺在那裡無法再入眠，記憶中的一個又一個片斷用嫉恨和欲望刺痛著我：她的頭髮扇子般展開、灑在鑲木地板上，吱吱嘎嘎作響的樓梯，還有在鄉間度過的某一天。那天，我們躺在公路邊上一條看不到路面的明溝里。在堅硬的土地上，她的發縷之間，我可以看到霜粒在閃光。在高潮那一刻到來時，一輛拖拉機「突突」響著從我們身旁駛過，拖拉機上的人頭也沒回就開過去了。為什麼嫉恨消滅不了欲望呢？為了能夠好好睡覺，我什麼都願意放棄。如果那時我相信有可能找到一種東西來替代欲望的話，那我會變得像一個學生那麼乖的。我曾一度試著為欲望尋找一個替代品，可是卻行不通。

  我是一個愛嫉妒的人——這部小說是一篇關於嫉妒（對亨利的嫉妒，對薩拉的嫉妒，以及對被帕基斯先生笨拙地追蹤著的那另外一位的嫉妒）的漫長記錄，我想在這樣一部東西里還要寫「我是一個愛嫉妒的人」這樣的字眼，似乎有點愚蠢。既然現在所有這些都已成過往，那麼我也只是在記憶變得特別鮮明生動時才會感到對亨利的嫉妒（因為我發誓，如果我同薩拉結婚的話，以她的忠誠和我的欲望，我們是可以幸福一輩子的），但是我對自己那位對手的嫉妒卻依然存在，「對手」是個誇張的字眼，它並不能恰如其分地表達出（這點令人苦惱）那個人總是享有的那種讓人難以忍受的自得、自信和成功。有時候我想，他甚至都不會承認我是整個事情的一部分，我有一種想讓人注意到我的強烈欲望，我要在那個人耳邊大吼一聲：「你不能無視我，我在這裡。不管後來發生了什麼，當時薩拉是愛我的。」

  薩拉和我曾就嫉妒這個問題做過長時間的爭論。我甚至於嫉妒她的過去，那些過去的事是她在談話中提及時坦率告訴我的——都是些風流韻事，完全沒有什麼意義（也許想找到那終極抽搐的無意識欲望除外——令人惋惜的是，亨利始終未能在她身上引發那種抽搐）。她像忠於亨利一樣忠於自己的情人，這點本來應該給我以安慰（因為她無疑也會忠於我），然而它卻讓我感到憤怒。有一段時間裡，她老是嘲笑我的憤怒，就是不肯相信我是當真的，就像她不肯相信自己的美麗一樣。她不肯嫉妒我的過去或者我可能會有的將來，這一點也同樣令我憤怒。我拒絕相信愛情可以用我自己所用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加以表現：我用自己嫉妒的程度來測量愛情的深淺。用這個標準去看，當然她就根本不可能愛我了。

  我們的爭論總是以同樣的方式進行，這裡我只想說說其中特別的一次，因為那次爭論是以行動告終的——那是一個很愚蠢的行動，沒有產生任何結果，只是最終導致了每次我動筆寫作時都會產生的那種疑惑，那就是覺得歸根到底也許還是她對了而我錯了。

  我記得自己怒氣沖沖地說：「這只不過是你過去性冷淡的後遺症而已。性冷淡的女人從來也不會嫉妒，你根本就是缺少普通人的感情。七情六慾這一課你還沒補上呢！」

  讓我感到惱火的是，她並未作任何聲辯。「也許你說得對。我只是說，我想要你快樂。我不喜歡你不高興。只要你能讓自己快樂，不管你做什麼我都不介意。」

  「你只不過想找個藉口罷了。如果我能同別人睡覺的話，你就會覺得自己也可以這樣做——任何時候都可以。」

  「這根本不相干。我想要你快樂，僅此而已。」

  「如果我同別的女人睡覺的話，你會為我鋪床嗎？」

  「也許會的。」

  不安全感是情人們會有的最糟糕的感覺：有時候，最為平凡單調、寡情少欲的婚姻似乎都比它好些。不安全感會歪曲事物的意義，毒害彼此間的信任。在一個受到重重包圍的城市裡，每一個哨兵都是一個潛在的背叛者。甚至在有帕基斯先生之前的日子裡，我就已在試圖查驗薩拉所說的話是真是假了：我會拆穿她那些小小的謊言，那些除了表明她害怕我以外沒有任何別的意義的逃避手段。我把每個謊言都放大成背叛，就是在最直白不過的話里，我也要讀出些隱含的意思來。因為一想到她哪怕是碰碰另外一個男人這點自己心裡就受不了，我便每時每刻擔心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她最隨意的手勢里，我也能看到同別人親熱的徵象。

