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鞏固帝國的主導思潮
2024-10-09 08:51:28
作者： 錢乘旦
鞏固帝國在世紀之交成為英國占主導地位的帝國政策，但對於如何鞏固這個空前龐大且結構複雜的帝國，則必須考慮三個制約性因素。其一，英國經濟自19世紀末以來不斷衰退，並且面臨著德、美等國的挑戰，英國人把帝國作為解決英國衰落問題的良方，在這一方面是沒有爭議的，但關鍵是採取何種方式使帝國成為英國力量的後盾。其二，帝國統治中的傳統因素不容忽視。英國一向是一個尊重傳統，不主張激烈變革的國度。兼之當時英國所面臨的國際競爭形勢，更使英國不可能提出更多創新性的建設帝國思想，人們自然而然會利用各種各樣的傳統思想，在適應當時情況的基礎上，提出經過修改的帝國建設思想。這類傳統思想多種多樣，包括自由主義（Liberalism）、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種族主義（Racism）、社會主義（Socialism），等等。其三，各種各樣的具體情況也影響帝國決策，這些情況包括國際形勢的變更、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對殖民地情況有著最直接了解的殖民地行政官員個人的因素，等等。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國各界提出了多種多樣的關於解決帝國所面臨問題的方案，對於帝國的組織形式、經濟開發、道德基礎及種族關係都進行了探討，從而對帝國政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大體看來，這些關於如何鞏固帝國的思潮可以分為如下四類：自由主義者（Liberal），帝國改革派，文化相對主義者（Cul tural Relativist），社會主義者（Socialist）。[39]以下分別進行敘述。
本書首發𝔟𝔞𝔫𝔵𝔦𝔞𝔟𝔞.𝔠𝔬𝔪,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一）自由主義者的守成思想
19世紀西歐各國中，自由主義在英國發展得最充分、最典型、最具代表性，幾乎成為整個19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政治經濟思想。自由主義學派的出發點是經濟方面的，因為這種理論主要是適應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與完成而提出的，代表人物有18世紀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19世紀中期的哲學家及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以及19世紀的著名政治家格拉斯頓（William Gladstone），等等。該派認為人應當絕對自由地互相競爭，以便他們最好的能力得以發揮。[40]而政府的功能是有限的，應儘量減少對經濟生活的干涉，經濟活動中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自動調節。相應的，個人在法律上和社會上也應享有實際行動並承擔後果的完全自由，所以政府形式也必須是對個人干涉最少、最能體現個人利益和意見的統治形式。[41]毫無疑問，只有民選的代議制政府才最能體現這一要求。而在國際事務中，自由主義者則倡導國際自由貿易，主張依靠民族自由和國際公平交易的原則來處理對外關係。
對於殖民地的統治，自由主義的創始人們反對流行於17、18世紀，以宗主國對殖民地經濟、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方面全面壟斷為特徵的舊殖民體系。亞當.斯密在其名著《國富論》中鮮明地指出：「除了對外貿易，英屬殖民地的人民就其他各個方面來說，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務。」[42]這一方面是因為以反對舊殖民體制為目的的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讓英國大受震動，另一方面也因為放鬆對殖民地的控制既有利於減少英國的財政負擔，也有利於英國工業的發展。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革命業已完成，其在歐洲居於霸主地位，而且號稱「世界工場」。這種強大的國力更使得英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帝國問題上，主張不建立正式的版圖帝國，而是通過貿易、法律、文化等無形的力量把英帝國連成一片，既可以實踐其自由貿易主張、減少英國對殖民地承擔正式責任所應付的費用，又可以推進自由主義所倡導的正義與人道原則。在具體做法上，英國創立了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制度，給予白人移民殖民地以內政自主權，並將英國的議會制度推廣到白人殖民地，在白人殖民地建立「得到多數人信任的」「行政機構對議會負責的」責任政府制度，[43]其大多數立法活動不再從屬於英國議會；同時，英國在非白人殖民地注重發展當地福利，向土著地區傳播英國式的文化、宗教、法律等。以上做法，使英國在19世紀中期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自由貿易帝國。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的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挑戰，工業霸權不復存在，世界工場的地位也已喪失，自由主義賴以存在的基礎逐漸消失，因此自由主義進入急劇衰落的時代。但是，由於自由主義在英國社會根深蒂固，致使它的許多原則在當時的英國仍能激起大多數人的共鳴，並成為具有主導地位的帝國主義思潮。
