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

  十天過去了，他沒收到半句回復。在他虛擬的情報員未被調查認可之前，他連他的經濟報告都送不出去。又到了一年一度拜訪經銷商的時節，他將離開哈瓦那，順著馬坦薩斯、 西恩富戈斯、聖克拉拉和聖地亞哥，一路往南走。他向來開著他那輛老爺車去造訪那些城市。離開前他發了一封電報給霍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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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假拜訪經銷商之名，評估在馬坦薩斯、工業中心聖克拉拉、海軍總部西恩富戈斯 、異議分子集中地聖地亞哥建立情報站的可能性。估計每日花費五十元。」

  他吻別了米莉，要她承諾他不在家這段期間不搭塞古拉大隊長的便車，接著便急促趕往驚奇酒吧去和海斯巴契喝杯餞別酒。

  2

  每年一次，在他的旅途中，伍爾摩都會寫信給他住在北安普敦的妹妹(或許寫信給瑪麗，能夠暫時紓解他離開米莉的寂寞)，同時寄出古巴最新的郵票給他的外甥。這男孩從六歲起就開始集郵，時光荏苒，伍爾摩都忘了他已經年過十七，說不定早就不再集郵了。不管他還集不集郵，伍爾摩寫在信上的那些話也顯然太幼稚了。那些話連米莉都嫌它可笑，更何況他還比米莉大幾歲。

  伍爾摩寫道：

  親愛的馬克，這裡有些郵票要送你。你一定已經搜集了不少郵票，這幾張恐怕不是太有意思。我本來想找一些動物、小鳥或蝴蝶的圖案，就像你上回給我看的那種瓜地馬拉郵票，只可惜古巴沒有。愛你的舅舅。p.s.我現在正坐著看海，天氣很熱。

  給他妹妹的信就鮮活多了：

  我現在坐在西恩富戈斯海邊，溫度超過九十華氏度，雖然太陽早在一小時前就下山了。電影院正在放瑪麗蓮·夢露的電影，一艘船停泊在海港，船名夠古怪的，叫作胡安·貝爾蒙特[3]。還記得那個冬天我們去馬德里看鬥牛嗎？船長——我猜他是船長——就坐在隔桌喝著西班牙白蘭地。除了看電影，他沒別的事可做。這一定是世上最安靜的港口之一，只有黃色或粉色的街道，高聳的糖廠煙囪，還有就是那野草叢生的小徑盡頭的胡安·貝爾蒙特了。不知為什麼，我希望能和米莉一起登上那艘船航行大海。吸塵器的生意不好做，這種動盪的日子，電流太不穩定了。昨晚在馬坦薩斯總共停了三次電，第一次停電的時候我還正好在洗澡。大老遠寫信給你，盡提這些，夠蠢的。

  別以為我不快樂。我們這裡有很多可以說的。有時候想到回老家去的事，我會有點害怕，想想博姿[4]、沃爾沃斯超市和那些自助餐廳，說不定連白馬酒館都把我當陌生人了。船長身旁坐了個女人——我想他在馬坦薩斯應該也有女人——他把白蘭地灌進她的喉嚨，就像替貓餵藥。太陽下山前這裡的光影很迷人：長長的金光和海鳥，映照在銀色的浪波上。白天時看起來像是維多利亞女皇的雕像，現在則仿佛只是一團氣波。鞋匠們收拾好工具箱，擺在粉紅廊柱旁的椅子下。你可以居高臨下俯看人行道——那就好像坐在圖書館的台階上——兩腳還踏在大概是腓尼基人漂洋過海運來的青銅海馬上。我為什麼如此思念故鄉？或許是因為我現在有了點閒錢。不久後我非下定決心，永遠離開古巴不可。我不知道米莉能不能在北倫敦灰濛濛的街道上找一所秘書學校安定下來。

  愛麗絲嬸嬸好嗎？愛德華叔叔呢？還是他已經過世了？我已經到了親人們不知不覺去世的年紀。

  他付了帳，又問了當地首席工程師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得找些人名來搪塞，好讓每天的五十元花得有道理。

  3

  在聖克拉拉，他的老爺車終於倒地不起，像一隻倦極的騾子。它的內部問題很嚴重，只有米莉知道怎麼處理。車廠的人說需要修理幾天，伍爾摩只好改搭公共汽車到聖地亞哥去。或許這是個更快更安全的走法，因為在聖地亞哥一帶，叛軍占領山頭，政府軍集結在馬路上與城市裡，交通受阻是常見的事，公共汽車反而比私人汽車更不容易誤點。