  「你難道不想讓我快樂，而不是讓我難過嗎？」她以令人難以忍受的邏輯性這樣問我。

  「我寧願自己死掉或者看到你死掉，」我說，「也不願看到你和別的男人在一起。我並不是怪人，凡人的愛情就是這個樣子，你隨便去問誰好了。他們說的話會全一樣——如果他們真的戀愛過的話。」我用嘲弄的口吻告訴她說，「每一個戀愛的人都是嫉妒的。」

  當時我們正待在我的房間裡，我們是在一天之中比較保險的時候，一個暮春的下午來到這裡，以便做愛的。這一次我們破天荒地有好幾個小時時間，所以我就把它們都浪費在爭吵上，而弄得無愛可做了。她在床邊上坐下來，說：「對不起，我沒想惹你生氣。我希望你是對的。」但我依然不肯罷休。我恨她，因為我希望能覺得她不愛我：我想把她從心頭趕出去。現在想起來，我又到底不滿意她什麼呢？她愛不愛我嗎？她忠誠於我將近一年，她給了我許許多多的快樂，她忍受了我的喜怒無常，而我除了片刻的歡娛之外，又給了她什麼回報呢？我是睜著眼睛走進這場戀愛的，我知道它終有一天會結束，然而，當不安全的感覺和相信未來沒有希望這一合乎邏輯的想法宛如憂鬱症一般突然降臨心頭時，我還是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折磨她，就好像我要把未來這位提前到來的不受歡迎的客人拉到今天來一樣。我的愛情和恐懼扮演了類似於良心的角色。即便當時我們相信世上有罪孽這回事，我們的行為也幾乎不會有何兩樣。

  「你會嫉妒亨利的。」我說。

  「不，不會的，這很荒唐。」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脅的話……」

  「永遠不會。」她令人討厭地說道。我把她的話看作是一種侮辱，所以便頭也不回地走出屋子，下樓來到街上。我心下尋思：我是在自己演戲給自己看——這是不是說明我們的關係已經到頭了？沒有任何必要回去。如果我把她從我的心裡趕出去後，難道就不能在什麼地方找到平靜和好的婚姻，並一直持續下去嗎？那時也許我就不會感到嫉妒了，因為我的愛不會夠分量的：那樣我就會有安全感了。我就像沒人看管的白痴一樣，一邊自哀自憐、一邊怒氣衝天地走過暮色正在降臨的公共草坪。

  在本書的開頭，我說過這是一個關於恨的故事，但是現在我卻不相信這一點。或許我的恨同我的愛一樣分量不夠。此刻，我停住筆，抬起頭，在寫字檯近旁的一面鏡子裡看到了自己。我自忖道，難道恨看起來就是這個樣子嗎？之所以這麼問，是因為我想起了孩提時代我們大家在商店櫥窗的反照中看到的那張面孔，當我們眼巴巴地望著櫥窗里那些五彩繽紛卻無法得到的東西時，櫥窗映照出的那張面孔上的五官正隨著我們的呼吸變得模糊起來。

  這場爭吵爆發的時間一定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里的某一天。戰爭從許多方面幫助了我們，正因為如此，我差不多要把它看作是自己這段風流韻事中一個不太光彩卻非常可靠的同謀了（我會故意把「風流韻事」這個暗示著開端與結束的灼人字眼掛在嘴邊）。我想當時德國已經占領了低地國家——春天像屍體一般散發著死亡那甜得發膩的氣味，但是除了兩件實際的事情以外，並沒有什麼東西對我來說是重要的。這兩件事情，一件是亨利調到了家庭安全保障部，下班很晚；另一件是因為害怕空襲，我的女房東搬進了地下室，而不再老躲在樓上，隔著樓梯扶手監視不受歡迎的客人了。我個人的生活則因為腿瘸（我的一條腿比另外一條腿短，那是兒時的一場事故造成的）的緣故而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是在空襲開始以後，我才覺得有必要去當一下空襲警報員。事情暫時像是我簽字畫押，選擇了置身戰事以外一樣。

  那天晚上走到皮卡迪利廣場時，我心裡仍然充滿了憤恨和不信任。我最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傷害薩拉。我想帶個女人回家，同她一塊兒躺在我同薩拉做愛的那張床上——事情似乎是這樣：我知道要想傷害她，唯一的方式就是傷害我自己。這個時間裡，街道上黑暗而寧靜，沒有月亮的夜空中，一道道探照燈的光柱正在掃來掃去。在有女人站著的門道口以及沒有使用過的防空洞入口處，你看不清那些女人的面孔。她們得用手電筒發信號，就像螢火蟲似的。薩克維爾街上，從這頭到那頭，都是些明明滅滅的小小燈光。我發覺自己在想：薩拉這會兒正在做什麼？她是已經回家了呢，還是依舊在等著，以防我萬一會回去？

  一個女人打亮了手電筒問道：「想和我一塊兒回家嗎，親愛的？」我搖搖頭，繼續往前走。街前面有個姑娘正和一個男人說話：她打亮手電筒照著自己的臉蛋讓他看時，我瞥見了一張年輕、黝黑、快樂，還沒有被糟蹋掉的面孔，一頭還未意識到自己已被關進樊籠的野獸。我從他們身邊走過去，然後又折回來走向他們。待我走近時，那個男人離開了她。「想喝點什麼嗎？」我說。