持這一派主張的主要有如下代表人物：羅斯伯里（5th Earl of Rosebery），曾於1884—1885年任首相；索爾茲伯里，1895—1902年任英國首相；坎貝爾-班納曼，自由黨領袖，1905—1908年任英國首相；約翰.莫利（John Morley），1905—1912年在自由黨政府中任印度事務大臣；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在1905年度的自由黨政府中任貿易委員會主席，1916—1921年任英國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Herbert Henry Asquith），坎貝爾-班納曼之後的自由黨領袖，1908—1916年長期擔任英國首相；希克斯.比齊（Hicks Beach），1895—1902年在保守黨政府中任財政大臣，他宣稱自己是一個「徹底的自由貿易者」[44]；倫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 se），英國社會學家和哲學家，1911年發表《自由主義》一書，概述了英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和主要內容；休.塞西爾（Hugh Cecil），保守黨思想家，1912年發表了《保守主義》一書，對英國的保守主義做出了全面論述。這裡必須強調指出，對自由主義的信奉早已成為英國國內兩大政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共識，因而這些來自不同政黨、不同派別的人在鞏固帝國的原則上能持同一種態度。
這一派的主張如下：第一，強調帝國的道德基礎，在鞏固帝國時必須注重自由主義的原則。該派要求一種理性的、明智的、嚴肅的帝國主義，反對帝國狂熱，要求英國人重新承擔起對帝國的道義責任，在鞏固帝國時尊重人道、正義、和平的傳統並保持良知。該派之所以強調帝國的道德基礎，主要是因為他們遵循著19世紀自由主義一直存在著的講求道義的傳統。霍布豪斯曾這樣評價格拉斯頓在帝國問題上留給英國人的優良傳統：
外交部的辦事原則是：國家的理由證明一切事情都是正當的。格拉斯頓的辦事原則是：除了人類良知證明是正當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能被國家的理由證明是正當的。在他看來，政治家不僅要維護他的國家的物質利益，而且要維護國家的榮譽。……一個國家要變得偉大，不僅可以通過把地圖繪成紅色，或者把其貿易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也可以通過作為正義的先鋒、被壓迫者的救星、自由的老根據地，使國家變得偉大。[45]雖然19世紀末的帝國擴張使人們暫時陷入帝國狂熱之中，但一遇機會，這種英國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就要起作用。希克斯.比奇指出，「不應用不正確的手段去完成偉大的目標」。[46]
而英布戰爭極大地傷害了英國人的良知，促使他們認識到帝國擴張中包含的非正義性，從而呼喚帝國道德基礎的回歸。戰爭期間，「親布爾派」政治家主持的報紙《每日新聞》稱讚「布爾人是一個勇敢而有騎士風度的民族」，並指斥英國的戰爭行為。[47]坎貝爾-班納曼則一再指出，英國處理帝國問題的當務之急是寬宏大度地對待布爾人，重建被戰爭破壞的南非，建立「兩個歐洲種族之間的協調與融洽」[48]，以消除殘暴的征服所帶來的布爾人的憎恨及國際社會的指責。他於1906年當選英國首相後，特別提出把「正義與自由，而非特權與壟斷」作為該黨的執政準則。[49]
第二，該派主張堅持殖民地自治原則，尊重19世紀中期自由主義的成果——白人殖民地的自治政府。自由黨的代言人霍布豪斯指出，自由主義提倡民族自治和國際平等，但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對帝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對白人中普遍存在著統一感情這一事實所包含的潛在價值漠不關心。他進一步指出：「今天的殖民帝國實質上由老的自由主義所創建。它建立在自治基礎上，而自治是現存統一感情產生的根源。我們當代的難題是想出一套辦法來更具體生動地表現這種統一感情而不損害它所依賴的自治權力。」他還認為，英國自由黨人應重視這一問題，努力使他的國家成為一批自治的民主社會的中心。[50]
無獨有偶，保守黨的代言人、著有《保守主義》一書的休.塞西爾也持同樣觀點。在書中，他認為，英國的保守主義是一種守成力量，可以使社會的進程「不至於過分大膽或輕率，也不至於過分慎重或延遲」。[51]在帝國問題上，保守主義體現為要求維持帝國的完整與統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破壞帝國賴以存在的自治制度。他指出，當代帝國事務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使帝國成為一個單一的有機體，而又不破壞或危害其中每一個部分理所當然地、堅定地要求的充分自由權。英國希望自治領也能完完全全成為國家力量的一部分，但也希望「我們種族的一切公民，不論住在皇家自治領的哪個部分，同等地享有自由自治的偉大遺產」。他還認為，對於這一最終目標，英國國內「並不存在任何派系的爭論」。[52]
第三，該派認為帝國應是建立在互相信任和積極合作基礎之上的自願、自由的共同體，反對任何僵化的帝國政治、經濟或軍事組織。從自由主義的信條出發，自由主義者往往維護殖民地的政治自由，反對母國對殖民地的過多干涉；認為使殖民地持久忠於母國的最佳方式是使它們信任英國並想與英國統一，正如羅斯伯里指出，一個自由帝國在本質上「不是由武力，而是由感情和摯愛聯繫在一起的」[53]。自由主義者還認為，假如使用武力來讓它們為英國的利益效力，則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利益各不相同的殖民地與英國之間就會發生激烈的衝突。對於當時一些人提出的用機構化的方式統一帝國的建議，他們非常反對，正如索爾茲伯里在1902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的：「有許多重要人物——有巨大財富和權威的人，他們認為採取立法行動來使殖民地組成聯邦的時刻已經到來。我奉勸他們，在他們這麼做之前仔細考慮一下他們希望從中得到的結果。我們沒有立法權力來影響已從母國和它的女兒們那裡升起的思潮和感情。」[54]總而言之，帝國組織應儘量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非正式的、多種多樣的形式。
