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綜上所述，司馬氏集團在代魏紹漢、自立新朝的過程中，通過與曹魏展開「制度之爭」，「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對世族、庶民、軍戶等三大階層全部施以「利益均沾」，同時獲得了他們的一致擁戴，所以能夠順順利利地改朝換代、一統四海。

  但司馬氏集團在出台一系列「讓利於下」的寬惠政策之時，並未將根深蒂固的「舊弊」徹底清除：對吏治的寬縱不肅、對奢靡之風的放而不收、對清談之習的馳而不導，使得新朝建立之後卻未實現「隆惟新之化」，隱患四伏，毫不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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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晉朝關於「九品中正制」之流弊、關於門閥之危機等另外一些深層次問題，則要等到三百多年後隋唐時代才能真正解決。這一切，終究是晉朝無法跨越的歷史局限性，可悲可嘆之餘卻也無須深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