  「過後同我回家嗎？」

  「是的。」

  「我會樂意快快地喝上一杯。」

  我們走進這條街盡頭的那家酒館。我要了兩杯威士忌。可是她喝酒時，我能看到的卻是薩拉的臉龐，而不是她的臉龐。她比薩拉年輕，不可能超過十九歲，長得比薩拉美，甚至可以說，也不像薩拉被糟蹋得那麼厲害，不過這只是因為她身上能糟蹋的東西比薩拉要少得多的緣故。我發現自己想要她的欲望並不比想要一隻狗或貓作伴的欲望更強烈。她在對我說：她在這條街上有一套頂樓的房間，與這兒只隔幾座房子。她告訴我她每月得付多少房租，她有多大歲數了，她出生在什麼地方，她如何在一家咖啡館裡打過一年工。她告訴我說：不是誰同她搭訕，她都帶他們回家的，不過她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位紳士。她說她有一隻金絲雀，是一位名叫瓊斯的紳士送的，因此她給那隻鳥起名叫「瓊斯」。她開始說到在倫敦很難買到千里光。我思忖：薩拉要是還在屋裡的話，我可以給她打個電話。我聽到那位姑娘在問我，如果我有花園的話，能不能有時候想到一下她的金絲雀。她說：「我這麼問你，你不介意吧？」

  我一邊呷著威士忌一邊看著她，心想真是奇怪：我對她一點也感覺不到欲望。在過了亂愛亂交的這麼多年後，我似乎一下子長大了。我對於薩拉的熱戀已經永遠抹去了我單純的肉慾。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可能在沒有愛情的情況下同一個女人做愛了。

  然而，把我帶到這家酒館裡來的東西肯定不是愛情。在從公共草坪走到這裡的一路上，我都在對自己說：把我帶到這裡來的是嫉恨，正如眼下我依舊對自己說的那樣，我用筆敘述這個故事，以便把她永遠從自己心裡驅逐出去，因為我一直在對自己說：她要是死了，我就可以忘掉她了。

  作為對那位姑娘自尊心的安慰，我給了她一張一英鎊的紙幣。我留下她繼續喝威士忌，自己邁出酒館，沿著新伯林頓街往前走，一直走到一座公共電話亭邊。我沒有手電筒，不得不擦了一根又一根火柴，才撥完了自己家的電話號碼，這之後便聽到了電話鈴響的聲音。我想像得到我寫字檯上放電話機的位置，我確切地知道薩拉如果正坐在椅子裡或者躺在床上的話，走到電話機前需要幾步，然而我還是讓電話鈴在那空蕩蕩的屋子裡響了半分鐘。隨後我又往她家裡打電話，保姆告訴我說她還沒回來。我想像著她正頂著燈火管制下的黑暗在公共草坪上徘徊的情景——而在那些日子裡，公共草坪並不是一個安全的地方。我看了看表，心想：如果剛才自己沒犯傻的話，我們應該還可以在一起待上三小時呢。我獨自一人回到家裡，試圖讀一本書，耳朵卻一直在聽候著電話鈴聲，但電話鈴一次也沒響過。自尊心阻止我再打電話給她。最後我上床去睡覺，睡前服了雙倍量的安眠藥。早上一覺醒來，首先聽到的便是薩拉在電話里的聲音。她對我說話的口氣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美滿的安寧又回來了。但是待我一放下聽筒，我腦袋裡的魔鬼馬上就慫恿我想到：浪費掉的那三個小時她一點也無所謂。

  我始終不明白：那些能相信人格化的神這種非常不可能的東西的人卻對人格化的鬼大驚小怪。我太熟悉魔鬼會怎樣影響著我自己的思維。不管莎拉曾說過什麼，都無法反駁魔鬼那詭詐的猜疑，不過通常都是等到薩拉走後他才展現自己的猜疑。他會在我們發生爭吵很久以前就慫恿我們進行這種爭吵：與其說他是薩拉的敵人，還不如說他是愛情的敵人。其實在人們的概念中，魔鬼不就是這樣的嗎？我能想像到：如果存在著一個主愛的神的話，魔鬼就會被逼得只好去破壞這種愛的哪怕是最蹩腳、最不堪一擊的仿冒品了。所以說，他怎麼會不害怕愛的習慣成長起來呢？他怎麼會不竭力讓我們大家都落入他的圈套，成為愛的背叛者，幫助他消滅愛呢？如果有某個神會利用我們，用像我們人這樣的材料來製造他的聖人的話，那麼魔鬼也會有他的野心的——他會夢寐以求地要把哪怕是像我這樣的人，哪怕是可憐的帕基斯都訓練成他的聖人，讓我們用借來的狂熱去摧毀我們在任何地方發現的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