自由主義思潮這時之所以能在帝國問題上重新占據上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布戰爭後，英國出現了一派對帝國擴張的指責，從而為自由主義思想的再度興盛培養了土壤。另一方面，19世紀的大規模帝國擴張中，英國人並未來得及提出全新的鞏固帝國的思想。此時，英國實力的衰落及其在國際上面臨的危急局面，也使英國無力再採取積極的帝國政策，從而轉入守成階段，體系龐大的自由主義則無疑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鞏固帝國的理論。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派思想對於帝國鞏固的貢獻主要在政治原則上，而較少涉及具體措施。這主要因為自由主義在這時已經是一種具有固定內容的思潮，自由主義者大多處於維護前人立場的地位，已經較少創新了。他們更多地是提倡維持英國已有的帝國統治政策，實行無為而治。所以，他們對帝國並無遠大構想，只有當帝國結構中出現什麼問題時，他們才去考慮解決方法。他們的態度，可以用印度事務大臣莫利的話來概括，他說：「今天我能負責，明天我也能幹得很好，後天我聽天由命。」[55]
自由主義雖然在19世紀末已是強弩之末，但英國畢竟是一個靠自由主義起家、又靠自由主義達到鼎盛的國家，因而自由主義在這一時期仍能占據帝國思想的主導地位。同時，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又幾乎都是1905年起長期執政的自由黨政府的成員，所以其主張對於制定帝國政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二）帝國改革派的變革意圖
如果說，堅持自由主義傳統者的主張是立足於帝國政策的傳統和帝國發展的現狀的話，那麼帝國改革派則往往在面對帝國現存問題的同時，又著眼於帝國發展的將來，試圖改進19世紀中期以來的殖民體制，使之進一步增強英國的力量，並設計出許多具體的舉措。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約瑟夫.張伯倫，著名的帝國主義者，1895—1903年任殖民大臣，對英國的內政外交都產生過重大影響；阿爾弗雷德.米爾納，著名帝國主義者，1897年起先後任英國駐南非高級專員及總督。他們對於帝國懷著極大的狂熱，矢志獻身於帝國事業。
這一派鞏固帝國主張的著眼點是英國經濟從19世紀末以來的持續衰退，至一戰前，無論是實際GDP（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見表1）還是出口量（見表2），英國都已大大落後於兩個主要的競爭對手德國和美國。因此，激進的帝國主義者主要想解決英國面臨的經濟危機，推行殖民地經濟改革，使殖民地成為英國經濟的重要支柱，以維持英國的霸主地位。
表1 實際GDP的年增長率（%），1880—1913年[56]
表2 在世界製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額（%），1880—1913年[57]
這一派的主張如下：第一，大力發展殖民地經濟，對於出生伯明罕商業世家的張伯倫而言，殖民地始終是一個經濟命題，是英國巨大財富和經濟穩定的潛在資源。他早在尚未擔任殖民大臣時，就曾指出：
占有地球上某些大塊空間是不夠的，除非你能夠充分利用它們，除非你願意開它們。我們是一筆大財產的地主，地主的責任在於發展他的地產。[58]
這就是張伯倫著名的「地產說」。1895年8月，即他就任殖民大臣的第二個月，他就大力呼籲開發這些殖民地。他指出：「沒有帝國的援助，未開發的地產就不能得到發展……就我所知，這些殖民地歸英國所有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迄今為止，英國的統治者幾乎什麼也沒做。」他還認為殖民地發展「既對當地居民有利，又對其外部更多的人口有利」[59]。
張伯倫認為，維持和防衛這個帝國的費用越來越大，因此需要帝國各個組成部分——無論是自治殖民地還是附屬殖民地，都能經濟繁榮，以便能提供足夠的金額來防禦它們的領土，同時也能產生足夠的資金促使當地經濟走上持續增長的道路。在各殖民地發展的基礎上，又可以通過「正確的組織和鞏固措施，來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的帝國」。在這個帝國中，「沒有哪一種食物，哪一種貿易原材料，哪一種生存必需品，哪一種生活奢侈品，不能在英帝國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製造」。[60]這樣一個帝國將是一個強有力的組織。
張伯倫的信條具有革命性，意味著推翻那種通過英國給予殖民地有限的資金來促使殖民地形成財政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體制。這種體制可追溯到19世紀中期，對此做出最清晰描述的是1846—1852年任殖民大臣的格雷勳爵（Lord Grey，Henry Grey，3rd Earl Grey），格雷說：「要驗證促進未開化地區居民發展的措施正確與否，最合適標準莫過於看該殖民地是否能自給自足。」[61]而張伯倫的主張則打破了殖民地簡單維持現狀的經濟政策，試圖使殖民地的經濟獲得長足發展。
第二，該派主張通過政府行為來發展殖民地。這一主張在仍然視自由貿易為金科玉律的英國，同樣具有真正的革命性。根據自由貿易原理，英國傳統的殖民地發展，不是通過有限的政府貸款來援助殖民地，就是通過私人投資在殖民地部分地發展生產，在這當中，英國政府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而張伯倫則開始徹底打破自由主義信條，試圖使英國政府大幅度介入殖民地的經濟發展。
張伯倫深知殖民地是一隻只金鵝，只有在英國政府資金的刺激下，才會下金蛋。因為發展殖民地所涉及的許多舉措，如建設鐵路、橋樑、港口和灌溉系統這些公共工程，是私人企業所不願承擔或難以承擔的。正如他在1896年1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的：
毫無疑問，在許多事例上發展被延緩，而在一些事例上則完全停滯了，僅僅因為能夠運用來促進發展的方式超過了私人財力的範圍……比如在多米尼加、在英屬宏都拉斯及英屬蓋亞那，有許多尚不為人所知的自然資源——金礦和其他礦藏、染料、木材以及所有熱帶作物，無論是殖民地自身還是私人冒險家，都不打算去開發這些資源。王室地產的廣大及其毫無疑問的固有價值，正等待著一個買主，因為這裡沒有獲得財富的適當方法。私人企業可以耕作農田、砍伐木材並開採礦藏；但是政府（也只能是政府）可以修築公路和鐵路，這是政府在這些新型國家的真正職能範圍，而且只有在大不列顛認識到這一點時，它才能履行對於它統治之下的附屬殖民地的職責。[62]