  他在傍晚時分抵達聖地亞哥，官方宵禁的時辰未到，正是空蕩蕩的危險時刻。廣場上朝向天主教堂而建的店家都打烊了，一對男女快步從旅館前面走過。這是個濕熱的夜晚，道路兩旁的路燈半明半滅。櫃檯人員帶著狐疑招呼他，心裡約莫在揣度，這人是哪一路的間諜。他覺得自己像個冒牌貨，因為這家旅館住的都是正牌間諜、正牌線人和正牌叛軍情報人員。一個醉漢在酒吧間念個不停，頗有格特魯德·斯泰因[5]的風格：「古巴是古巴是古巴」。

  伍爾摩吃了份蛋卷，配點酸酒當晚餐——那蛋卷又干又扁，還帶著污漬和摺痕，活像一份古老的文件。伍爾摩一面吃，一面在寄給海斯巴契醫生的風景明信片上寫了幾行字。每當他離開哈瓦那，他總會寄風景明信片給米莉和海斯巴契醫生，甚至寄給羅伯茲。畫面上總是醜醜的旅館，某個窗戶上還打了個「×」，仿佛偵探小說里標明的犯罪現場。「車子拋錨了，萬籟俱寂。周四可望回家。」風景明信片是寂寞的象徵。

  九點鐘，伍爾摩出門拜訪經銷商。他忘了聖地亞哥的街道在入夜後有多麼蕭瑟。鐵窗後的百葉窗緊閉著，這裡如被占領的城市一般，家家戶戶門院深鎖，對路過者不理不睬。一家戲院散發出微弱的燈光，卻沒有顧客上門。依據法令它必須整夜開著，但只有士兵和警察才可能在入夜後上戲院。某條街道盡頭，伍爾摩看到一支軍方的巡邏隊經過。

  伍爾摩和經銷商坐在又小又熱的房間裡，一扇開著的門通往內院，院裡有一棵棕櫚樹和一口熟鐵打造的井，但外頭的空氣和屋內一般熱。他們面對面坐在搖椅上，時而搖向對方，時而搖離對方，製造出小小的氣流。

  生意不好(搖啊搖)，在聖地亞哥沒有人買電器(搖啊搖)，電流不穩，有什麼好賣的呢？(搖啊搖。)呼應他們話題似的，電突然停了，他們只好在黑暗中繼續搖下去。有時亂了節奏，兩人的頭還會輕輕撞在一起。

  「對不起。」

  「我的錯。」

  (搖啊搖啊搖。)

  有人在內院發出擦椅子的聲音。

  「是你太太嗎？」伍爾摩問。

  「不，沒有別人，只有我們兩個。」

  伍爾摩往前搖，往後搖，再往前搖，側耳細聽內院偷偷摸摸的動靜。

  「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這裡是聖地亞哥，每個房子都可能窩藏逃犯。最好是什麼都聽不見，也看不見——這點絕無問題，即使燈泡帶著微細的燈絲半有心半無意地恢復了光明。

  回旅館的路上，他被兩個警察攔住。他們問他，為什麼這麼晚還在路上溜達。

  「才十點鐘。」他說。

  「你十點鐘在路上做什麼？」

  「又沒有宵禁。有嗎？」

  突然間，一個警察毫無預警地給了他一記耳光。震驚淹沒了憤怒。他是奉公守法的人，警察應該保護他才對。他用手摸摸臉頰。

  「老天，你們怎麼會以為……」

  另一個警察在他背後給他一記，害他踉蹌跌倒在人行道旁。他的帽子掉到了陰溝里。他說：「把帽子還我!」

  才說完又被推了一把。他開始提到英國大使館之類的話，又惹來幾記耳光，打得他搖搖晃晃、天旋地轉。這回他被帶到一扇門內，辦公桌旁有個人以手臂當枕頭在睡覺。他醒過來，對伍爾摩一陣咆哮，其中最溫和的單詞是「豬」。

  伍爾摩說：「我是英國人，我的名字是伍爾摩。住址是哈瓦那拉帕瑞拉街三十七號。四十五歲，離婚。我要求打電話給大使館。」

  那個叫他豬的警官要他把護照拿出來。

  「我拿不出來。我放在旅館的手提箱裡。」

  逮捕他的一個警察得意地說：「在街上逮到他，身上沒有任何文件。」

  「搜他的口袋。」那警官說。

  他們拿出他的皮夾、寫給海斯巴契醫生的明信片(他忘了寄)，和一瓶在旅館酒吧買來的威士忌樣品酒「老爺子」。警官對著樣品酒和明信片仔細研究。他問：「你為什麼把這個瓶子帶在身上？裡頭裝的是什麼？」

