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隗、袁紹叔侄時期之「鷹揚虎視」

  漢靈帝末年，天下動盪，風雲際會，正是歷史的大轉折關頭：中原名門世族集團勃然而興，激烈地衝擊著漢室的權力格局。汝南袁氏憑藉「累葉台輔」之資，也想在這一池渾水中大有所為。

  然而，袁隗、袁逢兄弟個性陰柔、行事持重，同時卻缺乏魄力和銳氣。他們只是善於幕後謀劃，卻難以大刀闊斧地推陳出新。

  而這個「繼往開來」的家族使命，就落到了袁紹、袁術兩兄弟肩上。他倆同為袁逢之子，而其母各異，袁紹又出繼給其伯父袁成為嗣。所以，袁紹和袁術的關係又顯得十分微妙，既競爭又合作，既聯合又疏離。

  《後漢書·袁紹列傳》記載：

  （袁）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

  《後漢書·袁術列傳》又寫道：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

  這說明袁紹、袁術兄弟少年時起便廣為交際，呼朋引伴，積累人脈。他倆是汝南袁氏一族培養出來的「屠龍之劍」，鋒芒閃耀，只為伺機出動。

  也許，袁隗、袁逢兄弟的野心只是依附大權而永保三公。但袁紹、袁術兄弟卻「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倆的野心應該是「操控皇權、化家為國」。首先，以袁紹、袁術之好高自負，已然看出三公之位是無法永保的。漢室的三公，雖然地位崇高，也具有人事辟召之權，而其實就是漢帝施政不力時拋出來的「替罪羊」，時常會因所謂的「天災異象」而就地策免。袁紹、袁術顯然是不會滿足於這種流動性權位的。奪得大將軍之權或重設丞相之職而自居，是他倆的著手點。這也是他倆邁越袁隗、袁逢的地方。

  其次，汝南袁氏的家傳之學是《易經》。他們善於從易理讖緯之道中尋找並形成自己一族「以袁代漢、化家為國」的理論依據，即「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袁紹、袁術都以這套理論為立業之本，並信而行之，與漢室離心離德，時刻謀求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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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此，袁紹、袁術兄弟才會在奪權之路上比袁隗等父輩走得更遠。

  實際上，汝南袁隗和袁紹、袁術叔侄咄咄逼人的競奪之勢，連他們族中的明智之士都看不下去了。袁紹、袁術的族兄袁閎就明確指出：

  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這從側面證明，袁隗、袁紹、袁術之所作所為確是在「與亂世爭權」「欲逐鹿中原」。而所謂的「競為驕奢」，其實是袁紹、袁術的招攬士庶之策：他倆若不揮金如土、分享於眾，又如何能使那些賓客、士人「爭赴其庭」呢？袁閎所指的「晉之三郤」，即郤錡、郤犨、郤至叔侄三人，為春秋時期晉國豪強之士，躋身四軍八卿之列，其權可以廢主立威。很顯然，袁閎用郤錡、郤犨、郤至叔侄三人，實際上暗喻的就是袁隗、袁紹、袁術叔侄三人。

  汝南袁氏的政敵也察覺到了袁紹、袁術兄弟的種種異動。《後漢書·袁紹列傳》記載：

  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

  老謀深算的袁隗聽到這些風聲後，急忙要求袁紹兄弟不可高調張揚，以免過早暴露袁氏「與亂世爭權」的野心。

  袁紹年輕氣銳，對袁隗的勸誡不以為意。當然，他這個時候確實是有堅實底氣的：他已攀附上了大將軍、國舅爺何進這棵「參天大樹」，無須太過忌憚宦官集團。《後漢書·袁紹列傳》記載：「（袁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在何進這個軍界大佬的扶持下，他很快做到了虎賁中郎將。

  「黃巾之亂」是汝南袁氏奪權征途上的一個關鍵點。隨著「黨錮之士」紛紛解禁出仕，中原名門世族集團勢力急速膨脹，已然躍居外戚集團、宦官集團之上。袁隗、袁紹叔侄為了「洗白」自家一族勾結宦官的「污點」，於是舉起「清君側、除閹宦」的旗號來收攬士人之心。

  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袁隗以司徒府之名義曾經敦促潁川系大名士陳寔入仕，還營救下了被宦官誣陷入獄的太原王允。他們種種施為，終於立竿見影：袁隗在另一位名流領袖楊賜死後，成了漢末名門世族集團「碩果僅存」的大佬，高踞於「萬夫之望」的地位。袁紹、袁術兄弟則在前邊為他「攻城掠地」、縱橫朝野。

  但袁隗、袁紹叔侄三人在這時節都有一個大大的失算之處。此刻「黃巾之亂」爆發，漢靈帝下詔令各州郡可以自行招兵平亂，造成地方性割據勢力從此崛起，尤以西涼武人集團最為顯著。而汝南袁氏本該藉機調整方略，派袁術或袁紹出任方鎮、待時而動。但他們卻漠然置之，扎堆兒似的留在京都里只想操控皇權。所以，到了後來他們在「十常侍之變」中急需用兵之際，卻無一名宗親子弟手握地方性兵權，反要呼召董卓入京相助，終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袁隗、袁紹叔侄在交好以何進兄弟為首的外戚集團之後，利用何進兄弟意圖由庶族而改換門庭、晉身名流世家的根本需求，說動他們效仿當年的竇武去「清君側、除閹宦」，以消滅名門世族集團之最大政敵—宦官集團。而袁紹兄弟給予何進兄弟最大的理由便是：剷除了宦官集團，何氏外戚集團就能如同當年的梁冀一族，在廟堂之上可以毫無掣肘地作威作福、呼風喚雨。