張伯倫的這種思想在政府仍堅持自由放任、不干預經濟發展的時代顯然是超前了，不過他仍力排眾議，多次為西印度和非洲的發展爭取到政府援助款，儘管數目微小，但畢竟在正統經濟政策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因此，後來支持張伯倫的米爾納曾稱張伯倫的任期是「進步的時代，即從舊的、不干涉和停滯的體系向新的、積極的和發展的政策過渡的年代」。[63]
第三，該派主張在英國及其自治殖民地之間建立正式的、緊密的、集權化的聯繫。從19世紀80年代起，張伯倫就是帝國聯邦計劃的大力推行者，在他成為殖民大臣後，更是不遺餘力地推行英國與自治殖民地之間的聯合。在張伯倫看來，組織化的帝國要比自治更重要，他一再強調：「這一時代的趨勢在於，把權力交到大帝國手中，那些較小的王國——沒有進步的國家——註定要成為二流的、附屬的地區。」[64]
出於對經濟問題的敏感，他把商業聯盟看得最為重要。1903年，他發起了關稅改革運動，其目標是在帝國內部引進保護性關稅系統，建立帝國成員之間的關稅同盟，從而使帝國聯合成一個經濟整體，此舉在仍然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的英國引起軒然大波。米爾納在這個問題上堅決支持張伯倫，當他結束在南非的總督生涯回英國後，便積極為關稅改革搖旗吶喊。1908年，他在出訪加拿大時，曾大力遊說帝國的經濟聯合。他說：「通過儘可能從加拿大而非阿根廷購買小麥，聯合王國將幫助建立自治領的繁榮。通過向聯合王國而非德國或比利時購買瓷器、陶器、玻璃製品或刀具，加拿大將向英國而非別的國家提供就業機會。」[65]
張伯倫的關稅改革思想的產生，和他的背景分不開。他出生在英國工業重地伯明罕市的一個巨商家庭，對經濟問題十分敏感。該城市自19世紀8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其他工業強國對英國工業霸權的挑戰。1895年，伯明罕的商界代表就向負責調查英國貿易衰落原因的委員會深刻地指出：「保護性關稅已經使文明的市場向我們關閉。……憑藉保護性關稅，德國和美國已發展了他們的工廠，並且從他們的國內銷售中獲利。」[66]在伯明罕市的這種氛圍中，張伯倫產生關稅改革思想不足為奇。
帝國改革派大多長期從事帝國事務，對於帝國的發展前景有較明確的看法。他們的觀點一般都具有前瞻性，往往都是明確提出帝國政策未來發展的走向，因而也確實吸引了不少人。直到1953年，張伯倫的追隨者、一戰後擔任過殖民大臣的艾默里在其回憶錄中，仍然強調：如果當時英國確實實現了張伯倫的政策，則英帝國根本不會衰落。[67]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帝國改革派的觀點雖然指向帝國未來，但是其理論立足點卻是19世紀中期以來就已經存在的、此時已遭到許多人批判的種族主義觀點和文化使命觀。種族主義理論包含兩個要點。一、英國至上論，認為上帝對英國人情有獨鍾，他們天生就是統治世界的種族。張伯倫指出：「命運之偉大與重要性完全給了盎格魯-撒克遜人，因為氣候和環境都不能改變這個驕傲、頑強、自信和果斷的種族。」[68]二、種族等級觀念，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一個不同種族的等級體系，英國人居於種族體系的最頂端，有色人種則在底層。米爾納認為：「白種人必須統治，因為他是通過許多步驟才被提升到高於黑人的地位的。」[69]在實踐中，他們一直注重與白人自治領的聯合，而把土著種族視為較低等的、未發展的種族。至於文化使命觀，則是他們從種族主義推導出來的理論，即處於較高文明程度的英國人負有向全世界傳播英國文明的天定使命，正如張伯倫指出的：「命中注定要把我們的美德及缺點一併傳播到有人居住的地區。」[70]張伯倫的殖民地發展政策，實際上也包含著英國人比當地居民更懂得如何發展經濟的含義。
正因為他們持有種族優越感和傳播英國文化的使命感，所以他們強調為了完成偉大的目標，可以不計較採取的手段是否正當，張伯倫指出，「你不可能不打破雞蛋就做蛋卷；你也不可能不使用武力就能摧毀野蠻、奴隸制和迷信」，雖然這樣做有些違背正義的原則，但「如果你把人道上的收穫及你必須付出的代價做一個公正的對比」，你會感到還是得大於失。[71]因此，該派強調英國人必須理直氣壯地領導帝國，他們強調鞏固帝國必須注重效率、秩序，而不是自由主義所提倡的民主與自由。他們甚至攻擊英國民主制的拖沓和低效率，認為議會議員根本不懂得帝國問題的實質，米爾納更公開聲稱不要受「威斯敏斯特的烏合之眾」的干擾，[72]而其對南非的治理則完全體現了他的鐵腕政策。正因為如此，帝國改革派的做法經常遭受自由主義者的指責，也往往激怒他們的同僚。
帝國改革派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活躍於英國政壇，無論在帝國的中心英國，還是他們統治的殖民地，都留下了深深痕跡。他們關於把帝國聯合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的構想，一度得到一部分自由黨人和費邊主義者[73]的支持。[74]他們在任期內也曾大力推行他們關於如何鞏固帝國的主張，因此其思想雖然在英國政壇中處於少數派的地位，但也確實產生過重大的影響。此外，贊成他們思想的人在未來的英國決策層中也曾起過很大作用，比如利奧波德.艾默里（Leopard Amery），此時是張伯倫的追隨者，一戰後成為殖民大臣，一直認為英國將來的繁榮「依賴於我們在帝國中的遺產的發展」[75]。因此，他大力推行了許多發展附屬殖民地、加強帝國聯繫的創新性舉措。
（三）文化相對主義對種族主義的修正
如果說自由主義者和帝國改革派都是英國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們或堅持自由主義傳統，或針對帝國面臨的問題，對如何鞏固帝國提出見解，並利用他們的執政地位，將之付諸實踐的話，那麼文化相對主義（the Cultural Relativism）則立足於18世紀下半葉以來英國宗教團體與人道主義者積極主張發展殖民地福利、尊重殖民地利益的傳統，對鞏固帝國的原則、方法提出補充性看法，其中很多思想對帝國的決策及管理也產生了影響。