  「你以為呢？」

  「叛軍用瓶子製造手榴彈。」

  「他們當然不會用這么小的瓶子。」

  警官打開瓶蓋嗅了嗅，倒了一些在掌心上。

  「聞起來像威士忌，」隨即話鋒一轉，問起明信片來，「你為什麼在圖上畫了一個叉？」

  「那是我房間的窗戶。」

  「為什麼要標出你房間的窗戶？」

  「為什麼不行？那只是……呃，一個人在旅途中隨興做的事。」

  「你是希望有人按著這扇窗來找你嗎？」

  「當然不是。」

  「海斯巴契醫生是誰？」

  「一個老朋友。」

  「他要到聖地亞哥來嗎？」

  「不。」

  「那你為什麼要告訴他你住哪個房間？」

  他終於慢慢領悟到這些犯罪專家都在想些什麼，而且要對一個握有權勢的人解釋清楚情況，簡直是痴人說夢。

  他開始胡吹：「海斯巴契是個女人。」

  「一個女醫師!」警官顯然不相信。

  「一個女博士，非常美麗。」他用手在空中比畫出兩條曲線。

  「她要到聖地亞哥來和你會面嗎？」

  「不，不。但你該懂得女人是怎麼回事吧，警官？她們喜歡知道她們的男人睡在什麼地方。」

  「你是她的情人？」氣氛緩和下來，「那仍舊無法解釋你為什麼三更半夜還在街上遊蕩。」

  「又沒有法律……」

  「是沒有法律禁止，但聰明人會待在家裡。只有企圖製造混亂的人才會在外面遊蕩。」

  「我因為思念愛瑪睡不著覺。」

  「誰是愛瑪？」

  「海斯巴契博士。」

  警官若有所思。「還是有哪裡不對勁，我感覺得出來。你沒有告訴我實話。如果你和愛瑪相愛，為什麼自己跑到聖地亞哥來？」

  「她丈夫起了疑心。」

  「她有丈夫？怪不得。你是天主教徒嗎？」

  「不是。」

  警官拿起明信片再度細看。「在臥室窗口畫叉——這麼做不太好吧？她怎麼跟丈夫解釋呢？」

  伍爾摩腦筋轉得飛快：「她丈夫是瞎子。」

  「那也不太好，很不好。」

  「要不要我再揍他？」一個警察問。

  「不急，我先盤問了再說。你認識這個叫愛瑪·海斯巴契的女人多久了？」

  「一星期。」

  「一星期？你說的事情沒一樣是好的，你不但是個新教徒，還是人家的姘頭。你什麼時候認識這個女人的？」

  「是塞古拉大隊長介紹的。」

  警官拿著明信片的手凝在半空中，伍爾摩聽到他身後的警察在吞口水。一陣長長的沉默，沒有人說半句話。

  「塞古拉大隊長？」

  「沒錯。」

  「你認識塞古拉大隊長？」

  「他是我女兒的朋友。」

  「原來你有女兒。那麼你是結婚了。」他又說，「這樣實在不……」

  一個警察趕忙打斷他：「他認識塞古拉大隊長。」

  「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真是假？」

  「你可以打電話問他。」

  「打電話到哈瓦那得花好幾個小時才接得上線。」

  「反正這麼晚我也不可能離開聖地亞哥。我會在旅館等你。」

  「或者是待在這裡的牢房。」

  「塞古拉大隊長恐怕會不高興。」

  警官思索良久，一面細細翻看他皮夾里的東西，接著轉向一位警察，要他和伍爾摩一同回旅館去檢查他的護照(警官顯然認為這樣可以保住面子)。兩人在尷尬的靜默中走回旅館。

  直到伍爾摩躺下來休息後，這才想到，給海斯巴契醫生的那張明信片還留在警長的桌上。但他並不覺得要緊，反正早上再寄一張就是。人總要很久以後才會了解，在錯綜複雜的人生之圖中，每樣事物——甚至一張明信片——都是圖案的一部分，因此不管是什麼東西，掉以輕心都過於草率。三天後，伍爾摩搭公共汽車回到聖克拉拉。他的老爺車修好了。回哈瓦那途中，一路風平浪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