  何進聽信了袁紹兄弟的建議，「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袁）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摘自《後漢書·何進列傳》）。

  宦官集團乃是東漢皇權的政治「黑手套」，同時也是東漢皇權的最佳維護者。他們並不缺乏政治智慧，而袁紹兄弟「愛士養名、暗植勢力」的舉動也早就被宦官集團中的反袁者看得一清二楚。甚至袁紹兄弟後來操控何進「清君側，除閹宦」的幕後意圖亦被宦官們洞察並轉告給何太后：「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宦官們明面上指的是「大將軍何進」，其實暗指的還有何進身後的謀主袁紹兄弟。

  袁紹兄弟代表中原名門世族集團要把宦官集團連根拔除，就是在為自己今後架空皇權而掃清障礙。他們意圖先聯合何進兄弟剷除宦官集團以贏得大名大利，再又聯合名門世族集團打壓外戚集團，最後達成自家汝南袁氏「一手遮天、獨攬朝綱」的終極目標。

  當然，這是汝南袁氏高層最為機密的陰謀方略，外人自是無從得知。所以，曹操在聽聞袁紹勸說何進藉助外兵盡誅宦官的建議後，不禁哂笑而道：

  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摘自《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魏書》）

  其實，曹操之譏笑，也確有幾分笑錯了：袁紹兄弟盡滅宦官之舉確是另有深意，只不過他倆點燃了這一場大亂，卻是「能放火而不能收火」，終至玩火自傷。

  東漢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漢靈帝暴崩，何進與袁隗同受遺詔而為顧命輔政大臣，共錄尚書事。何氏外戚集團與以汝南袁氏為首的中原名門世族集團，終於結成了同盟，對以張讓、趙忠等十常侍為首的宦官集團形成了壓倒性優勢。從表象上看，一切正朝著袁隗、袁紹叔侄謀劃的方略順利進行。

  不料，在最後關頭，何進因其妹何太后的強烈反對而變得束手束腳起來。袁紹再一次強烈建議他外召各地州郡豪強帶兵進京以「清君側、除閹宦」的名義倒逼何太后下旨盡滅宦官。

  何進在袁隗及其背後名門世族集團的強大壓力下，只得請旨封袁紹為司隸校尉、袁術為虎賁中郎將、王允為河南尹，控制了京畿內外，「專命擊斷」，全權負責剷除宦黨之事宜。

  而袁紹在召集外兵入京的權衡思慮之中，選定了袁隗府署的故吏、時任并州牧的董卓前來相助。董卓當時已是西涼武人集團的首領之一，在朝野間頗具威名。袁紹認為借重他的強大兵力，可以有助於自己「除閹宦、謀大權」的計劃徹底達成。

  但是，他識人辨人的眼光確實不夠精準。連與他同為何進幕府謀士的鄭泰都看出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將恣凶欲，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而袁紹卻不以為意。果然，董卓帶兵入京之後，來了個「反客為主」，利用軍事實力上的相對優勢，挾持了漢帝，壓制了袁隗、袁紹、楊彪、王允等各大名士卿相，打破了袁氏家族的全盤謀劃，令袁隗、袁紹叔侄追悔莫及。

  其實，「十常侍之變」時，顧命首輔大臣何進被狙殺，那麼袁隗作為顧命次輔大臣就應該在袁紹、袁術兄弟的拱衛下站到明處，一呼百應以對付閹黨。而且，大事將起，袁家的正確謀劃應該是這樣：由袁隗、袁紹帶軍去疾追少帝劉辯和陳留王劉協，不能讓宦官或其他勢力集團乘隙挾持了皇權；由袁術帶兵留守在後，掃除宦官餘黨並收攬何氏餘眾。

  但在現實中，袁隗、袁紹、袁術反而是本末倒置、昏頭昏腦地扎堆在一處對宦官們進行斬盡殺絕！反而把「挾天子以令群臣」這個核心要務甩到了腦後不顧不問！這在政治鬥爭中是大大的失策。

  果然，董卓搶先一步趕到北芒山，將劉辯、劉協控制在了掌中，袁隗、袁紹叔侄失了先機，從此處處受制。汝南袁氏操控皇權、化家為國之大略，就這樣敗壞在了最後一步「棋招」之上。

  而董卓「廢帝立新」更是「釜底抽薪」的一記狠招。屆時，連新皇帝都是董卓一手擁立的，袁隗雖然貴為太傅，有託孤輔政之權，也無法再與董卓的赫赫權勢相抗衡！更何況袁隗的輔政之責的對象是原少帝劉辯，而非新帝劉協。袁隗本人作為碩果僅存的輔政大臣，就這樣被董卓逼到了無名無分、缺權少勢的地步！

  這也是袁紹、袁術為何要遁出洛陽潛往關東聯合各路州郡兵馬發動勤王之役的關鍵。因為，汝南袁氏在京都「十常侍之變」中一步走錯、滿盤皆輸，只有跳出局外另起異軍，方能轉敗為勝。

  可是，他們還有徹底「鹹魚翻身」的那一天嗎？

  筆者相信：袁紹在遁出洛陽城之際，胸中還是底氣十足的—和他同行赴難的，內有荀諶、許攸、辛評、郭圖等一大批才略卓異的豫州系名士。只要有英才追隨，汝南袁氏終會再鑄輝煌！