英帝國領地內的人種和文化多種多樣，對於占帝國人口絕大多數的非白種人，英國人一直持種族主義態度。這種觀念在19世紀的英國社會根深蒂固。然而，19世紀末，種族主義受到了一批人道主義學者的質疑。他們反對種族主義所宣揚的盎格魯-撒克遜種族承擔著向人類傳播最先進文明的使命的觀念，而強調非洲社會具有不同於歐洲的獨特文化價值和特性，即文化的相對性。因此，他們的主張被稱為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瑪麗.金斯利（Marry Kingsley），19世紀末的女旅行家，曾遊歷西非，著有《漫遊西非》和《西非研究》等具有廣泛影響的書籍，她對於非洲的同情、理解及熱情，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歐洲人對非洲的看法，且奠定了西非人類學基礎；E.D.莫雷爾（E.D.Morel），人道主義團體剛果改革協會的創始人；哈里.約翰斯頓爵士（Sir Harry Johnston），非洲旅行者，前非洲殖民地行政官員；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先是剛果改革協會成員，後成為另一個人道主義團體土著保護協會成員。
這一派思潮的主要觀點如下。第一，指出非洲社會文化與歐洲的不同之處，認為非洲應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金斯利根據她在西非的遊歷提出，西非社會處於類似於歐洲13世紀時的狀況，但這並不意味著英國人要像19世紀英國的文化使命觀所提倡的那樣，把這些地區提升到與歐洲19世紀狀態平行的水平；相反，真正的「人道主義」是用科學方法使這些地區沿著它們自己的文化發展途徑演進到它們自己的19世紀狀況。她認為非洲人「是邏輯上非常實際的人……他有考慮他所擁有的權利的方式，無論他是否願意行使這種權力」[76]。因此，英國人無權要求非洲人接受歐洲的思維方式，而英國人應該做的，是幫助這些非洲人避免非、歐兩種文化的衝突，使其順利進入他們自己的現代狀況，並宣稱「這是一項偉大的人道主義工作，通過從事這種工作可以為英格蘭在上帝面前樹立一座豐碑」。為了完成上述工作，金斯利特別強調研究非洲的風俗。她指責基督教團體的傳教活動和英國殖民部對當地的直接控制導致了非洲社會和政治機構的毀滅，因此她憎恨「英國對較弱小種族政策的欺騙」，認為這給黑種人帶來了災難。[77]
第二，強調帝國對土著地區承擔的道義責任，反對壓制性的殖民統治。金斯利在1899年出版的《西非研究》一書中指出，直轄殖民體制不適合於非洲，因為它作為一種政治體制，主要代表的是英國國內的殖民官員的觀點，而不像英國式的代議制機構那樣，代表的是選民的利益。因此，西非殖民體制的運作只能導致和所有利益相關者的願望相反的結果，浪費人們的金錢、前途和生命。[78]受到其思想的影響，人道主義者莫雷爾創立了剛果改革協會，抗議比屬剛果殖民統治的暴行，認為壓制性的殖民統治損壞了當地的傳統與文化，主張保護非洲免受帝國主義的侵害。[79]該舉動得到了前殖民官員約翰斯頓爵士的大力支持。1906年，兩人合著的《紅橡膠》一書出版。在書中，他們指出，如果不改變殖民統治的暴行，則有可能導致非洲人的反抗，推翻歐洲人「試圖移植的新文明」。[80]繼這兩人之後的文化相對主義者哈里斯，一直強烈反對非洲殖民地上存在的強制性勞動和白人侵占非洲人土地的問題，他曾多次向英國議會提交請願書，請求改變這種局面。[81]在1914年出版的《最黑的非洲的覺醒》一書中，他指出，白人行政官員的種族歧視會破壞英國與西非殖民地之間的貿易關係。而他所想做的工作是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關注在英國學習的非洲學生的福利。[82]
第三，文化相對主義者堅持非洲文化的相對性，故而他們認為一部分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失去了他們文化的根源，也失去了他們同胞的尊敬與愛戴。比如，金斯利認為，受過西方教育的非洲人並不「理解西方文化的內在精神」，他們「既不是非洲人也不是歐洲人」，「既誤導了歐洲人又背叛了非洲人」。[83]莫雷爾和約翰斯頓也持同樣觀點，他們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具有家長制統治特點，即隔離非洲社會，使之不受西方的影響。[84]
文化相對主義是對傳統的種族主義的修正。種族主義之形成，一是由於英國人對廣大非歐洲地區缺乏足夠的了解，從而產生出許多偏見；二是由於英國人在幾個世紀中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帝國，其民族自豪感很容易轉化成種族優越感。19世紀末，隨著技術的進步和英國統治區域的擴展，英國人可以更多地深入附屬領地，增加對其了解，從而有可能修正種族主義觀點。此外，英帝國自19世紀初以來就有尊重土著權益、主張英國人承擔對非歐洲地區的道義責任的傳統，此時，恰逢比屬剛果的殖民暴行被揭露，國際社會尊重土著利益的呼聲高漲。在這種背景下，文化相對主義得以興起。
文化相對主義一經誕生，就受到英國社會的關注。比如金斯利雖於1900年就去世了，年僅37歲，但她的思想不僅得到了著名學者霍布森等人的支持，也推動了英國殖民部對土著地區態度的部分轉變。1901年，為了紀念她，殖民部創立非洲協會，用以鼓勵對非洲社會和非洲文化的研究，並將文化相對主義作為殖民統治的原則之一。
（四）社會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批判
社會主義是19世紀中期以來英國社會的新事物，持這一派觀點的人對內主張革除各種社會痼疾，實行社會改革，對外則大多對帝國主義持一種批判態度。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J.A.霍布森（J.A.Hobson），經濟學家和時事評論家，因對南非戰爭起因的探討及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研究》一書而聲名鵲起，他雖不是社會主義者，但其思想和對帝國的分析方式卻深刻影響了社會主義者，成為社會主義者對帝國進行批判的先導，其觀點後來被列寧引證；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906年新成立的工黨的領導人，一戰後兩次擔任工黨政府首腦。他在一戰前曾到帝國的許多地方遊歷，著有《勞工與帝國》一書；基爾.哈第（Keir Hardie），工黨領袖，曾出訪印度、加拿大等地。這一派出於對英國社會弊端的批判，提出了對帝國建設的新意見。
首先，他們懷疑所謂帝國的光榮，指斥英國在殖民地統治中的不道德性。基爾.哈第認為，帝國並不等於英國人民的榮耀，它只對一小部分政客有利，因為「帝國意味著貿易，貿易意味著利潤，利潤意味著支配普通人的權利」[85]，換言之，帝國是一種階級壓迫的工具。哈第認為，帝國的統一本身是一件有益的事，因為「這會使民主的國度更為接近，並能打破民族分離的障礙」。但是這種統一與英國王室無關，因為國王、外交家、商人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擴張帝國。所以，英國工人階級蔑視王室以及所有支撐它存在的東西，但又確確實實地希望地球上的民族更緊密地聯合在一個統一體中，不是基於王族聯盟或商業聯盟，而是基於和諧地生活在一起的願望。哈第更進一步指出，英國人引以為豪的維多利亞女王登基60周年慶典，每一壯觀的場面都只是在加速它的終結。[86]這種觀點在帝國主義情緒甚囂塵上的當時，確實很尖銳。不但如此，這一派人還反對英國殖民地官員不負責任的統治。拉姆齊.麥克唐納在其《勞工與帝國》一書中，指斥殖民地官員往往不了解他們所統治的地區。他描述這些殖民官員，「問他們有關當地的宗教，那不是他們的話題；問他們有關當地的風俗，那也不是他們的話題；問他們有關當地的問題，那還不是他們的話題」，這些人認為他們來自統治種族，永遠不同於土著種族。麥克唐納認為，這些視野狹隘的統治者要對帝國統治中的許多失誤負主要責任。[87]
第二，強調帝國對土著地區承擔的責任，強調恢復18世紀著名思想家愛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倡導的「託管制」[88]的原則。霍布森在1902年出版的《帝國主義研究》一書中，不但分析了現代帝國主義產生的根源，還指出帝國主義是一種追逐私利的墮落選擇，它培養了一股不負責任和不文明的力量，引起人們「爭鬥、占領土地、掠奪的原始貪婪欲望，這對於英國人的進步和民主改革是有害的；它也使整個國家放棄了培養更高品質的願望，而這些品質恰恰又是一個民族或個人運用理智戰勝野蠻衝動的動力。因此，帝國主義是在培養投機和戰爭，是骯髒的秘密外交的根源」[89]。所以，霍布森也一再倡導重建帝國的道德性，終止帝國擴張。不過，終止擴張不代表放棄帝國。他認為，英國現在就結束帝國是不行的，因為大部分土著地區還需要英國的力量進行建設和發展。如果英國放棄對帝國的責任，就是「對這個世界的人道及文明的公共責任的野蠻放棄」。同時，霍布森認為伯克所倡導的注重「正義與人道」、注重被統治地區的福利發展的託管制原則是一個光榮的概念，但是這一制度現在已經因為英國殖民統治的腐化管理而受到了玷污。因而，霍布森提出他的解決方法，即「一種理智的、合法的帝國主義」[90]。也就是說，殖民地資源不應該屬於占有它的國家，而應該屬於能最好地利用這些資源的民族。這樣的責任決不能交給不負責任和自私自利的私人企業，只能由國家來控制殖民地發展，並由國際組織加以監督，這種帝國主義才能符合全人類的利益。[91]
第三，反對傳統的種族主義觀念，倡導在帝國建設中對不同的種族都實行統一道德標準。霍布森在《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中指出：「故意為某種特定文明或國家設定一套新使命，而且以膚色和種族而非個人性格和成就作為標準，無異於為將來種下了危險與黑暗的種子。」[92]曾於1907年冬天訪問印度的基爾.哈第著有《印度、影響與建議》一書，於1909年出版。在書中，他對次大陸的「膚色界限」深感震驚。他說：「取一組印度人，脫去他們優雅的、形狀怪異的服裝，給他們穿上外套和褲子，洗去他們曬黑的皮膚。之後，一個突然來到他們中的陌生人會很難說出他是在曼徹斯特還是在馬德拉斯。」[93]哈第指出，這樣一個事實促使英國人應該去考慮授予印度人多大的自治權的問題。哈第的書曾在對印度的歧視根深蒂固的英國引起軒然大波。麥克唐納也指出，民族自豪感雖然是一筆極有價值的財富，但是如果英國人把它轉化為一種種族優越意識，那它就不再是一種美德了。[94]種族主義只能導致讓帝國統一在一起的精神紐帶割裂，只能使非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人反對英國人。針對這種狀況，麥克唐納進一步呼籲，建立一種共同的統治帝國的行為標準，這種標準以英國傳統的「自由與正義」原則為基礎。他認為，帝國內任何地區的政府都不能「採取與帝國自身的傳統或標準相悖或低於它的行政政策及公民自由的標準」[95]。此外，這派觀念一直都在考慮將來可以給予土著居民一定的自治權。但是，對於何時給予土著地區自治權以及自治權的程度，該派未提出任何具體看法。
社會主義者對帝國的看法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側重於對帝國主義背後的經濟利益的分析，二是對土著種族的同情與關注。該派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觀點，原因在於，隨著1845年馬克思《資本論》的發表，社會主義者在對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已普遍採取了經濟的分析方法。19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批評家們已經認識到，在歐洲各強國的過度生產、資本積累與帝國主義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繫。霍布森本人從1890年起就一直從事帝國主義經濟動機的研究。此外，這一派中的大多數人都曾遊歷過帝國的許多地區，對土著地區有直觀的了解，因而會對土著地區產生更多的同情，並能從社會主義的立場對英國的殖民統治做出批判。
社會主義批評家雖然不處於執政地位，但是他們的觀點與文化相對主義觀點一樣，仍對英國政府鞏固、建設帝國的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比如，霍布森關於在國際監督下的託管制的觀點，在後來的國際聯盟的「託管制」中得到了體現。而工黨領導人則在一戰後兩次執政，採取了不少有利於印度人及非洲人的舉措。凡此種種，說明這一派思想是英國帝國政策的一個有益補充。
19世紀末至20世紀早期，英國各界對於鞏固帝國這一總體目標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對於如何鞏固帝國這一問題的具體看法卻並不統一，從而形成了四種大的流派。從這四大流派的影響來看，總體上形成這樣的格局：以自由主義為主，以帝國改革派為輔，以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為補充。可以說，在整個時期內，英國並沒有完全確定的、統一的鞏固帝國的思想。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上述鞏固帝國的思潮雖然在帝國問題的決策中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但是思想並不等於帝國政策。英國的政治家們在制定帝國政策上，雖然要參考各種思潮，但也必然要受很多其他因素制約。此外，在具體政策的執行上，為了使帝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就需要使持這一派觀點的人與另一派達成妥協。在多種因素的制約下，英國人進行著鞏固帝國這一複雜而又艱巨的工作。
【注釋】
[1] Iain R.Smith，The Origins of South Africa War 1899—1902（Longman，1996），p.1.
[2] James S.Olson（ed.），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European Imperiali sm（Greenwood Press，1991），p.204.
[3] 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1978），p.204.
[4] Milner's 『helot'Dispatch on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frica，4 May 1899，W.D Handcock（e 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London，1977），p.405.
[5] Iain R，Smith，op.cit，p.2.
[6] Iain R，Smith，op.cit，p.2.
[7] E.J.Feuchtwanger，Democracy and Em pire Britain 1885—1914（Edward Arnold，1983），p.235.
[8] Bernard Porter，Britain，Europe and the World 1850—1982：Delusions of Grandeur（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3），p.57.
[9] Thomas Pakenham，The Boer War（London，Weidenfeid and Ni colson，1979），p.573.
[10] Iain Smith，op.cit，p.1.
[11] H.L.Wesseling，Divide and Rule：the Part ition of Africa，1880—1914（Praeger，1996），p.327.
[12] Thomas Pakenham，op.cit，p.573.
[13]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1983（Longman，1984），p.196.
[14] James Morris，Farewell the Trumpets（Harvest，1978），p.95.
[15] Joseph Chamberlain，Speech Opening the Colonial Conference，30 June 1902.Geor ge Bennett（ed.），The Concept of Empire：Burke to Attlee 1774—1947（Adam & Charles Black，London，1963），p.330.
[16] Bernard Semmel，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 Theorie s of Imperialism from Adam Smith to Lenin（John Hopkins，1993），pp.111-112.
[17] Winfried Baumgart，Imperialism：The Idea and Reality of British and French Colonial Expansion 1880—1914（London .Oxford，1982），p.96.
[18] Bernard Semmel，op.cit，p.113.
[19] A.P.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A Study in British Power（Macmillan，1985），2nd edition，pp.108-109.
[20] ［法］路易.約斯：《南非史》，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251頁。
[21] A.P.Thornton，op.cit，p.109.
[22] Iain R.Smith，op.cit，p.5.
[23] L.C.B.Seamans，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Methuen，1982），p.405.
[24] C.C.Eldridge，op.cit，p.226.
[25] 自由黨政府上台伊始，便中止了對索馬利蘭的小規模擴張——這是一戰前最後一次領土擴張。
[26] Chamberlain's Speech at t 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ion，31 Mar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 ts XII（2）1874—1914，p.390.
[27] Bernard Porter，Britain，Europe and the World，p.56.
[28] D.K.Fieldhouse，Colonialism 1870—1945 An Introduction（Macmi llan，1983），pp.78-79.
[29] Lange E.Davis，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The Economis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Cambridge，1988），p.37.
[30] 參見 John M.Mackenzie，Impe ri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31] Ronald 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1815—1914，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Macmillan 1993），p.204.
[32] Denis Judd Sc Peter Slinn，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ommonwealth 1902—1980（Macmiilan，1982），p.4.
[33] 西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地區也有少數白人團體，但不享有自治權。
[34]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 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141.
[35]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 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142.
[36] 蘇丹和赫布里底斯分別由英國與埃及、法國共管。鑑於埃及是英國的保護國，蘇丹顯然也只是英國的一個附屬國。
[37] Denis Judd，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from 1765 to the Present（Fontana Press，1997），pp.142-143.
[38] R.J.Cain& A.G.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Longman，1993），pp.25-26.
[39] E.A.本尼安斯、詹姆士.巴特勒和C.E.卡林頓主編的《劍橋英帝國史》第三卷（E.A.Benians，Sir Jam es Butler & C.E.Carrington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 ire vol.Ⅲ The EmpireCommonwealth，Cambridge，1959），將當時的帝國主義思潮分為四類：格拉斯頓自由貿易派、激進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W.A.S.赫溫斯的《一個帝國主義者的辯詞》（W.A.S.Hmins，Apologia of an Imperialist，London，1929），則將當時的帝國主義思潮分為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者、政治帝國主義者和建設性帝國主義者。
[40] ［英］倫納德.霍布豪斯：《自由主義》，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43頁。
[41] ［英］約翰.密爾：《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82頁。
[42] ［英］亞當.斯密：《國富論》，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56頁。
[43] Lord Elton，Imperial Commonwealth（London，1945），p.292.
[44] Georg e Bennett（ed.），op.cit，p.322.
[45] ［英］倫納德.霍布豪斯：《自由主義》，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51—52頁。
[46]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6.
[47] A.F.Havighurst，Britain in Transition（Chicago univer sity，1979），p.57.
[48] H.C.G.Matthew，The Liberal Imperialists：The Ideals and Politics of a PostGladstonian elite（Oxford，1973），p.180.
[49] Ronald Hyam，op.cit，p.266.
[50] ［英］倫納德.霍布豪斯：《自由主義》，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21—122頁。
[51] ［英］休.塞西爾：《保守主義》，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頁。
[52] ［英］休.塞西爾：《保守主義》，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36頁。
[53] H.C.G.Matthew，op.cit，p.161.
[54] Max Beloff，Britain's Liberal Empire 1897—1921（Macmillan，1987），pp.50-51.
[55] Martin Kitchen，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 A Short History（Simon Fraser Univ.，1994），p.52.
[56] Paul Johnson，TwentiethCentury Britain：Social and Cultural Chan ge（Longman，1994），p.32.
[57] Paul Jo hnson，TwentiethCentury Britain：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Longman，1994），p.33.
[58] Lange E.Davis，op.cit，p.33.
[59] Michael Harinden & David Meredith，Coloniali sm and Development Britain and its Tropical Colonies，1850—1960，（Lo ndon and New York，1993），p.88.
[60]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re，p.189.
[61] John M.Garlan d，The Colonial Office and Nigeria 1898—1914（Macmillan，1985），p.101.
[62] Michael Harinden & David Meredith，op.cit，pp.88-89.
[63] Stephen Constantine，The Making of British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Frank Cass，1984），p.11.
[64] Chamberlain's Speech at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31 Mar 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p.390.
[65] Winfried Baumga rt，op.cit，p.175.
[66] C.C.Eldridge，op.cit，p.233.
[67] Max Beloff，op.cit，p.39.
[68] Paul Kennedy & Anthony Nicholl，Nationalist and Racialis t Movement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1914（Oxford，1981），p.193.
[69] Lord Milner，Add ress to the Municipal Congress，Johannesburg，18 May 1903.George Benne tt（ed.），op.cit，p.343.
[70]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7.
[71] Chamberlain's Speeches at the Royal Colonial Institute，31 March 189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XII（2）1874—1914，p.389.
[72]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347.
[73] 19世紀末在英國興起的政治團體，主張國內進行漸進改革以革除社會弊端。
[74]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 tish Empire vol.4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1999），p.191.
[75]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48.
[76] Paul B.Rich，Race and Empi 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32.
[77] Paul B.Rich，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31.
[78] Marry Kin gsley，West African Studies，Robert Collins（ed.），Western African History vol.Iof African History，Test and Readings（New York，1990），p.220.
[79]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190.
[80] Paul B.Rich，op.cit，p.36.
[81]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e，op.cit，p.196.
[82] Paul B.Rich，op.cit，p.36.
[83] Ibid.，p.32.
[84] Ibid.，p.36.
[85] Denis Judd，op.cit，p.135.
[86] Denis Judd，op.cit，pp.135-136.
[87] J.R.Macdonald，Labour and the Empire.George Bennett（ed.），op.cit，p.354.
[88] 伯克所倡導的「託管制」（Trusteeship），指英國根據「人道與義」的原則而成為殖民地發展的受託管理者。一戰後，國聯的「託管制」（Mandate）指的是國聯委託歐洲國家管理前德屬、土屬殖民地。
[89] Jud 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p.189-190.
[90] E.A，Benians，Sir James Butler& C.E.Carrington（ed.），op.cit，p.350.
[91] Judith M.Brow n & Wm.Roger Louis，op.cit，p.190.
[92] Paul B.Rich，op.cit，p.53.
[93] J.Keir Hardie，India，Impressions and Suggestions.George Ben nett.（ed.），op.cit，pp.357-358.
[94] J.R.Macdonald，Labour and the Empire，p.354.
[95] Ibid.，p.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